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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中國福音會供稿 / 基督新報記者 2007年04月02日09時16分 (PST) http://www.gospelherald.com/files/min/min_20070401_Edwin_preaches_at_Seminar.jpg 馬禮遜和其後的宣教士留給我們什麼？李牧師認為最主要是他們對神的忠貞，願意付代價和對人的真愛。他們堅毅不拔的足跡，佈滿神州大地。(圖：加拿大中國福音會) 由加拿大中國福音會與温哥華短宣訓練中心聯合主辦，遠東廣播和信道會迦南堂聯合協辦的「馬禮遜入華二百年 －…

纪念基督新教在华宣教 200 周年专辑 汇编 / 楚延庆 目录 1 ．外国来华宣教士部分名单（…

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圣经。哥林多前书15：29） 当我听到张荣亮被判刑七年半，心里极不平静，悲愤难抑。在街上，我强忍着，还是眼泪盈眶，心里默默念叨：亮哥啊，在黎明前，您不要倒下！几年前的一天，我和张荣亮通手机，当时，几个地方的同工因聚会被抓，纷纷告急。他对我说，环境太紧张，压力太大，身体承受不住，几乎面临崩溃。我安慰他，黎明前的黑暗是暂时的，在黎明前，你不要倒下啊！ 圣经上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2：13）。荣亮兄被判如此之重的刑罚，是海内外弟兄姊妹始料未及的。 1997年，我去方城研究教会历史，在乡村简陋的房舍里采访了张荣亮，几年来，又不断补充采访，与他的家人、同工接触畅谈，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我认为，在三十多年的河南家庭教会历程中，张荣亮是最具研究价值的传道人之一，他是神所兴起的冒险家，尽管他有一些瑕疵垢病，有不少传言误解，但他身上有上帝的恩膏，肩负为主传福音的大使命的托付。中国教会史上大有名望的传道人都有过犯，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张荣亮不犯错误，只要他深度悔改，他仍是上帝的忠心仆人。多年来，他一直被中共公安部门通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在中国广传福音，海外多家福音机构邀他出国讲见证，交通神学和差传工作，可是公安局拒绝给他办护照。于是他用假护照出境，参加美国芝加哥的华人福音大会，见证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去中东耶路撒冷朝圣，参加在香港召开的合一聚会等等。 廖亦武是异见作家，向公安当局八次申请护照未果，今年年初，美国国会邀请我参加早餐祷告会，我三番五次去公安局申办护照，几十名公安人员轮班围我家的们前窗后，不办护照还监控我，许多家庭教会传道人被当局拒绝办理护照，我们的出国权被非法剥夺了。 僧人出国，穆斯林朝谨，都给办护照。试问，张荣亮办假护照违法，剥夺我们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出国权，是不是也违法？为此，我要呼吁： 给我护照，还我出国权！ 反对暗箱操作！反对黑名单！反对宗教歧视！ 以基督徒的历史观而言，清朝末年，西方宣教士包括戴德生在内，都违犯清朝政府的法规，深入内地传福音，引人归主。孙中山等人为实现共和，多次偷越国境，去海外联系志士仁人，宣传共和国的理想，在民国时期，一些共产党员偷越中苏边境，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徐永海 一年前，也就是在2005年8月16日，袁相忱牧师蒙主天召，因病离世，享年92岁。19日在北京八宝山进行了“主仆袁相忱安息主怀感恩会”。那一天有2000多弟兄姊妹参加，还有1000多弟兄姊妹被拦阻在会场外边，另外还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被各种名义拦阻在家里不能参加。 这天的中午，我的妻子李姗娜下班，计划参加下午的感恩会，可是警察已经等在单位的门口，不许我妻子参加下午的感恩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没有能参加这个感恩会。这个感恩会我也没有参加，因为维护弟兄姊妹的宗教信仰权益，我被判刑还在牢里。 袁相忱牧师生于1914年6月6日，17岁慕道，18岁悔改归主，19岁受洗，20岁上神学。1940年到1945年，他在河北山东农村传道。1946年后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阜成门160号开设福音堂。袁相忱牧师的教会不受外国差会的供应，是一个自立的教会。 1949年后，袁相忱牧师和王明道以及北京其他一些教会的带领人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组织。1958年4月19日袁相忱牧师被捕，后以反革命罪名被判无期徒刑，直至1979年12月21日获得假释。在牢里，袁相忱牧师遭受了各种苦难，例如他曾经在半年的时间里被关在一个长、宽、高都是1米多一点的“鸡窝”里，监狱称为“小号、一米号”，出来后很多时期不会走路。袁相忱弟兄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抱着为主殉道的心”。面对这些，袁相忱弟兄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而是信心更加坚定。 1979年12月21日袁相忱牧师出狱后，很快一些弟兄姊妹就定期来到袁相忱牧师家里，大家在袁相忱牧师的带领下一起学习《圣经》。1989年10月袁相忱牧师获得了公民权，他家的家庭聚会也逐渐由“地下聚会”发展到了“家庭聚会”，又逐渐发展到了“家庭教会”。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是北京最早的几个家庭教会之一，而且也是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最拥有普世情怀的家庭教会。 在1990年，我开始参加袁相忱牧师的聚会。那时聚会如同地下工作，聚会前分开来，聚会后分开走，聚会中不能大声唱赞美诗。那时聚会已不在袁相忱牧师自己的家里，而是搬到他的大女儿家中，位于广渠门外。原因是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聚会不得不搬家。后来又受到压力，又不得不搬回袁相忱牧师自己的家里。那时大家称自己的教会是“地下聚会”。 袁相忱牧师的聚会搬回位于白塔寺自己的家中后，仍是时常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并且有时受到每天24小时地监视，但是袁相忱牧师没有再把聚会搬到其他地方去，而是在自己的家中坚持了下来。如在1996年时，有关人员就曾在聚会时宣布不许聚会了，但是弟兄姊妹仍是坚持定期来聚会，袁相忱牧师也仍是坚持带领聚会。聚会终于坚持下来了，我们的聚会已经不是在“地下”了，大家对自己教会的称谓上也逐渐由“地下聚会”变成了“家庭聚会”。 袁相忱牧师家很小，只有一间房子，不到20平方米，加上盖的小厨房也大不到哪里去。来这里聚会的兄姊妹很多，袁相忱牧师就把家中的床和其他家具去掉，全部摆上椅子，这个房子只用于聚会，聚会可以容纳100来人了。但是还是太小，由于人太多，很多弟兄姊妹来了进不了房间。一些弟兄姊妹就在袁相忱牧师的带领下在他们的自己家里或其他弟兄姊妹家里进行聚会。在1990年时，我们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已经在袁相忱牧师的带领下，先后在刘凤钢家、武人刚家、勾庆惠家聚会了。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这样由1个变2个，2个变4个，4个变8个……，而越来越多，飞速地发展起来的。…

snowball 王明道如何看待 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在这一点上,倪柝声等人与他是一致的) 节选自《耶稣的预言成就证明他是基督神的儿子》 耶稣所说的预言记在福音书上的很多，大致可分为以下的几类： …… 一类是论到教会日后的景况。这一类的预言，都集聚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主耶稣预言将来世界上什么地方有属他的真信徒，那里也必有属魔鬼的假信徒搀杂（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他又告诉我们将来教会必定改变了她的原性，不贫穷而富足；不卑微而尊高；不被世界厌弃，反得世界欢迎；不受逼迫，反起来迫逼人；不从世界里出来，反尽力入到世界里去，与世界行了淫乱。教会既然改变了她的原性，就很容易大大发展兴盛，于是魔鬼和恶人都丛集在她里面（芥菜种的比喻）。他又告诉我们，将来教会要引进错误的道理，败坏的学说，好像腐败的面酵。这些败坏的东西，既放在那纯洁可作灵食的圣道里面，不久便都被败坏了（面酵的比喻）。 我们来看看另一种解释： 《耶稣的比喻…

献身中华（戴德生自传） 【祷告的能力】 许多年前，大概是1830年吧！那时候父亲是家乡一名热心而又成功的传道人。他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特别是贺尔船长的游记，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中国的属灵光景深感难过。但当时的处境，却容不下他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在祷告中，他对神许下宏愿，如果神赐他一名儿子，他愿意把儿子献上，接受神的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事奉祂。那时候的中国，可说是完全自闭于真理的门外。我对父亲的心愿，或是当时他所作的祷告，却是一无所知；直至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多，回国之后，才获悉此事。当我知道父亲的祷告，竟然在我身上蒙神垂听，那时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 少年的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对信仰抱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而我也随波逐流，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然而我挚爱的母亲和妹妹却为我祷告，求主叫我得以悔改重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当时我大约十五岁。由于母亲不在家，我有一天的假期；午间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我便跑到父亲的书房找一些书来看，但遍寻之下可没有找着甚么中看的。于是我翻开小篮，在篮里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具兴味的福音小册。我坐了下来，毫不在意的翻阅着。 那时候，在七、八十哩外的母亲，正吃完了午餐站起来，心中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她想今天难得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藉此机会为她儿子向神祈求。于是她进了房间，把门锁上，定意除非神答允她的祷告，否则便不踏足门外。一个小时复一个小时，慈爱的母亲为我向神哀祷；到了最后，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觉得非感谢神不可，因为圣灵告诉她，她所求的已蒙应允 ─ 她的儿子已得蒙救赎。 这时，我正翻阅着那份小册，有一个句子冲着我来：「基督作成的工。」立时间「作成」两字萦绕我的心间。自忖：「基督既已作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债抵偿，那还有甚么该作的呢？」圣灵的光照透我的心灵，给我带来重生的喜乐；在世界上，我再没有甚么可作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不住的赞美祂。 数日之后，我首先要求妹妹保证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才把我心灵得着喜乐的秘密告诉她。两个星期以后，母亲回来了，我率先到门外迎接她，告诉她我有个好消息急着要与她分享。母亲立即把双臂绕着我的颈，把我紧抱入怀，说：「我儿，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快乐了整整两个星期。」「为甚么？」我讶然问道：「难道妹妹不守诺言？她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母亲向我保证这好消息不是从人听来的，然后把上述的经过向我解说一番。…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无数曾经令千百万人激动不已的人物，但在死后若干世纪仍能令千百万人激动的人物，数目就少得多了。马丁·路德无疑是这少数人之一。 　　路德令他的同时代人激动不已，以致激起了许多国家连锁反应般的大革命，造成了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的大变革，靠的是什么？众所周知，靠的就只是他心里所想的、口头所说的、笔下所写的。在他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在西欧大地上教会的腐败比比皆是，社会的不公触目惊心，同时，绝大多数人却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因为他们不曾“敢于运用自己的头脑”，好好想一想这些现象的根源究竟何在，当然也就提不出改变现状的强有力的根据。然而，路德不但想了，而且想到了最深处，想到了事情的本源；他不但说出了他所想的，而且冒着被处死的危险，说出了改变现状的根据，不但对王侯将相们坦率直言，而且对村夫市民们大声疾呼；他不但写下了他的所思所想，而且所表达的思想之博大精深，所投入的情感之热烈澎湃，所运用的文辞之简洁痛快、酣畅淋漓，使有幸读到的人们如此激动，如此热心于翻印和传播，以至于在刚刚有了印刷术的德意志，大小诸侯国印刷的书本数量因他而在六年内增加了六倍，在那个交通全靠马车帆船的年代，他的所思所言竟能飞越高山与大河、跨过国界与海峡，迅速传遍全欧。不但如此，他的思想，借着人类最独特最奇妙最伟大的禀赋———语言文字，经过无数信众的传扬，无数学者的讨论，直到五百年后的今天，竟还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读者，竟还激发着人们去思索一些本源性的问题。 　　这些本源性的问题之一，就是甚至搅动了今日中国教会的所谓“基督教三大美德”中的两个———“信”与“爱”，何者为本、何者为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路德的所有思想中最深处、最核心的问题；是被蒂里希等新教神学家称为“新教原则”的问题；也就是所有略知基督教史的中国读者都耳熟能详又难窥堂奥的“因信称义”的问题。 　　“因信称义”的字面意义是，凭着信仰而得以在上帝面前可称为义。“信仰”当然是指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派遣基督道成肉身，为人受难，拯救世人的信仰；而“称义”或“拯救”，则是指使人脱离罪恶而可以称为“义人”。许多中国人把“拯救”仅仅理解为脱离外在的苦难而获得外在的福乐，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才会出现“既有苦难存在，所以信仰荒谬”的想法。 　　按照基督教的解释，人的苦难来源于，或者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罪性”(原罪或大写的Sin)。它可用神学语言称之为对上帝的背离或背叛，或用哲学语言称之为对“存在”的疏离或异化。背离上帝意味着转向自我或事物，即崇拜自我或崇拜世间的人或物；疏离存在意味着迷恋“存在物”，即沉迷于世上的人、物或自我，以这些东西为人生的终极关切。这也可说是人的本性之“异化”或“堕落”。这种“罪”，不是指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罪或罪恶，但却是所有这些罪恶(小写的、复数的sins)以及外在苦难的根源。 　　基督教虽然斥责世上的罪恶并主张努力消除之，但却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原罪，即人对上帝的背离或疏离。所以它更注重内在的问题，即人性的“堕落”。相比于人的外在的苦难来说，人性的堕落或人类本性的丧失才是根本的问题。这种本性即人身上的“上帝形象”，应是像上帝那样去爱，或像基督那样去爱，那种无私广博的神圣的爱，乃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维系世界和改善世界的力量。但是人的堕落，使人丧失了这种爱的能力。 　　由于这种堕落是普遍的，无人能避免前述的原罪，所以《圣经》曾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在此世的种种功德，种种成就，没有也不能改变这种基本状况，即人受到原罪制约的状况。基督教称此状况为人受到罪的“捆绑”。而摆脱罪的捆绑或释罪“称义”，既然超乎人的能力，所以上帝“道成肉身”，替人赎罪，赐人以称义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不是别的，就是释罪称义，所以凡接受这个恩典的，也就释罪称义；而“不接受”的意思，也就是不要释罪称义。用另一些基督教的词语来说，这里所谓接受，也就是“信”，信的结果即“释罪称义”，也就是摆脱罪的“捆绑”，也就是“得救”，也就是得享“天堂”，也就是与上帝“复和”或重新和好，也就是得到马丁·路德所谓“基督徒的自由”。 　　以上这些说法是基督教的一般教义，即不同派别的基督徒都主张的教义。但是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与众不同之处，是一再强调“称义”仅仅靠着“信”，而不靠任何其他的东西，不靠遵守教会的律法，甚至不靠人的行为或“善功”。正因为如此，这恩典不仅仅简易、廉价，而且是“白白赐予的”，否则也就说不上是“恩典”了。…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 文/江登兴 “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马可福音》12章26-27节 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 口中衔来一片新拧的橄榄叶。 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 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 我们踏着血，踏着泪走过来，…

　　　　　　　　　　　　　　　　　　　　李向平 　　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上海备受关注；“上海现象”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上海基督教，也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最具特征。作为异质文化或异质宗教，基督教在上海的传布和发展，已在西学东渐的层面，渐与上海的社会发展，获得相当程度的同步性。 　　本文提出上海基督教的社会化问题，一方面是指基督教的中国化意义，一方面则是与当今基督教学界关心的处境化问题应对。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在上海的社会化，确实是西方基督教在近代上海中比较突出的“上海现象”之一。可以说，基督教的上海发展，已经历史地具备有上海社会、城市文化的区域特征，构成了“海派基督教”的社会性内涵。 　　一、“利玛窦（Matteo Ricci）规矩”的历史延伸其上海基督教社会化的起点 　　1831年8月20日、1832年6月19日和12月5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先后自澳门乘鸦片走私船先后来到上海宝山、吴淞；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