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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顺势而为圆满稳妥解决基督教未登记教会问题迫在眉睫

li ming 时间:2009-11-10 11:32:21 作为一名基层宗教工作者,一直关注着这些未登记教会的管理模式、安全问题责任,并与数百上千名基督徒作过深入探讨。我个人认为,圆满稳妥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在与政府与在未登记教会中聚会的基督徒。这个问题,国家宗教事务局应引起高度重视,并有大智慧,广泛听取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信徒代表和基层宗教干部的意见,立足根本,着眼长远,下大气力以大动作来推动该问题的解决。我个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督教两会的管理模式。当下有些基督教两会成了部分人的利益群体,而政府又给予其大多的不切实际的职责,如:兴建寺观教堂的审批前置,如教职人员的认定等等,如果某信徒与该管理组织不相容,或者许多人与两会管理组织有矛盾,则这部分人将无法过正常的宗教生活。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只能将他们推向了私设聚会点聚会,推向了政府依法管理的对立面。 关于三自的使命。三自是旗帜,过去坚持三自,将来也要坚持,但三自组织可以弱化。跟其它宗教团体一样,只要有协会即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高举了三自,并设立了爱国会.但时过境迁,单独对天主教和基督教提出三自爱国会,有点不伦不类,并非有了这个组织就更加爱国.而是中国境内的所有团体都有爱国的义务. 二是分清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在宗教事务的管理上,应当重点突出服务,即为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服务。当下,全国上下有大量的未登记教会,政府既不承认合法,同时也将这部分群众置于管理范畴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聚会过程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我个人认为,这个责任追究不在基层宗教事务部门。追根溯源,应当在国家宗教局,因为他长期的思路不清的缘故,私设聚会点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并造成了部分信教公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不合作。倘若哪天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或者安全事故,一味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是不合适的。 三是关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名称。盗用家庭教会这一虚假的定义,使这些未登记教会的身份十分暧昧,它既不是家庭成员,也不是在某人家中聚会,成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过宗教生活,却妄称家教,这是西方人的诡计,并且得逞了。所以请这部分信众,自己解释清楚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称谓。…

莫之许:经济学话语为何淡出公共领域?

文章提交者:阿门王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强势始于1992年,这并非偶然。就在这一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执政党正式确立为工作中心。经济学鼓吹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把饼做大”,这符合了官方意识形态中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描述,也就是“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产权改革、市场开放,又与官方所着力推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大力引入外资相匹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话语走进公共领域,充当了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辩护手的角色,被冠名为“主流经济学”,其义在此。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仍处在现代化起飞的前期。1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普遍的匮乏已经缓解,但大多数中国人仍处于贫穷当中。对匮乏的记忆和对财富的追求,汇成当时最为强劲的民意。在长时期对西方经济学隔膜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人开始把经济学看作是获得财富的指南,甚或是一种练金术,在对现代学术不甚了解的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经济学神秘主义的情绪。经济学本来只是一门建立在特定假设基础之上的分析性学科,它或许能帮助人避免一些经济决策中的谬误,但是,进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财富的获得需要根据特定情势作出一系列的选择,这不可能是经济学所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举国经济狂热的浪潮中,这种经济学神秘主义不仅在普通群众中蔓延,在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中国知识界,也逐渐流行开来,经济学的概念框架、运思技艺、人性假设,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 经济学占据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还因为其给出了未来的预期,甚至是某种转型蓝图。在经济学家笔下,以市场配置资源,同时也隐含了小政府大社会、法治体系等制度内容。而在转型顺序上,也就隐含了以市场化为发端,通过缩小政府权力,建立法治体系,直到最后建立起对权力有所约束的代议民主制度的路径设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中国正式加入WTO,政府职能出现了一些转变,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也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改革或转型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如吴敬涟先生就长期鼓吹 “改革正在过大关”。这种以市场化为追求,并最终延伸至法治、政改的转型蓝图,也赋予了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吸引力。也赋予了经济学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议题上取代了本应由政治学、法学来担当的位置。…

专家称各地官员财产申报流于形式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13日17:30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13日电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今日表示,严格来说,目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还没有开始,而各个地方正在进行的一些官员财产申报,也都流于形式。   李成言今日做客人民网,就中共反腐倡廉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作以上表示。   李成言介绍,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填一个表,申报一下,其实很复杂,因为涉及到某一些人的利益问题,而且一些利益还涉及隐私权的问题。   他表示,官员作为一个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是公众人物,所以应该是可以阳光化的,不应该有自己的隐私。但官员私人空间的东西则可以例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财产申报制度全称应该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或者公开制度,在中国,在家庭生活的范围,独立生活的子女,甚至申报者的父母都应该纳入范围。…

煤老板绝地反击 质疑山西煤改违法

作者:曹海东,李廷祯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11-5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远未结束,煤老板们已开始反击。他们一方面团结起来,通过官方渠道向山西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联合律师、学者高举物权法和宪法,准备诉诸法律维护自身利益。 绝地反击 闪光灯的咔嚓声中,43岁的煤老板老林习惯地将头闪在一边,紧张地吩咐记者千万别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模样。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煤老板此时非常谨慎——他们正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讨回“公道”。 这是2009年10月31日,杭州之江宾馆。二十多位在山西投资的浙江煤老板代表赶到杭州开会。再过一天,进入11月,就是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最后大限——按照山西省要求,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要全部通过验收。 自从去年9月,山西省推行“煤矿兼并重组”以来,两千多座煤矿被挂上了“国字号”的牌子。这场被誉为“国进民退”的改革,成为近三十年来,山西煤炭领域最大的一场变革。 这意味着,这些煤老板如果不接受被兼并,手中的煤矿将会被强制关闭。如同十年前陕北收购民营油矿事件一样,这些曾经拥有采矿权的煤老板将一无所有。…

袁绪程:政治体制改革应从现实出发

作者:袁绪程 中国今后10-20年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如何走?其改革目标如何确定?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经济体制改革虽取得巨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失控、腐败猖獗,市场经济扭曲,由之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但日趋严重,经济改革的深化也是阻力重重。事实证明,由当初政经高度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不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不能再延后,但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政改目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做不到。现在有人一提政改就要宪政,想一步到位,愿望是好的,但目前中国不具备宪政的条件。现实的选择不是直接实行宪政,而是逐步推进基层民主与法治,为宪政创造条件。讲宪政,经济条件当然不是绝对性指标,但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条件却不可或缺。比如印度,尽管经济落后,但国大党精英一直秉承甘地的和平、自由、民主的理念从政,因而印度能够宪政。中国的传统是什么?那就是《水浒传》的“一言不合,落草为寇”,动辄刀兵相见,结果是兵燹战火、玉石皆焚,物质文化的长期积累周而复始地被破坏,尽管中国经济曾一度领先于世界,却是出现上千年的惰性循环。   因此,中国的政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政改应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比如宪政是政改的终极目标,但终极目标却包含在阶段性目标之中。不可或缺的政改阶段性目标是,从“后革命专政”政治(也有称之为“后极权”政治)转向现代的、有一定法治的权威政治。改革的策略也应当是分步实施,在实践中找准突破口,而不是预设突破口。既要早起步,又需把握节奏,“小步快跑”;既要进行有所配套的直接政治体制改革,又可采取迂回战略,以社会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概言之,一切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推行一个,边缘成熟了就在边缘推行,外围成熟了就在外围推行,基层成熟了就在基层推行,不能搞教条主义。撷其主要,提出以下意见:   一是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改革要加快进行。比如,行政垄断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指望经济改革能解决。行政垄断为历史所遗留,是传统既得利益的恶性发展。行政垄断不但为市场经济设置障碍,也是社会不公的突出体现。但要冲破行政垄断,必须通过政改途径来解决,以法治秩序来规范一切市场主体。   二是与社会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需要改革对象很多,以教育体制为例。我国的教育体制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试图突破行政对教育的束缚,现在又如何呢?教育行政化更严重了。教育改革必须去行政化,还教育本身的面目。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现在推行的教改主要是教育方式的改革,体制问题不敢去碰。但迟碰不如早碰,不然会贻误国家的未来,贻误我们的子孙后代。   三是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的。第一,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所谓配套改革,是指乡镇直选、公共财政、公益性(互益性)社会组织以及民事独立审判制“四合一”改革。如果单独搞直选,难以成功。打个比方,如果在某个镇采取镇长直选,候选人是不是要承诺向下负责?否则选民不会选你。但如果当选者不向上负责,那么上面的条条权力可能将你禁锢。那你又如何向下负责呢?因此,在进行直选的地方要有独立的民事审判,否则谁来公正裁判?配套改革,需先做试点,而且要得到省(市)委以上主要领导的支持。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家父子痛定思痛,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土地改革,二是基层选举,三是整治党风。基层民主搞了30多年才开放党禁。所以,政改必须先进行试点,让国人把民主当作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不试永远没民主或宪政那一天。在试的过程中,不搞党派竞选,而是个人竞选,或组织推荐人竞选。国民党当时就是在没有开放党禁的情况下进行基层直接选举的,不要一讲直选就说开放党禁,因为现在不能这样做,也办不到。…

中国企业税费之痛:全国每19.72人供养1人

2009/10/21 09:23:54  来源:凤凰网  评论0条 手机看新闻 专家解读中国企业税费之痛 要养的公职人员太多 据统计,1978年以来,全国税收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2007年,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等费用,支出为29425亿元,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530亿元。养人太多就要高税费,2007和2008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分别为51321.78亿元和61316.9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9.95%和20.39%。…

陈志武: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 2049 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

云南全省网络监管平台即将建成

记者日前从省文化厅获悉,截至8月5日,我省已经有1582家网吧完成了网吧监管软件的安装,目前已实现省厅、州市、县(市、区)三级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调试工作,9月底将实现与文化部中央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全面完成网络文化市场计算机监管平台的建设。届时,未成年人网吧上网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此次监管平台的建设采用企业投资的模式,由企业先投入资金建设平台,然后通过广告等网吧增值业务解决投资问题,政府和网吧皆是零投入。在监管平台建成后,来自广告等增值业务的收益将由承建公司和网吧业主共同协商分配。监管平台的建成将有效对网吧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系统会自动要求上网者进行身份登记并核查,未成年人将无法登陆系统;如果发现上网者浏览违规站点和非法内容,监管平台将对其进行截屏、锁定、重启、关闭等操作;网吧超时营业,监管平台将会向监管中心报警。(摘自云南网)

加拿大李锦纶牧师:“改革开放”的神学反思

#187; 李锦纶牧师说:“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图:基督日报) 正值中国庆祝六十周年盛典之际,加拿大中国褔音会与温哥华短宣训练中心举办了一场“基督徒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阐释了“改革开放”的当今历史及神学意义。 继杨爱程博士与大家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后,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宣教士李锦纶牧师与大家反思了“改革开放”的神学观。他从八九事件后谈起,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的关口,邓小平因而再次开始了改革开放;然而,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要走向国际化,究竟整个国家需要作什么准备? 李牧师指,过去中国是农业大国,八十年代因发展工业而令经济转型,国家面对着城市化的问题。他认为,在国民对大国崛起充满期待之时,必须有道德的内持力量。在过去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以儒、道、佛为中心思想,但儒家的理想难以实现,道家的避世注重自保,佛家又破执缺乏动力,因此难以成为人民的道德规范,不能打破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的文明社会,她们对权力开放,政府允许人民有批判的空间,而这种空间是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的,因为圣经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李牧师认为,中国的出路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向基督教开放。“从个人的层面看,每个人都需要向自己坦白,求上帝的赦免;而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需要对上帝抱开放的态度,不封杀基督教信仰。” 他总结说:“唯有基督教信仰才能带来人民心灵的转化,因此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