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 ——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圣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曼德

题记：

刘军宁先生认为文艺复兴要呼吁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实际上宗教改革要说的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而我们的时代任务就是，打倒自诩为天国引领人的“教权”，高扬真正的神权，从而也高扬人的尊严与权利。

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

纲要：

一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三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四信仰在当代的意义

五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

六中国需要新时代的宗教改革

一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在中国这个对宗教信仰讳莫如深的国度，长期以来，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类进步的功效被高估。这种高估是相对而言的，就是相对宗教改革而言的。实际上，宗教改革对西方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作用不知道比前两者要大多少倍。文艺复兴张扬了人性、人欲，但却无法树立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信仰体系；启蒙运动虽反抗专制和王权，但却导致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门；只有宗教改革直接而且最早达成了目的，宗教改革高扬神权、贬低教权、奠定了个人主义的信仰基石，从而树立了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信仰体系和宪政民主体制。要想在中国实现人权和民主，如果取法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它们的负效有可能会摧毁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有直接取法宗教改革，才能在本源上、最后结果上达成个体自由、民族进步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文艺复兴是14、15世纪在西欧最兴盛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史学家都认为1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享誉全球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把书分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两部分，也即是两本书。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从1500年开始写的，甚至官方最近推出的《大国崛起》也是以1500年起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把1500年作为全球史的起点。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在不长的时间后，1581年7月，新教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紧跟其后的英国清教徒（基督新教中加尔文主义者）在1649年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成立了共和国，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迎来了新教国王，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宪政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1620年为反抗宗教压迫而逃往北美的清教徒，在大洋彼岸建立了自己的家园。1776年，缔造了一个目前再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宪法的美利坚合众国。

与宗教改革导致的一连串宪政民主国家相反的是，在文艺复兴兴盛的国家，意大利、法国等欧陆国家，民主共和国却迟迟登不上历史舞台，反而盛行帝国、暴君和法西斯。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四分五裂，在187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1946年才成立民主共和国。法国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却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草菅人命、革命恐怖和专政暴力为特征、令文明世界非常尴尬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革命专制、君主立宪、恐怖统治、自由共和等多种政体，最后以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帝制告终。1848年建立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第三共和国。这时距离由新教徒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荷兰已经相隔300年了。

在这些年代数字背后，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不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国家，反而是在宗教改革成功的国家首先建立了民主宪政？难道没有宗教改革，就真的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或者说，难道只有在基督新教的国家，就能更好更快地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实际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宗教改革背后是高抬神权从而也高抬人权的加尔文神学思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英美个人主义、英美法系、代议制民主等等理念，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背后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甚至演变为践踏神权、崇拜人体和个性的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大陆理性主义、大陆法系、集体主义、直接民主甚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理念。

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虽然正如刘军宁先生考证的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在强调人性的同时，过分张扬了人的欲望，助长了人性之恶。他们谋求人的解放，但冲出牢狱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束，同样也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人始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也由于肉体的存在，还要靠上帝不断与罪性争战，这就是所谓的“一次得救、一生成圣”。但人文主义者没有这样的谦卑，他们高扬了人性之恶、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从而也无法通过正确把握人性来建构一个较理想的政体。正如秋风先生在《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别的运动？》一文中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自我发现、个性解放、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那里充斥了耳目之欲、偷情，以及玩弄权谋；对个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

我们的时代也验证了这一点。那个1980年代解放人性的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者，不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毫无人权、民主乃至宪政诉求了吗？那个拍出张扬人欲的《红高粱》的导演，不是在高唱专制者、国家主义者就是《英雄》吗？他们代表了成千上万当年高呼自由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蜕变、堕落轨迹，也代表了当下这个道德败坏、社会公义跌入深渊的悲凉现实背后人文主义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来看看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确实谋求个人从王权专制和教权专制（而不是神权）下的解放，但是它要树立的却是一个不要上帝、或者个人就是上帝的国度，而且启蒙运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拜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万能，能解决所有自然与社会问题，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的思维思考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并用理性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用人的力量在地上建立起来。这突出的表现在欧陆的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身上，发展到德国，到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主义的思想帝国，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开始实践既用理性也用暴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出来。

在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也是宇宙的目的，更是将天国理想实践在地上的主体。理性主义者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形态，并不惜运用人的劣性及暴力颠覆既有的一切道德、经济、政治架构，强制实现理性建构的完美社会形态。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主义”。正如秋风先生所言：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集权专制、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抵挡上帝、人性之恶全然释放从而血流成河、当权者一拨比一拨恐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革命者将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也莫过于１７９４年牧月２０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征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正如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淹没了亵渎上帝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被斩下。

亵渎上帝的人类并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隐退而减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渎神者从法国人又转移到德国人。黑格尔，这个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却成为两个现代左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正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所说：“我在黑格尔哲学前面发抖，就象生命在死亡前面发抖一样”。贬抑宗教改革，抬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的做法，今人深受其害。马克思是个黑格尔主义者，也是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他唯物、强调经济和物质层面对社会的意义，他比所有建构理性主义者都彻底，因为他呼吁暴力革命、用枪炮来缔造伊甸园。

马克思比较喜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他喜欢法国大革命，因为这里他看到了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这个高扬人却践踏上帝的革命最终导致人权的沦落和人的生命权的剥夺。当然马克思也喜欢卢梭，卢梭实际上是集体暴力、集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开山祖师爷，不要看卢梭在反对王权专制时非常革命和激进，但他导致的同样是暴政和对神的践踏，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践。中国人从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的是马克思所钟情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巴黎公社这条路线的高扬，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几乎看不见真正缔造人权和人性自由、宪政和民主的宗教改革这条路线。就连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顾准先生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虽然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要用经验主义，但这个经验主义也内含在理性之中，他对理性仍然坚信不疑，对基督教耿耿于怀，他在文章中说：我认为没有人的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的观点代表了当下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象顾肃先生的名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通篇是人的理性的自豪，对宗教信仰着墨不多。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与处境，是很难想象到宗教对西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并且是决定性的。

三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要的是结好果子的好树，而不是结坏果子的坏树。通过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无神论、理性主义最后导致了自由和民主，恰恰是新教改革以来信仰的归正，才导致一个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诞生和个人自由的最终落成。如果继续轻视和漠视宗教信仰的历史贡献，那就犯了与代表当前官方思想最高水平的政论片《大国崛起》一样的错误。在该片中，且不论没有揭示出葡萄牙、西班牙地理大发现、大航海的真实原因：在基督再来之前，为传播福音必须走到地极！（正如该片也提到的当印度人问欧洲远航者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基督徒，香料”）就是在对荷兰、英国崛起过程的信仰因素，也闪烁其词。

《大国崛起》简单地将荷兰的贸易发达归根于鲱鱼和造船技术，殊不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到荷兰。荷兰很快成为一个新教地区。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16、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归结为新教加尔文宗的影响。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反抗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的结果，1581年，由荷兰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正式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579—1795）。尼德兰革命以新教加尔文主义为旗帜，要求信仰自由和自治、独立，终于开启了人类民主宪政共和的先河。

《大国崛起》对1588年英国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哈丁说：“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但画蛇添足的画外音却说：“除了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 实际上这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其次才是所谓的争霸。

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里·考沃德说：“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一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 荷兰的一位新教君主威廉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但《大国崛起》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实际上克伦威尔是清教徒的代表，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一个世纪来对国教（天主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里，信仰的因素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克伦威尔（公元1599～公元1658）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的信仰决定了他与持受国教（天主教）的国王进行著名的清教徒战争，战争的胜利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实行了一段时间独裁，但他对民主政体的贡献是无法埋没的。克伦威尔从不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

克伦威尔胜利的结果使民主政体在英国得到了持续和巩固。（克伦威尔后来经历了挫折，其子继位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查理二世复辟。但是，英国走向宪政的局面在清教徒的抗争下已经不可逆转。）民主势力在英国的胜利对于在欧洲、在美国以及英国先前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民主政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英国在世界上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民主政体却从英国涌向世界的其他某些范围不小的地区。有人对克伦威尔与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克伦威尔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洛克则是一个思想家，虽然很难估计各人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洛克时代的才智状况来看，即使没有他本人，与之非常近似的政治思想也许会有人不久就会提出来。但是假如没有克伦威尔，议会很可能在英国内战中失败。

新教对美国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文字也实在太多，除了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人类经典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两年由中国基督徒于歌所写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外交与政治》非常切中要害，拙作《天职》则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揭示美国清教徒精神的。

一切正如神学家伯特纳认为：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新教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说：“加尔文是‘美国之父’，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加尔文成为近代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四信仰在当代的意义

正如秋风先生在他关于文艺复兴的两文中所意识到的，当代需要的不是以解放人欲、建构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和启蒙哲学，而“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他还是拘囿于人的理性，没有走向其真正的反面——信仰或启示。

如秋风先生所言，“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代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变革。”但是，只有宗教的高尚追求才能让人树立高于物质利益之上的需求，才能不被物质和肉体欲望所禁锢，放射出人类精神的魅力和信仰的圣洁，凝聚起人类对社会公义和共同体命运的热衷和奉献；只有信仰的缔造和自由才能维护人类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从而成为其他自由的最坚固的奠基石；只有高声赞美上帝的荣耀和辉煌，才能维护住人性的高贵和圣洁，才能得到保障人权的最充分理由——人是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也是上帝用他儿子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的重价赎回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象基督教那样其主宰者为被造物而牺牲。（具体见《圣经》）。只有高扬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高扬神权，才能克制住人性之恶，张扬出人性之善。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正如在《圣经》中保罗所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在笔者不长的信仰历程中，我看到难以计数以前浑浑噩噩、陷在肉欲和逐利之中的人因为生命的重生而将目光开始关注到他人的幸福、社会的公义和国家的复兴上，上帝真的在不长的时间里将他们的生命改变、将他们高举，让他们追求公义、公正和博爱。象那些由河南农村基督徒原创的赞美诗歌《中国的早晨5点钟》《天上的河》等等，所唱出来的对民族和中国共同体的爱是让人震撼的。笔者也曾因专制的逼迫而一度绝望沉沦，但自归信基督后，那些高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目标再一次唤醒了沉睡的心灵，信仰确实给人希望、给人力量。

人权来源于信仰而非经验或者理性。只有上帝的话中的宣告：“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创世记1：27》才是信仰的最牢固基石。人是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对人权尊重的最根本来源。所以，当人越来越高扬上帝的尊贵时，也深感到自己里面形象和样式的尊贵和自己责任的重大。而且基督徒都知道，人是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上帝自己作牺牲后将人从罪中赎买回来的，人是上帝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换来的，这是何等的宝贵和至尊。这就是启示、这就是宣告，不需要证明，只需要你认信耶稣基督为主就行。

实际上对“天赋人权”的推崇是一个信仰问题，而非理性问题。你要信他，但在逻辑上无法证明他。因为逻辑上来说你没有的权利和尊严你为什么要要求呢？你怎么能证明这些权利是人先天的、超验的必须要拥有的呢？那么多没有人权的人难道不是人吗？在经验主义者眼里，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天赋的”人权的，因为在经验上是不能证明人权是每个现实当中的人必须要拥有的，因为经验是不许可有超验的事物存在的。

“天赋人权”口号的提出，只不过是上帝对当时人们的一种启示而已。也只有把人权当信仰，把人权视为神权所赐，才能永远不丧失对人权的追求和捍卫。基督教对人类历史上的女权斗争、黑奴解放、结束专制等所作出的贡献，是最为杰出的。具体可看《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阿尔文·施密特著，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五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

有信仰不错，但有正确的信仰才是最好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场信仰归正运动，是人类从人对神的掩盖、专断和践踏之中恢复上帝的荣耀及个人的尊严的运动。宗教改革被马克思主义渲染为打倒了神权，高扬了人权，标志着现代社会以人为本和世俗化的开始。这种观点影响了大多数国内知识分子。实际上真正了解西方史的人知道，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宗教改革不仅没有打倒神权，而且前所没有的强调了神权，这突出地表现在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中；宗教改革打倒的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士阶层的教权，所要树立的是个人信仰的至高与纯粹，以及由此衍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个人主义。

我认为宗教改革对现代民主宪政自由市场国家的形成，至少有4点决定性意义：

1。高扬了神权，从而也高扬了人权；

2。因信称义的发现，促进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

3。预定论强调神的主权和人的全然败坏、全然无力，抑制了人性之恶，为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

4。预定论和天职（calling）观的发现，破除了偶像崇拜、烦琐的宗教仪式、遁世修行的修道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积极入世、全面征服全地的信仰雄心使整个国家与社会全然圣洁化、信仰化。

宗教改革是以两个伟人的思想为重要特征的。他们就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德国人，是他首先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狂飙。他提出了“惟独圣经、惟独信心、惟独恩典”的三大原则，又提出了“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的四大口号，这些都成为宗教改革的旗帜。

在信仰上“惟独圣经”，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等等阶层的特权，让人单单敬拜神，在神之下就是单独的个人，实际上这就高扬了人权，使个体信仰权利逾越了世上一切专制权利的拦阻。“惟独信心”进一步解放了人的心灵，告诉个人灵魂的救赎不能靠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如苦修、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惟有人的信心，这标志着信仰上个人主义的发轫。“惟独恩典”强调了人信仰中上帝的主权，这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人是祭司”就是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祈祷，这打掉了修士阶层人为的中保，使每个个人在上帝面前都非常的尊贵并且相互之间非常平等；人人是祭司，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不是修士的特权，而是每个基督徒都拥有的权利，所以在新教中，基督徒帮他人决志甚至洗礼，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人人是祭司，更说明每个人在每时每刻无论做什么工作、处什么状态都是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都是在全职侍奉，都是何等的神圣与尊贵。表面看来，这张扬了人权、反对了教权，但从信仰无比虔诚的马丁·路德看来，这是在恢复被教权掩盖了的上帝的尊严，也只有每个人从内心感到自己就是祭司，那么上帝的荣耀才真正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扎根。

“人人有呼召”就是每个人的职业都是calling（天职）,都是与牧师的神职一样神圣的侍奉。只要有呼召，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作牧师、医生、护士之辈。这有力地高抬、强调了工作者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也使信仰开始渗透、彰现在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天职观解放了生产力，也撼动了统治阶级，促进了平等观念，推动了自由、平等、诚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与以上类似不再赘述。马丁·路德从《圣经》发现的真理及这个真理被千百万欧洲人的实践，的确高扬了神权和人权，奠定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的根基，为积极入世、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彰现上帝的公义、圣洁、神圣等属性开创了局面。

约翰·加尔文因发表《基督教原理》而成为当时的新教领袖。就像《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改革。凡加尔文的思想占主流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国，无不以宪政、民主、个人主义为其特色。

加尔文曾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没有一个教义象他所体现的那样积极、有力并且充满得胜的雄心，他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而争战之胜利，必须历经艰难险阻始能获得。“信仰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加尔文将积极入世、在社会中全面渗透信仰的倾向发挥到极致。加尔文提出了著名的预定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人类思想的颠峰。预定论的核心是高扬上帝的绝对主权，以下是其中5点要旨：

1．人的完全堕落、全然败坏。人类由于原罪完全腐败，绝对不可能有行善和称义的能力和功劳。这个教义使人彻底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罪恶，使人们在关于教会、政府等制度设计时无不以”无赖“假设为前提，各种制度安排来防范、监督人尤其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无赖本性。这为平等自由的教会制度和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　

2．上帝对人无条件的选择。被拣选的人和消亡的人之间没有任何伦理差别。拣选不是按人的伦理上行为，拣选的主权完全在上帝手中，就是人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在人的救恩问题上无限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地排除了教权、皇权、政权的专制与影响力。

3．有限的赎罪论。认为只有被上帝在创世之先拣选的人才能借基督的赎罪而得救，因而基督只是为被栋选的人赎罪而死。

4．不可抗拒的恩典。人不能抗拒救赎的恩典，凡被拣选的就无法逃避上帝的拣选。

5．圣徒永蒙保守。被拣选的圣徒在上帝的保守下永远处在恩惠和选民的状态、永不丧失救恩。

这一教义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尊严，使人间的王权、皇权、教权和人的各种宗教仪式、巫术图腾全部黯然失色，它的逻辑结果，就是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有力实践。就象马克斯·韦伯针对预定论所评价的：“人类信仰史上的这一伟大历程——把魔力（ magic ）祛除于世界之外，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颠峰与终点：这一历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力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了。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在坟墓前也拒绝举行宗教仪式，埋葬至亲好友时也免去挽歌及其它仪式，以便杜绝迷信、杜绝靠魔法的力量或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这种想法”。

既然在现实世界已经除魅，既然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那么人只有将得救的确据完全地指向现实社会，他们就不能将眼光关注在圣事上，而是充满选民的自信，在传统教义认为并不属”圣“的领域：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等领域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效法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慈爱、履行基督徒作光作盐的本分，以此更加加强作为上帝选民的属灵信心与雄心。正如《申命记》中所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一切都凝聚成突现加尔文教义的韦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中的第一条：”人生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除了这种积极入世、见证信仰的教义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政治变革外，加尔文教义之所以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伟大动力还在于：它最极端化地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最极端化地践踏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也从而最极端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将这种个人主义最极端化地实践在现实社会中。

加尔文进一步发展了”因信称义“教义，通过预定论打碎了在个人与上帝（三位一体）之间的任何事物和行为，最有力地揭示出：在个人与上帝之间没有任何有权威的实体，宇宙所有、上帝至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而且信仰纯粹就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应该优先于教会、政府、社会团体，是团体的目的，根本不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个人主义的根基。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Carln Degler）说：“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基督团体的成员而获救。”　

　　凡是独裁的国家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个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纳粹就称个人主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把“个人的权利”的概念改变为“人民的权利”这个概念，把人民变成脱离了个体的集合概念，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开始独裁，让人民这个词成为纳粹对实质人的权利的践踏的一个遮羞布。法国大革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时无不以人民或集体的名义行专制的实质。　

　没有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施密特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宗教领域。”　

有关个人主义，宗教改革区别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高扬人权的基础建立在高扬神权上，它在赋予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用“律法”克制住了人性之恶；它高扬人权的精髓在于高扬了人内在的”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高扬了人权中的上帝圣洁、公义、慈爱的属性。在这种对上帝的尊崇和对人性的正确把握基础了，建构了真正符合宇宙和社会大道的宪政民主体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当秋风先生说：“自由存在于意志与理性、本能与规则、欲望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英格兰人幸运地、也许只是偶然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真正地让臣民享有了一种确获法治保障之自由权。英格兰历史所透露出来的自由的秘密，值得今天中国人深思。”我们说自由不是存在于有限的人的平衡点上，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英格兰人的命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上帝的必然之中，所谓自由的秘密乃是在上帝之中，在宗教改革所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和纯真美好的思想、制度结晶之中。

六中国需要新时代的宗教改革

刘军宁先生在一度沉闷和绝望的空气中，终于呼喊出了一个声音：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这样一种呼喊在中国当下进行高估是不为过的，但是，他的呼喊没有切中要害，没有起到更好的引领或先知的作用。在他一篇又一篇呼吁文艺复兴的文章抛出来后，最新的文章《没有人能挡得住：从三本书看中国文艺复兴》提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德胜员工手册》，他认为该书标志着“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从最不显眼的地方开始了！”但实际上，这家公司我在一年内去过10次，我深知他们的根基是建立在新教基础上的，他们的管理层是用美国的新教精神在缔造该公司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该公司里有一个美国式的漂亮小教堂，是企业管理与文化的核心。也许刘军宁先生呼喊的是更加广义上的文艺复兴吧，但无论如何，当下中国，更需要的是宗教改革以来的理念、价值观和最终的信仰。

对宗教改革偏见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受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对历史解释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们无宗教的国度无法设身处地的体验了宗教对西方文明的决定性影响。但通过上述考察历史和宗教改革的思想结晶，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才是现代民主、宪政、自由社会的奠基石。虽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目标是人的权利与尊严，但中国近百年的各种以人为本的革命、文化与运动，却始终无法确立人权和宪政。因为没有对上帝的敬虔，就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没有对宇宙大道的顺服，人就不能在圣洁和公义的秩序中昂首站立。正如笔者在《崛起的根源——大国崛起信仰版》一文中写到的：”我们要说的是宗教改革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相反，而且宗教改革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相比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言是决定性的，所以当中国的学者希望当下进行一场”文艺复兴“时，我们却要郑重地要求应该要来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抑或”新教普及“。。。。。。

为什么法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革命、法国的进步坎坷崎岖；为什么德国、日本走向了右的法西斯，而苏联走上了左的法西斯，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新教的传播和启蒙，没有使新教个人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观念渗透到国家法治秩序和民众观念中。。。。。。

大国崛起靠的不是国家至上、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霸权主义，而是尊重人权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大国崛起靠的不是技术、发明、生产力甚至制度，而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石；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人欲的张扬，而恰恰是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敬畏、尊崇和荣耀。“

当下，我们的处境与宗教改革时期极其类似，我们既需要道德重建背后的信仰觉醒和复兴，从无神论到树立上帝的荣耀，而且实际上，我们所要面对就是一个高抬教权的宗教体系，它又自称是唯物主义，它不承认有上帝但又给我们描画地上天国的蓝图，并一再宣告他们就是我们通向天国的带领人，是代表一个民族未来的祭司与先知。而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被敌基督者和众多假神职人员、假中保所遮盖的真正上帝的威严和荣耀，让我们来高扬至高上帝的绝对主权和神圣荣耀，让一切假先知和祭司在他前面消失隐退，从而使每个个体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祭司，就是上帝尊贵的儿女，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与尊严，拥有在尘世积极入世、荣耀上帝的使命和天职。

在多次家庭聚会上，我听到韩国的弟兄姐妹一再说到：”韩国的自由是用膝盖跪出来的“。他们不是用膝盖跪向尘世的当权者，而是跪向至高无上的上帝，悔改、祷告、吁求，韩国作为民主大国、宣教大国、经济大国已经真正崛起，韩国人不仅实现了信仰自由，而且实现了政治自由，成功融入世界大家庭中。信仰自由是实现个人自由的第一步，个人自由的最基本权利是信仰自由权利，有了信仰自由才能有言论自由、才有结社自由等等。信仰自由也是实现民族自由、大国崛起的第一步，只有达成了信仰自由，才能开启民族的兴盛。正如荷兰、英国、美国三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的崛起里程，恰恰就是人类迈向信仰自由的里程，也恰恰是宗教改革的思想在全球传播的里程一样，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树立信仰的时代，是一个树立上帝至高主权的时代，是一个高扬上帝的儿女——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时代。最后，谨以《圣经·诗篇·8》作为结尾：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