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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绪程 中国今后10-20年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如何走？其改革目标如何确定？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经济体制改革虽取得巨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失控、腐败猖獗，市场经济扭曲，由之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但日趋严重，经济改革的深化也是阻力重重。事实证明，由当初政经高度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不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不能再延后，但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政改目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做不到。现在有人一提政改就要宪政，想一步到位，愿望是好的，但目前中国不具备宪政的条件。现实的选择不是直接实行宪政，而是逐步推进基层民主与法治，为宪政创造条件。讲宪政，经济条件当然不是绝对性指标，但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条件却不可或缺。比如印度，尽管经济落后，但国大党精英一直秉承甘地的和平、自由、民主的理念从政，因而印度能够宪政。中国的传统是什么？那就是《水浒传》的“一言不合，落草为寇”，动辄刀兵相见，结果是兵燹战火、玉石皆焚，物质文化的长期积累周而复始地被破坏，尽管中国经济曾一度领先于世界，却是出现上千年的惰性循环。 　　因此，中国的政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政改应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比如宪政是政改的终极目标，但终极目标却包含在阶段性目标之中。不可或缺的政改阶段性目标是，从“后革命专政”政治（也有称之为“后极权”政治）转向现代的、有一定法治的权威政治。改革的策略也应当是分步实施，在实践中找准突破口，而不是预设突破口。既要早起步，又需把握节奏，“小步快跑”；既要进行有所配套的直接政治体制改革，又可采取迂回战略，以社会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概言之，一切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推行一个，边缘成熟了就在边缘推行，外围成熟了就在外围推行，基层成熟了就在基层推行，不能搞教条主义。撷其主要，提出以下意见： 　　一是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改革要加快进行。比如，行政垄断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指望经济改革能解决。行政垄断为历史所遗留，是传统既得利益的恶性发展。行政垄断不但为市场经济设置障碍，也是社会不公的突出体现。但要冲破行政垄断，必须通过政改途径来解决，以法治秩序来规范一切市场主体。 　　二是与社会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需要改革对象很多，以教育体制为例。我国的教育体制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试图突破行政对教育的束缚，现在又如何呢？教育行政化更严重了。教育改革必须去行政化，还教育本身的面目。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现在推行的教改主要是教育方式的改革，体制问题不敢去碰。但迟碰不如早碰，不然会贻误国家的未来，贻误我们的子孙后代。 　　三是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的。第一，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所谓配套改革，是指乡镇直选、公共财政、公益性（互益性）社会组织以及民事独立审判制“四合一”改革。如果单独搞直选，难以成功。打个比方，如果在某个镇采取镇长直选，候选人是不是要承诺向下负责？否则选民不会选你。但如果当选者不向上负责，那么上面的条条权力可能将你禁锢。那你又如何向下负责呢？因此，在进行直选的地方要有独立的民事审判，否则谁来公正裁判？配套改革，需先做试点，而且要得到省（市）委以上主要领导的支持。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家父子痛定思痛，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土地改革，二是基层选举，三是整治党风。基层民主搞了30多年才开放党禁。所以，政改必须先进行试点，让国人把民主当作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不试永远没民主或宪政那一天。在试的过程中，不搞党派竞选，而是个人竞选，或组织推荐人竞选。国民党当时就是在没有开放党禁的情况下进行基层直接选举的，不要一讲直选就说开放党禁，因为现在不能这样做，也办不到。…

2009/10/21 09:23:54 　来源：凤凰网　 评论0条 手机看新闻 专家解读中国企业税费之痛 要养的公职人员太多 据统计，1978年以来，全国税收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2007年，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等费用，支出为29425亿元，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530亿元。养人太多就要高税费，2007和2008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分别为51321．78亿元和61316．9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9．95％和20．39％。…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 2049 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

记者日前从省文化厅获悉，截至8月5日，我省已经有1582家网吧完成了网吧监管软件的安装，目前已实现省厅、州市、县（市、区）三级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调试工作，9月底将实现与文化部中央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全面完成网络文化市场计算机监管平台的建设。届时，未成年人网吧上网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此次监管平台的建设采用企业投资的模式，由企业先投入资金建设平台，然后通过广告等网吧增值业务解决投资问题，政府和网吧皆是零投入。在监管平台建成后，来自广告等增值业务的收益将由承建公司和网吧业主共同协商分配。监管平台的建成将有效对网吧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系统会自动要求上网者进行身份登记并核查，未成年人将无法登陆系统；如果发现上网者浏览违规站点和非法内容，监管平台将对其进行截屏、锁定、重启、关闭等操作；网吧超时营业，监管平台将会向监管中心报警。(摘自云南网)

#187; 李锦纶牧师说：“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图：基督日报） 正值中国庆祝六十周年盛典之际，加拿大中国褔音会与温哥华短宣训练中心举办了一场“基督徒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阐释了“改革开放”的当今历史及神学意义。 继杨爱程博士与大家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后，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宣教士李锦纶牧师与大家反思了“改革开放”的神学观。他从八九事件后谈起，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的关口，邓小平因而再次开始了改革开放；然而，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要走向国际化，究竟整个国家需要作什么准备？ 李牧师指，过去中国是农业大国，八十年代因发展工业而令经济转型，国家面对着城市化的问题。他认为，在国民对大国崛起充满期待之时，必须有道德的内持力量。在过去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以儒、道、佛为中心思想，但儒家的理想难以实现，道家的避世注重自保，佛家又破执缺乏动力，因此难以成为人民的道德规范，不能打破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的文明社会，她们对权力开放，政府允许人民有批判的空间，而这种空间是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的，因为圣经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李牧师认为，中国的出路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向基督教开放。“从个人的层面看，每个人都需要向自己坦白，求上帝的赦免；而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需要对上帝抱开放的态度，不封杀基督教信仰。” 他总结说：“唯有基督教信仰才能带来人民心灵的转化，因此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

汪正飞 范亚峰是20年前、我在安徽师大读本科时候的同学。我们是同一年（1988年）考入安徽师大的，他在教育系，我在历史系。因为不在一个系，入校后的第一个学期，我们还不熟悉。1989年上半年，我们学校卷入了学生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次运动中，我第一次认识了老范（师大那几届的同学都这样称呼他）。在师大的四年中，我与亚峰交往比较多的还是在大二之后，当时他鼓励我们班几位比较热爱学术的的同学考研。因为不熟悉规则，1992年我初次考研失利。毕业前夕，亚峰鼓励我继续考，并期待两年后在北京见到我。 1994年，我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那一年亚峰还在北大法学院读硕士。人大离北大很近，这样我们有了比较多的见面机会。1995年，亚峰硕士毕业后去了北京教育学院工作。1997年，我从人大毕业后去了北京电力局培训中心工作。在得知我签约电力局后，亚峰非常生气，在人大研究生宿舍门口，他大声痛斥我放弃考博的决定，并且断言我是在走弯路。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亚峰判断是对的。在北京电力局培训中心工作了几年后，因为不适应那里的工作环境，我重新萌发了考博士的想法。在我准备考博士的过程中，亚峰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不仅把他以前考博的资料转让给我，而且还向我推荐了经典书目与核心杂志。2003年，我考上了北大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因为走了弯路，亚峰劝我在读博期间要勤勉读书，以弥补过去几年远离学术圈子所造成的缺失。亏欠的是，在读博士的期间，我一直为严重的神经衰弱所困扰，不仅在学术上没有什么积累，而且连完成毕业论文都成了难事。正在我处于彷徨无助之时，亚峰再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以近乎苛刻的方式唤起了我重整旗鼓的斗志。 在与亚峰交往的这20年中，我愈来愈多地感受到他待人的那种真诚、大度。朋友的帮助有两种，一种是锦上添花，一种是雪中送炭。亚峰的友谊无疑是后一种，他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因着对于朋友的坦诚，亚峰的严厉又常常让人不得不直面自己的缺点。“良药利于病，良言利于行”，在一个惯于点到为止的时代，亚峰的真诚和无私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运动中，亚峰是安徽师大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我则是边缘参与者。除了运动开始时阶段上街游行了几次外，我基本上没有加入后面的进程。在我们20年的友谊中，随着交往的增多，我对生活中的亚峰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多时候，他的一丝不苟是源于对规则的尊重。“戴着脚铐跳舞”，亚峰对法治精神的感悟已深入了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1998年，亚峰和另外一位同学去我当时所工作的单位串门，我们在八大处附近等的士，在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图方便、想打黑车时，亚峰果断阻止了我们，一直等到有牌照的的士过来，我们才上车。 回顾我与亚峰20年的交往，他常在生活中带给我鼓励、支持。同时，他行事为人的正直、坦诚，他对于规则的高度尊重，这些都给了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生有亚峰这样的朋友，这诚是我的幸运！ 2009-11-28 本文作者为安徽师大历史系1988级本科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94级硕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刘军宁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3期 来源日期：2009-11-26 　　浙商上书反对“被国有化”强化了各界对“国进民退”的聚焦。今年4月，山西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将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10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伴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航空、钢铁、房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也再次出现了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国进民退”不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和介入，行政之手无一例外扮演了主导角色。“国进民退”的大戏经过数年的预演之后，大幕正式拉开。无疑，“国进民退”是当下的一件大事，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如此重要的政经举措有宪法依据吗?通过反复研读现行宪法，我发现，“国进民退”有充分的宪法依据，“国进民退”完全符合现行宪法。 　　按照现行宪法，一切好的东西、重要的东西都属于国家。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重要由国家与政府说了算。国企是国家与政府的嫡出之子，因此，国家把好东西交给亲儿子真是再正常不过了。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若严格依据这一条，私营企业是没有资格开矿的，开采权即便轮到集体，也轮不到私人。如同一些左派在网络上所认为的，山西省政府组织山西的国有煤矿兼并收购民营煤矿，完全是一种依宪行政的行为，纠正了以前民营化的错误做法。如果私人企业不慎进入专属国家和集体的领域，按照宪法，当然要被赶出来。 　　按照现行宪政，中国经济的性质是国有经济。国家与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去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是宪法赋予的责任。不发展国企，不用国企逐步取代民企，如何保住和发展国有经济?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按照这些规定，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一旦国企与民企争利，国家将用行政手段保障国企立于不败之地，何错之有?不仅如此，若是国企与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还有权采取断然措施，恢复国企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只有把国企做大做强、把民企做小做弱，才能确保中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而且，宪法还强烈暗示，中国走完初级阶段之后，国企与公有制还要有更大的发展。到那时国企与民企，就不是进与退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 　　按照现行宪法，国企和国有财产的宪法地位远远高于私企和私人财产，国企得到的宪法保护也远高于私营企业。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单引号为笔者所加。)宪法明确禁止对包括国企在内的国家资产的任何侵占或破坏，但是没有明确提到这样的禁止是否也适用于包括私企在内的私人财产。可见，宪法公开地对国企与私企实行差别待遇。而且，按照宪法，在征收私有财产时，国家“可以”进行补偿，这意味着也“可以”不补偿。那些得到补偿的煤老板，不论补偿多么少，都应该“知足”了。因为按照宪法，国家完全“可以”不补偿。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对“国进民退”不论有多大不满的人都应该承认，现行的“国进民退”的国策不仅不违宪，而且有十足的宪法依据，甚至还没有达到中国宪法给中国规定的长远目标。现在的“国进民退”的做法还不算有力，不算彻底。根据宪法第一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如果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用专政的机器来加以消灭也是符合宪法的。 　　虽然“国进民退”符合现行宪法，不满“国进民退”的人也不必太悲观。因为中国宪法有一个很强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它始终是一部追认事实的总结型宪法，而不是统揽前后的一般性宪法。许多在当时如火如荼的事情都是没有宪法依据，甚至是违宪的，好在有一部分得到了事后的追认。不信?请看看下面随手拾到的例子：…

s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libri; mso-ascii-theme-font:minor-latin;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mso-fareast-theme-font: minor-fareast;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hansi-theme-font:minor-latin” 　　 2009 s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libri; mso-ascii-theme-font:minor-latin;mso-fareast-font-family:宋体;mso-fareast-theme-font:…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25日03:50 舜网-济南日报 我国将以往的外向型增长结构转变为“外需、内需共同发展”。（资料照片） 　　近日，国务院批复的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 正式对外发布，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务院今年共批复了7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获批数量是前4年的总和。 　　今年获批的区域规划除了注重沿海布局外还开始开发沿边，从东部、南部延伸到中部、西部、东北等地；将以往的外向型增长结构转变为“外需、内需共同发展”。其实，我国高层决策者在10年前就已经注重区域经济的发展，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显得更为迫切。 　　专家建议，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一个区域经济管理机构，将目前由不同部门负责的区域管理职能集中起来，统筹考虑对各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