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温德博士：如何帮助中国才好？ 比较两位到中国很不同的宣教巨人 / 改变字体大小 #160; #160; #160; 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mis/mis_20090508_timothylee.jpg #160;…

邓安庆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现代性的宗教批判使得基督教声名扫地。其直接的表面后果之一，就是人们不再愿意进教堂，不再愿意去听牧师的布道了；而其深层的后果之一，即是现代人在失去了宗教信仰之后不得不在一个无救恩的俗世中，仅仅依靠微弱的一己之力在充满丑恶而冰冷的人生境遇中孤独地生存。但在18世纪末、向19世纪迈进的德国柏林，有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牧师试图改变这一不幸状况，他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饱满的激情和虔敬的信念把许多人（当然主要是贵妇人）吸引到教堂来，把听他的布道作为一种精神的享受，而且他也以哲学的雄辩，科学的实证和宗教的经验深深打动了现时代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的心灵，创立了具有“现代典范”的基督教哲学和信仰体系。这个人就是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在神学上的名声，在宗教学界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像任何伟人一样，其地位也不会是无争议的。坚定地站在施莱尔马赫一边的当代系统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港台译为“田立克”）毫不含糊地说：“他是现代新教神学之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时，他的地位是公认的” 。但是，由于后来以卡尔.巴特(Karl Barth)为首的新正统神学开启了另一种神学的可能，他的门徒于是便企图剥脱施莱尔马赫作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的地位，对他进行了许多激烈的批评。但即便如此，卡尔.巴特本人还是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最近时代神学史上的首要地位归于并将永远归于施莱尔马赫，无人能与他竞争”，“我们面对的是一位英雄，是神学中难以得到的那种英雄。任何人如果没注意到（或从未屈从于）这位人物发出的和仍在放射的光芒，都可以可敬地越过他而采纳其它的、也许是更好的方式。但是请别对施莱尔马赫作哪怕是十分轻微的指责。任何人在此如果不曾爱过，而且如果不会一再地爱的话，那也不会恨” 。来自敌手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赞词比任何一个后继者的颂歌都更加真实而可贵。 与他在神学上的名望与地位相比，施莱尔马赫在哲学上的知名度则相当逊色。尽管严格说来，他应该是后康德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作为《柏拉图全集》的德文译者，将辩证法推进到所有文化领域作为至高无上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德文译者，他是康德伦理学最早的系统批判者，将古典的德性与浪漫主义的情感紧密结合，将虔诚的信仰和自由的个体性注入到冷酷的理性主体性哲学中；作为著名的注经学、教义学家，他把诠释学从单一专门的注释技艺提升到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哲学。这一切都是他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明证，无人能撼动其地位。但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视野一直深受黑格尔狭隘的哲学史观之害，把施莱尔马赫仅仅作为世界精神所要克服的主观性、个别性的发展环节，从而把他与其它浪漫主义者一起作为与费希特哲学相联系的几个方面之一而打入了冷宫…

多妻制遇到了传教士 梁发芾《中国经济时报》专栏(2009,7,3)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明朝后期就到了中国，进行他们所谓的神圣的传教事业。在中国，传教士的事业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以致在中国，皈依基督教的人是异乎寻常地少，发展新的信徒相当难。 两个挑战，一是中国人祭祀孔子和祖先，二是中国的多妻制。对于第一个挑战，传教士基本上采取默认态度，虽然罗马教廷并不认可；而对于中国士绅普遍的多妻制，传教士却毫不相让。可以说，一方面，是中国的多妻制如同一道高墙，阻挡了西方宗教对中国的渗透，家有多妻的中国人不愿也无法皈依基督教；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传教士的呼吁批评，如同涓涓流水，终于腐蚀了中国多妻制的墙脚。多妻制终于在中国崩溃，传教士居功至伟。 中国的多妻制，严格来说应该叫做“一夫一妻加妾”制，借用一种曾经十分流行的语式，是以一夫一妻为主的，以纳妾制为辅或者以纳妾制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一个男人只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妻子，但是，他可以拥有与自己身份相同的数目不等的妾，组成一个多女共夫的家庭。 按照中国古代的规定，任何男人纳妾的数量不能超过皇帝妃子的数量，这是等级制社会不言而喻的事情。皇帝可以娶１２１个女子，如果一个是正宫皇后的话，另外的１２０个应该就是妾，虽然皇帝的妾并不叫妾，而是叫做什么贵妃、婕妤之类。皇帝以下，人们纳妾的数量随他的地位递减，读书而未做官的士，只能拥有一妻一妾。一般情况下，老百姓是不能纳妾的，元朝的法令明确禁止老百姓纳妾娶小。这种规定，并不一定是考虑到人人纳妾，势必使得女性集中到达官贵人家中，很多人因此不可能娶到老婆，根本的原因是，如果老百姓都娶小老婆，则社会等级秩序、上下尊卑、纲常伦理、上流特权等都无法维持。 虽然古代制度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可以纳妾的数量，但是，作为最高道德模范的皇帝本身就不遵守这种规定，其妻妾数量经常是严重超编的，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皇帝在历史上绝不少见，有些皇帝如晋武帝据说有１０万人的庞大后宫队伍。这么多的后宫佳丽，虽然并不一定就是皇帝实质上的妾，但是，只要皇帝愿意，任何一个宫女也可以成为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的小老婆严重超编，因此，民间娶妾纳小的风气也就不可遏止，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在买到官员身份之前，家里就养着四五位小老婆。人们对此只有羡慕和妒忌的份儿，因为纳妾的目的之一就是炫耀身份地位，没有足够的财富，是养不起那二房三房甚至七房八房的姨太太的。 在中国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以多妾和美妾炫耀身份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对此瞠目结舌。不少商人和知识分子怀着艳羡的心情看待此事，但是坚持基督教婚姻观的传教士却拒不认同。 中国的士大夫认为，纳妾自古已然，古代大圣人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自己的接班人舜，这就是纳妾的最早典范。而传教士则认为，古代经书说尧将二女嫁给了舜，实质上指的是第二个女儿，而不是两个女儿。传教士还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圣人孔夫子、孟夫子，他们也没有纳妾，足见圣人并不热衷纳妾。传教士对于中国历史并不十分精通，比如据孔子后人著述的《孔丛子》记载，孔子也是有妾的。但传教士为了废妾而研读中国历史，其认真劲头令人起敬。…

一位老基督徒的馨香之气 1，几天前，有幸与董天民弟兄交谈，欣赏得一位老基督徒的馨香之气。 董天民今年75岁，曾经因为信仰基督被判刑，住了14年牢。 2，他对我们说：“今天，我并不仇恨共产党。”“我还要感谢他，因为福音正是由此在中国传开。” 对于残酷迫害自己的人，不仇恨，反而以爱心向待，谁能作到呢？ 谁能作到无条件爱仇敌呢？世上本无人能作到。 3，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却是真正完全作到了。 而且，每一个基督徒，如果决心遵从基督的教导，也都能作到。 董天民老弟兄，就是如此作到的一个模范的基督徒。…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老人们的记忆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 　　与燕京大学经历同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勿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勿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伯拉纠 Pelagius (360 — 420) 　　　 英国神学家，为一基督教修道士兼神学家，居于罗马、迦太基及巴勒斯坦等处。极力反对奥古斯丁派人类完全堕落之教义。提倡一种异端的自由意志教义，否认原罪；且谓上帝恩典非人所不配得的恩赐，亦非得救所必须。他常说：『如果我应该做，我就能做…

吕沛渊 　 　　 罗马皇帝提尔多修二世，於主後431年的五旬节，在以弗所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目的是要解决“聂斯多留派之争”。由於康士坦丁堡主教聂氏对於主基督神人二性的看法，几乎到了“神人两位格”的地步，招致亚历山大主教屈利罗的严厉反对。屈氏获得罗马主教克力斯丁的支持，然而聂氏有安提阿主教约翰的撑腰。皇帝看到东方教会陷於分裂之际，盼望藉著“以弗所会议”能平息争端。 以弗所会议 在会议召开之前，聂氏在康堡与小亚细亚已经失去民心，以弗所当地的主教麦美农（Memnon）支持屈利罗，反对聂斯多留。聂氏由皇帝派兵护送赴会；然而，安提阿主教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因路途遥远，未能如期赶到。屈氏不愿等候他们，也不顾皇帝代表的抗议，於6月22日召开会议，共有160位主教出席。聂氏经三次传唤，仍然拒绝开会，理由是要等到全部与会主教到齐。 屈氏由麦氏协助，在聂氏缺席情况下，定罪开除聂氏。聂氏於次日得知结果，不服判决，上书皇帝。四天之後，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共42位）来到会场，在皇帝代表与卫队保护下，立刻召集对抗的会议，开革屈氏与麦氏，定罪同意屈氏立场之人。接下来，两边人士互相定罪咒诅，使得“以弗所会议”成为混乱失控的局面。 最後，罗马主教的代表团於7月10日抵达，他们视自己为裁判，不参与辩论。屈氏再度召开会议，正式定罪聂斯多留派与伯拉纠派为异端。由於两批主教对立，双方都上书皇帝陈情。皇帝原先支持聂氏，後来发现大多数主教与民心反对聂氏，面临两难。最後，皇帝下诏，依照两边会议的表决，将聂氏、屈氏、麦氏三人监禁。 皇帝派遣其行政官，赴以弗所宣判其谕令，并调停两边促成和好。他召唤双方各派代表八人，到皇帝行宫迦克墩面谈。屈氏与麦氏继续被扣留在以弗所狱中，而聂氏自愿退隐，归回安提阿的修道院中。皇帝同意聂氏退隐，康堡主教空缺，由双方都能接受的麦克西免（Maximian）继任。皇帝看到经过多次努力，双方仍然无法和好，就於10月宣布“以弗所会议”结束，屈氏与麦氏得到释放，主教们各自打道回府。…

作者：周为筠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9-27 0:55:20 阅 images/article_img_3.gif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争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了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3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