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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季卫东:法治建设如何回应现实需求

[b] [/b] [color=rgb(0, 0, 0)][font=瀹嬩綋, Tahoma][size=14px] [align=left]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是党中央明确的基本思路。社会实践不断向前推进,法治建设须紧跟作出回应,任何社会都不应忽视法治的价值。[/align][align=left]   不过,如何落实法治,尤其是如何将法治的理念贯彻到治理的方方面面,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还会面临不少困难。[/align][align=left]  …

应星:“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

[b] [/b] [color=rgb(0, 0, 0)][font=瀹嬩綋, Tahoma][size=14px][align=left]   韦伯在他1917年的著名演讲中,开篇就谈到了科学作为“天职”(Beruf)在物质意义上的含义——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这种区分与他两年后在“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一个区分是一致的:“为”政治生存(live“for”politics)与“靠”政治生存(live“from”politics)。不过,在政治领域的这种区分并不特别明显,就像政治家所追求的权力的神圣精神(Holy Spirit)或荣誉(Glory)与政客所追求的虚荣(vanity)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一般。(1)而在科学领域,这种区分比较明显,因为学者生涯体现出更强的自律性而非他律性。学者外在的职位、荣誉与内在的价值时常是错位的,按照韦伯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两者的相合不过是一种运气而已。(2)所以,韦伯在对作为职业的科学做了简略的讨论后,很快就将重点转向讨论学者生活的内在条件。我们也因此容易忽略韦伯这些简略讨论的意义。其实,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述自有其重要的意义。职业化是现代学者与古代学者的重要差别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所谓的“安身立命”,必先有外在的安身,而后才有内在的立命。安身环境对大多数学者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为自己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是寥寥无几的。年轻学者往往在刚开始走上学术道路时满腔热情,一旦受挫则易生怨艾甚至无法承受。他们之所以缺乏承受力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学术处境缺乏清醒的认识。韦伯在演讲开篇这部分的讨论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他在演讲后面所谈到的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功用:清明。(3)尽管清明并不能帮助年轻人征服运气,却能使他们面对不利的处境时更加从容平和。[/align] [align=left]  …

李猛:专家没有精神?——韦伯论官僚时代的科学与文明

[b] [/b] [color=rgb(0, 0, 0)][font=瀹嬩綋, Tahoma][size=14px][align=left]   [b]一、韦伯的“伟大”[/b][/align][align=left]   自韦伯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奉献了这么多的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无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1)[/align] [align=left]  …

谢冕:永远的校园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 -这也许竟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八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里林丛中 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 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 [align=left]  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会一味的幸福欢愉,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 始了实在的人生。[/align] [align=left]  匆匆五个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 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战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醇、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align] [align=left]  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

季卫东:大转型与法治重构——劳伦斯·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读后感

[b] [/b][color=rgb(0, 0, 0)][font=瀹嬩綋, Tahoma][size=14px] [align=left]   美国法学在二十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前期是法律现实主义压倒法律教条主义,后期是“法与社会运动”风靡一时。就在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上,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横空出世,引领理论和实践的潮流,成为一代宗师。[/align][align=left]   还记得1991年秋天,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轮美奂的斯坦福大学,劳伦斯担任我的合作教授。尽管我早就读过他的经典之作《美国契约法》、《法与行为科学》(与斯图瓦特?麦考利教授共同编著)、《法律体系:社会科学的视角》、《法与社会导论》等,也有若干位日本著名专家向他引荐过我,但之前我们从未谋面。首次见到他是在抵达“阳光之城”帕罗奥托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参加他主持的国际研究工作坊之际。我们在会场交谈了一会儿,商定了两人晤谈的时间和地点。我如约到他办公室,研究日本战后法与社会变迁的专家弗兰克?阿帕姆教授还在座,劳伦斯介绍我们相识后送客。然后他询问我的研究计划,介绍斯坦福法学院的制度、课程以及研究活动,并希望我能经常出席每周三的教师午餐研讨会。他还领着我到图书馆参观,要求工作人员帮忙,让我十分感动。劳伦斯还向我推荐了几本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都与法社会史有关。[/align][align=left]   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法学院任教期间,也就是1960年代,尽管劳伦斯曾经与人合编过法与行为科学的鸿篇巨制,但他的研究方法并非侧重经验素材的收集和实证分析,而是立足于历史材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法制史领域威斯康辛学派鼻祖詹姆斯?哈斯特的衣钵传人。他的第一部获奖著作《美国法的历史》,把历史学的时序观与社会学的结构观密切结合在一起,乃法社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这部新作沿袭了劳伦斯的固有风格:以小见大,在具体而生动的真实故事中发现法律命题的脉络和涵义,透过不同类型的现象甚至日常观感来探索规范秩序的共性和规律。但是,这本史学新著在谋篇布局上较之过去更见创意和匠心,特别是侧重在法律与社会互动关系中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大趋势。[/align][align=le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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