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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 读《思想的后果》

《思想的后果》这本书对中国的读者朋友们来说相对比较陌生。本书出版于1948年,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对二战之后的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视作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 思想与观念 《思想的后果》的英文书名是 “Ideas Have Consequences”,直译的意思是“观念具有后果”。这个书名在中文版中被译成了一个词组:《思想的后果》。其中,观念(Ideas)也被译成了思想(Thoughts)。 观念的意思是人的想法、看法、观点、主义或者信条,而思想是指自我思考的活动及其产物。思想和观念很相关,但也有区别。比如说,一个人可以有许多观念,但是不一定很有思想。在这里,我把思想与观念合并使用。 思想观念为什么重要?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思想观念是影响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因素。”(第1页)换句话说,不是“物质存在”,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着这个世界,而是思想观念决定着这个世界。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信仰。作者在第24页中说,“信仰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仰是宗教的内核,信仰被削弱,意味着宗教被削弱。” 作者讲得很清楚,他不是站在唯物论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他最担心的是,信仰的虚弱导致信仰中绝对真理的削弱,绝对真理的削弱又导致人们善恶观念的削弱,或者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削弱,从而使这个国家陷于道德的混乱中。在中国,人们通常更注重物质而轻视观念,注重问题而轻视主义,认为行动才有后果,观念无足轻重。其实像行动一样,观念是有后果的,甚至,观念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行动。…

《科学大家》| 算法的进化:机器会引发战争吗?

现代算法是可以自学的,尤其是推荐系统算法,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喜好推荐有趣的东西给我们,比如说适合的电影、书籍、音乐等等。算法通过与用户之间的交互过程,获取用户的个人偏好信息,并从中学习进一步完善自身,发现其中的关联关系,以便为下一位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推荐信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研究了其中一种算法,想知道它到底能有多了解我。所以,在剑桥微软实验室测试Xbox游戏机所用的Kinect视觉识别算法时,我顺便拜访了一位同事,想向他了解一个实时推荐系统的算法原理。   该推荐系统的用户界面上随机排列了约200部影片,我要做的是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影片,就把它拖放到屏幕的右侧。其中的确有一些是我比较喜欢的影片,于是,屏幕中的影片位置自动调整,将我可能喜欢的电影放到靠右侧的位置,而将我可能不太喜欢的电影放到靠左侧的位置。仅仅通过一部电影是不足以训练算法的,所以大部分尚未被分类的影片仍然停留在屏幕中间的区域。   《王牌大贱谍》这部影片我觉得很无聊,属于我特别不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把它拖到了屏幕左侧的回收站里。这一操作为算法提供了进一步学习所需的新信息,使屏幕中影片的位置又进行了一次调整,我似乎能感觉到算法对自己提供的建议很有信心:它将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曼哈顿》推荐为我喜欢的电影。这部影片确实是我喜欢的,尽管算法是对的,但此时它还没有给我特别多的惊喜。它可能觉得我会比较喜欢《摇滚万岁》,所以将这部电影向右侧移动了。但事实恰好相反,我不能忍受这部影片,所以我把它拖到了回收站里。   算法本来以为我会喜欢《摇滚万岁》,但事实上我不喜欢,从这个过程中它获取到了重要的新信息。屏幕上的影片又一次进行了重新排列,并且此次调整的幅度非常大。这是因为系统后台的算法程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它根据我此次的选择学到了更多的“新知识”,并微调了推荐系统的模型参数。它判断我可能喜欢《摇滚万岁》这部影片的概率过高,所以通过修正特定的参数来降低其值。虽然此前它从别的既喜欢韦斯·安德森又喜欢《曼哈顿》的那部分影迷处得知,他们也喜欢《摇滚万岁》这部电影,但这一条并不适用于我。   正是这种人机交互给算法提供了持续学习的新数据,使它可以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配我们的喜好。在当今社会,这些算法在我们做出各种抉择时发挥了巨大作用:选择电影、音乐、书籍,甚至伴侣,等等。   如果你喜欢……   电影推荐系统的算法原理比较简单。假定你喜欢电影A、B和C,而另一个用户也喜欢它们,但他还喜欢电影D,那么,D极有可能也是你所喜欢的。当然,现实中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你喜欢电影A、B和C是因为这些影片里有你最喜欢的某位演员,但他并没有出演D这部电影。而另一个用户之所以喜欢A、B、C、D四部电影,是因为它们都是惊险刺激的间谍电影。   算法通过查看你所提供的信息,分析出你喜欢某类电影的原因,进而会把你和那些曾经做出过相同选择的人匹配、关联到一起。算法需要在大量的初始数据样本基础上展开工作,这一点跟许多机器学习算法是相同的。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类必须参与到数据的分类过程中,以便让机器知道它所看到的到底是什么。这种管理数据的行为为算法提取潜在信息的模式做好了提前准备。…

吴啸:21 世纪的出埃及记: 元宇宙会重构世界的维度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是受到物理规则所限制的猴子;在元宇宙中,我们是代码即上帝的神明。…观点,NFT,元宇宙 观点 NFT 元宇宙 区块链作者,团队,专栏,公众号,头条 转自金色财经网站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是受到物理规则所限制的猴子;在元宇宙中,我们是代码即上帝的神明。 原文标题:《「元宇宙」- 21…

刘军宁:“自由·平等·博爱” 错在哪里? – 说说保守主义自由观

“自由·平等·博爱” 错 在哪里? – 说说保守主义自由观 刘军宁 各位书友,下午好!感谢主办者给我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分享的题目是“保守主义的自由观”。这个题目所要回答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自由·平等·博爱”错在哪里? “自由平等博爱”的由来 法兰西启蒙与法国大革命降生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做“自由·平等·博爱”。从此这个口号及其信条及其价值观声名大响、经久不衰,回荡至今。在每个中国有文化的人心中也非常受欢迎。…

杨鹏:神道设教与基督信仰

杨鹏:神道设教与基督信仰 杨鹏 《易经》有一句话,叫“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说文明教化的基础,一个是“神”,一个是“道”。 这里的“道”,相当于 “客观规律”或“自然法则”。“道”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变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道”而行方能趋利避害。认识“道”需要认真观察、独立思考、努力实践。“道”文化是理性的、实用的、功利的,是方法的文化。“道”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高的概念,代表中国精神的最高点。俗话说,要讲道理。 那“神”是什么呢?我们不能通过理性去认识神,只能通过信仰。在信仰中看到“神”,人心就会有特殊的变化,例如在“道”的自然秩序下,人是有生有死的,但在“神”的信仰中,人是可以永生的。所以,“神”是一种超越“道”的力量,而且“神”会回应人,通过信仰及一定的仪式,信仰者会感到“神”对他的回应和帮助。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的创造者,是宇宙自然规律的决定者,也是人类历史规律的决定者。 “圣人以神道设教”,如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大体相当于“圣人以科学与宗教建立文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应当建立在科学与宗教两大基础上。 我认为,西方文明中,“神”“道”比较平衡,阿拉伯文化则是“神”文化一支独大,“道”文化发育不够。中国文明的问题,不是理性智慧不够,不是人不聪明,而是信仰与执着不够,缺少使命感。中国有一个非常暧昧的“准宗教”,就是以“天子”为中心的儒家礼教。“天”这个概念从“天帝”而来,“天帝”这个概念从“上帝”而来,“天”就是最高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帝的孩子,是神子,官员士大夫就是辅佐神子教化万民的牧师,这就是所谓的“师君一体化” ,既是老师又是君,既是牧师又是管理者。这个系统实际上暗含着政教一体化。…

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杨鹏、赵晓对话录

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杨鹏、赵晓对话录 杨鹏 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编者按: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中国崛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在制度选择的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但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新青年·权衡》特邀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和赵晓先生就“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进行对话。 杨鹏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国内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赵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相信他们之间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话,对我们从文明和信仰层面上看待中国崛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文明转型的本质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 赵晓: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曼德: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 ——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圣 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曼德: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 ——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曼德 题记: 刘军宁先生认为文艺复兴要呼吁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实际上宗教改革要说的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而我们的时代任务就是,打倒自诩为天国引领人的“教权”,高扬真正的神权,从而也高扬人的尊严与权利。 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

文化保守主义视阈之下的传统和自由

文化保守主义视阈之下的传统和自由 作者:王达三 一、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误读传统 从思想史的脉络来看,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行程已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输入自由主义理念的严复(1853-1921)阶段,第二阶段是为自由主义而不懈陈辞的胡适(1891-1862)阶段,第三阶段是直接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论说对接的殷海光阶段(1919-1969);第四个阶段是续接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李慎之(1923-2003)阶段。括要地讲:四个阶段的自由主义者都对自由的合情合理合法性和可欲可信可行性作出了严肃的思考,然而其立论的前提性缺陷却也不少: 其一,正如贡斯当、哈耶克、伯林所强调的那样,自由主义在西方亦是一个晚出的政治理想,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却恰恰忽视了这点。当他们用西方晚出的自由主义来批判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时,把本来是“古今、新旧的矛盾”置换为“东西、中外的矛盾”(冯友兰),把原本应是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问题变成以外批中、以西代东的文化移植问题,进而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做法直接引发了“全盘西化那种大概只能产生在中国的怪论”(林毓生)。 其二,自然人性化的自由理念是对任何外在的自然束缚和社会压制的一个批评和反动,而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则仅仅是一种社会的政治诉求,即伯林所说的“政治理想”。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也恰恰忽视了这点。当他们以自由主义批评传统文化与古代社会专制集权成恶劣共谋时,“拼命走极端”(胡适),并没有顾及也没有仔细梳理传统文化的其他合理层面,而是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一棍子将儒家文化打倒在地,予以整体性、彻底性、全盘性推翻。 其三,从整体上来看,中国自由主义者往往把中国近现代“百事不如人”(胡适)的社会存在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传统文化,“把政治的偶然性视为文化的必然性”(陈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曰“专制文化”(李慎之),从而把传统文化看作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替罪羊,在所谓的洋务派的“器物变革”和维新派的“制度实验”失败后,紧着提出“拼命往西走”(胡适)的进路,犯了“文化化约主义的谬误”(林毓生)。 此外,自由主义者的单线的社会进化史观、一步到位的功利主义诉求、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构色彩的理想主义设准,等等,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理论缺失。 历史的弔诡和反讽在于,中国自由主义者整体式的“横向移植”、情绪化的“矫枉过正”和归约化的“文化决定”,并没有使自由主义取得历史的合法性,反而和它所激烈否定的传统文化一同成为“沦落人”。然而,虽同为“沦落人”,毕竟也还不是“同路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新一代自由主义者开始浮出水面进行言说时,传统文化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假想敌——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指桑骂槐”(陈明)、“荆轲刺孔”(秦晖)的策略。…

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吗?(刘军宁、冼岩、秋风、王达三等)

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吗?(刘军宁、冼岩、秋风、王达三等) ◆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作者: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有的伪文化运动甚至传播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这样的运动,不论当初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因为其所传播的观念违背人性。…

薛涌:向历史要回我们的孔子

 薛涌:向历史要回我们的孔子 《南方周末》编者按:文艺复兴的话题进行得越来越精彩,它的价值首先在于让显得狂妄的现代人警觉到传统、古典中蕴涵着古老然而生命力旺盛的东西,正是对它们的复兴和承继,人性得以觉醒,制度得以演进。个人和制度在传统中得到确立,而从传统中确立自由与尊严的又是作为自己和制度演进者的人本身。这本是调和、健康的过程。但历史似乎常常不按最好的方式行进。本期薛涌先生引入西方学界对中世纪最新的研究成果,重新检省百年来我们的启蒙思路,提出孔子及其原始儒学是可以与现代接榫、值得复兴的资源。颠覆性不可谓不大,但其所论是否有据,是否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欢迎读者回应、批评。        复兴中国的文化,有两个重要的侧面:一是全面解析中国的传统,一是吸收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如何使中西这两大文化传统汇流,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未能回应的挑战。   我讲中国的文化复兴,而不讲刘军宁先生提出的“文艺复兴”,是觉得他这种提法容易引起误解。第一,所谓“文艺复兴”,是他借用的西方概念。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还是把“文艺复兴”解释为走出中世纪,把和中世纪的决裂看成西方现代性的起源。第二,谈“复兴”,就不得不谈传统。我们究竟复兴什么?对这个问题,他除了重复“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这样的口号外,没有对传统提出任何新的解释,更没有构想中西传统如何汇流的具体图景。   以上两点,也正构成了本文的使命。首先,我将厘清由所谓“文艺复兴”的概念所带来的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解。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西方的现代性不是建立在和中世纪进行“文艺复兴”式的决裂的基础上。恰恰相反,中世纪为现代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宪政框架,比起“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理念来恐怕要重要得多。像英国的《大宪章》和其他国家类似的一些宪政文献,都是对中世纪传统的总结。以英国为代表的那些能最好地保存这种中世纪精神的国家,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大都比较顺利地发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也成功地“崛起”为大国。相反,背离了中世纪精神的国家,往往在现代化和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多有坎坷。另外,孔子所信奉的周代的礼教制度,也就是中国上古的封建传统,和欧洲中世纪的制度精神有深刻的相通之处。理解欧洲的中世纪,和解释中国上古的政治文化精神有相得益彰之效。理解这一点,也是超越“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等等现代中国知识传统,使中西文化汇流的关键。        欧洲中世纪的精神   所谓中世纪的制度安排,是建筑在分权的现实基础上的权力分享和权利保障的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