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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rgb(33, 37, 41)][font=system-ui, -apple-system, "][size=14px][b][font=system-ui, -apple-system, "][size=16px]在2016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法律秩序稳定之锚的英美两国突然发生异变。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大选推出另类总统特朗普，在世界范围内不断造成意外和不确定性。以此为背景，WTO上诉机构按照任期届满的空缺职位重新遴选新委员的工作从2016年开始受到严重阻碍，直到三年后彻底丧失裁定的功能。美国从2018年1月开始采取大幅度提高关税的举措，从2019年5月开始对华为等企业采取封杀行动。这场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其实是法律战，必然促进企业的策略诉讼以及政府的司法外交，当然也就相应地提升了预防法学的重要性。为此，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省察和反思中国企业法务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实践。[/size][/font][/b][/size][/font][/color][/align] [color=rgb(3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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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成 2022-04-09 15:20 法国大革命，若从1789年算起，已经230多年了，但是它的影响至今不灭。 大革命为什么重要？以色列史学家阿隆·康菲诺对此作了一个解释。他把法国大革命称作一个“根基性过去”（foundational past）：“根基性过去是指代表一个时代的事件，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历史创新，成为道德和历史尺度，成为衡量一切人类事物的尺度。根基性要素不是事件的一种内在品质，而是存在于人们主观性之中的一种历史建构。”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正是上述意义上的历史创新事件。具体而言，“《人权宣言》和恐怖重新定义了政治和道德。大革命催生了从 1789 年起决定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思想和实践：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人权、总动员以及革命观念本身。大革命是关于民主和国家恐怖的第一次现代经验，因此被视为衡量现代历史的新标准。对于英国评论者埃德蒙·柏克来说，它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模式，但对于列宁来说，它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 1789年，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
[b] [/b] [color=rgb(0, 0, 0)][font=瀹嬩綋, Tahoma][size=14px] [align=left] 布罗代尔曾经对孚雷说：“如果你有一个平庸的学生，让他去研究1789；如果你有一个实在糟糕的学生，就让他研究1848 !”法国大革命，这个一定会被这位年鉴派大师不屑地称为“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的乱哄哄的事件，最终在孚雷这个年鉴学派的“平庸”学生手里，成为20世纪最具魅力的历史学主题之一。孚雷对法国大革命的颠覆性和创造性的阐释在一种恢宏的政治视野中开启了对现代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法国大革命以来混乱的革命和民主传统和二十世纪跌荡的共产主义理念在他的政治的思想史[1]的审视下，体现出深刻的关联，揭示出现代政治的内在紧张。现代性在构建现代世界的两次决定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充分地展开其内在的矛盾和危机，因此孚雷对现代政治的思想史阐释乃是对现代性病理的诊断。这个诊断开始于孚雷对自己早年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反思，因此他对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念的思考就像托克维尔对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思考一样，乃是一种介入的历史学，一种致力于理解个体和时代命运的历史学。[/align][align=left] 布罗代尔在德国战俘营中度过了五年。据说当俘虏的不幸促使这位天才的史学家在监狱里沉思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奇怪的是，他的思考却似乎和当时正在进行的与人类命运生死攸关而胜负未明的世界大战没有什么瓜葛。看不出地中海世界的命运在十七世纪而不是十六世纪衰落对人类的未来有什么决定性的不同影响。大师在监狱中几乎凭记忆写下了后来使他一举成名并成为年鉴学派伟大里程碑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他的天才一样惊人的是他在此期间长期思考形成的历史观，用他的夫人的话来说：“那些最悲惨的事件（他在战争所经历的）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之一粟：要努力看得更远，了解正在迫近的命运的意义，可能的话，还要保持希望。”[2]这种历史观对于那些和布罗代尔一样经历战争的痛苦甚至失去生命的人来说，多少有些骇人听闻。说实话，很难在布罗代尔的历史学中看到他对个人命运的思索，个人命运和那些和决定个人命运的直接、迫切的事件一样，被他认为是危险的、骗人的历史。对于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以后的政治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轻视和政治超然颇不寻常。然而对于大多数经历过这一段动荡岁月的人而言，这样的超然难以想象。[/align][align=left] 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期，对法国知识分子影响最为深刻的当属共产主义信念和这一信念的破灭，孚雷晚年的压轴之作《幻想的逝去——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观念》[3]很大程度上是他这一代人的精神肖像。反思共产主义和法国大革命是孚雷学术生涯的主要关切，虽然作为历史学学者他也曾游走于二战后颇为走红的社会史和年鉴学派门下，涉猎过十八世纪法国知识传播史，并且一度在拉布鲁斯的指导下就十八世纪巴黎的社会结构问题写作国家博士论文[4]—–但最终他放弃了。大概他的政治关怀和政治经历使他无法安心于学院式的实证社会史研究和按部就班的学院生涯。二战以后孚雷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一样认为唯有共产主义肩负着人类的希望，于是加入了法共，并一度在党内非常活跃，不过最终他逐渐脱离了法共。共产主义经历完成了孚雷的政治教育，同时他逐渐在漫长的学术漂泊中找到法国大革命研究这一学术志业，大器晚成。从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到以反思大革命为业并最终以一部剖析共产主义理念的著作结束人生，孚雷得出结论：革命是一种幻想，共产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创造的革命幻想的伸展和膨胀。正因此，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5]一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法国知识界极权主义批判的一部扛鼎之作，他的研究也被视为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政治（intellectual politics）传统的重要部分。[6][/align][align=left] 孚雷的史学成就及其冲击性的影响在于他颠覆了自十九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形成的共和主义/雅各宾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大革命史学传统，更新了大革命史学。然而吊诡的是，孚雷恰恰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始祖马克思和重要的共和主义史家基内（Edg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