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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骏 前言：救亡图存浪潮中的青年会现象 基督教青年会于上个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其第一站就是天津。无论对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一百多年，作功过是非的何种评价，站在这个世纪之交看过去，中国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显然存在一种“选择—顺 应”的关系，即中国青年选择了青年会，青年会顺应了中国青年的需要。 中国青年是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同青年会遭遇的。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冲击，直观地说，是政治意义上亡国，深层次上看，则是文化意义上的灭族。历史上，古老国度曾经遭受多次异族征服，但作为“文明中央”的文化自信从来没有动摇。但鸦片战争失败，特别是国人对这一失败的总结，让整个民族第一次意识到文化上的劣势。惊醒过来的仁人志士，半是清醒，半是迷茫地向着全世界，首先是西方国家，寻求自救、自强、自胜、自生之道。数千年古老文化紧闭的大门迅猛开启，这才有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进入。毫无疑问，在这种进入背后可以找到列强的外力，但不可否认，这也是当时中国青年的一种选择，中国文化的一种选择。挟西方军事政治优势而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不是一股统一的力量，而是各个教派的自行其是。一百多年下来，能够完整地存在下来，并在中国青年的现实生活中保留一点实质性存在和影响的，惟有青年会。这足以说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进入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一个中国方面纯粹被动的过程，而是中国文化和中国青年一个不乏主动性的选择结果。反过来，基督教青年会之所以能在中国存在一百多年，不仅因为青年会有此愿望，更在于青年会顺应了中国青年的选择，对中国社会的需要作出了回应。今天，我们站在救亡图存的始发点上看基督教青年会，既要看到青年会自身需要，更要看到当年及其后一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对青年会的功能性要求。以现实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而又不失民族自信地看待青年会这一世纪现象，才能正确评价曾经在这个平台上为民族救亡图存大业作出贡献的贤哲，并对新世纪中青年会的发展前景，提出有依据的展望。 一、青年会的国民教育及其背后的顺应策略 中国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相交，有着多个层面和维度，在具体内容上，也林林总总，丰富多彩。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当年青年会开展的国民教育，作为一个窗口，它既可以反映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可以反映青年会顺应当时中国青年的策略。 青年会之所以能顺应中国青年的需要而被选择，同青年会自身特性有内在联系。青年会的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不仅是一种理念、态度，也是一项生长策略。青年会具有基督教的背景，但主要是通过生活化的服务而为世俗社会所接受。服务是青年会的工作方式，也是青年会的生存之道，在中国青年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青年会以面向现实的服务，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传教布道，为中国青年所认可。其中，国民教育是青年会提供的一个重要服务项目，该项目典型地体现了青年会的顺应策略及其成功。 青年会开展的国民教育同时满足了青年会自身发展和中国青年的发展这两种需要，并且很好地平衡了两种需要的关系。国民教育顾名思义，就是着眼于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世俗关系，旨在通过教育，塑造一种现代国民需要具备的人格与相应的国家—国民关系，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创造个体条件。青年会提出的国民教育，文化色彩明显超过宗教色彩。青年会宣称自己唯一的使命和目的，就是辅助中国青年获得修养品性，研究学问，锻炼体魄的机会，做建造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翁。①青年会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并以此作为“人格救国”的途径。“以德智体群四育来造就全国青年的人格…..即以有人格的人才，督促社会的进步，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②基督教青年会立足国民教育开展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主流的欢迎，孙中山先生就将青年会评价为“造成好国家的好团体”。③服务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的青年会，在短期内被中国各界所接纳，实现了自我发展的目标。…

barnaba 2010-01-28 基督给教会两个主要的命令： 一是大使命：太28：19-20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二是大诫命：太22:37-39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在家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这件事因为一直被放在祷告中，所以一路上才会不断地遇见同路人，他们的经历不断地鼓励着我们，感谢神！ 下面是一位姊妹采访了几个在家教育家庭后写下的分享。很详细的记录了几个家庭按照真理实践在家教育的点点滴滴，每个家庭都有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在家学习的内容也各有侧重…… 我在这其中很受益，很受鼓励，愿姊妹的文字鼓励更多有志于此的弟兄姐妹们！ ——谷中小百合 ————————————————————————————————————————————————— 文：Irislee 前言 一直以来对于在家教育都很有好感，当然，过去也仅限于道听途说，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最近接触到一些在家教育的基督徒家庭，进入他们的家庭，有了一些现场的体会，对于很多过去困惑的或误解的问题都有逐渐明了的认识，故陆续写下这些的看见与体会，这仅是个开始，盼望未来能够更多去了解在家教育。 在家教育家庭探访之一…

原创 2017-12-11 临河之福 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你们的弟兄郭春雨，东北某家庭教会牧师。 我的女儿今年18岁了，大家叫她Sunny就好了。她预计明年秋季就要读大学了。她除了是牧师的孩子，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没有读过一天的公立学校。 我们最初之所以选择在家教育，其实还不是说我和妻子有什么远见卓识，而是上帝赐下了一个特别的机会而已，所以说起来还真的只有感恩，没有什么好自夸的。那时候应该是在2006年，Sunny六岁的时候，我们与一对新加坡夫妻Victor和May过从甚密，常常在服事上同心合力，彼此配搭。他们夫妇曾经给我们夫妇做婚姻辅导。当时我们已经结婚八九年了，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基督徒，是结婚六年之后我先信主的，后来一家都信主了。 有一天，Victor夫妇跟我们提起想要把他们的两个女儿从学校中带出来在家教育，问我们要不要让Sunny跟他们家里的两个小姐姐一起结伴学习。我当时就感觉这个事十分美好，就欣然同意了。在那以后，Sunny和两个小姐姐一起学习了大概三年多。两个小姐姐的母语是双语：英语和汉语，而且都非常棒。Sunny学得很快。那时候她们学的材料叫做Abeka。Victor和May夫妇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我的孩子，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我们解决教材的费用，真是又出力，又出钱。他们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及时雨。后来到了2009年，教会开始筹办学校，为了支持学校的教育事工，我们就忍痛把Sunny从在家教育改成去教会学校读书。当时我想，既然教会已经开了学校，如果教会的传道人都不送孩子到学校，其他家长就更难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了。在教会学校里面学习的是另一套英文基督教教育课程。到了2015年，Sunny该读十年级了，而教会学校只开到初中，所以我们就把Sunny带回到自己家里，继续在家教育。现在她在读十二年级，明年夏天即将高中毕业。Sunny在2017年11月第一次参加托福考试，取得了109分的优异成绩（满分120分）。她的英语能力远远超过很多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这也是多亏了她接受了Victor和May一家各方面的帮助，其中当然包括在语言方面的引导和熏陶。另外，她在语言方面的成绩也离不开这些年所学的基督教教育英文课程。 Sunny比较聪明，不过肯定不是天才，她也不多才多艺，没有参加过任何课外班。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基督教教育，她有更多机会认识神，服事神，我就非常感恩。她现在除了自己的功课以外，每天的空闲时间会比外面的高中生多不少（最近准备SAT稍微忙一些，不过只是忙四个月而已，到了三月份考完SAT也就没什么太需要忙的了。不过即使这个阶段再忙，也没有耽误任何一次主日聚会和小组聚会。）她参与教会的音乐事奉、主日接待、安排餐食、连续多年暑期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参与支教、每周维护临河之福公众号、每周给一个初中学生做家教（初稿写的是给小学生做家教，后来经过核实，已经是七年级学生），还参加过诗班、给主内书店做过义工、担任过教会小学的英文助教，等等。从七岁以来，Sunny每年至少通读一遍圣经，今年是通读两遍，并且在其中一个英语通读圣经群负责每天的签到统计，而且还参加教会的属灵书籍阅读群。你看她的生活是不是很充实呢？ 那么作为“过来人”，我想稍微谈一谈基督教教育这个话题。最近这些年，很多家长意识到了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因为这毕竟是圣经明显的命令。圣经要我们做父母的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这不是现代教会的发明，而是从旧约到新约贯穿始终的命令。我们自己不教育自己的子女，反而把教化灵魂的事情委托给外邦人，这实在是讲不通的。…

一个人的房间安静，思绪却不止不息，踯躅于进取的激昂和退守的无助之间。在充满喧嚣与桎梏的时代，经由一本书，走近充溢“自由”与“寂寞”的德国古典大学，两相比照，心中的苦闷与不忍，个体的无奈与悲凉，在夜色里，令人深痛。 执教北大的陈洪捷老师，我于2017年11月24日在北京初见，书扉上的签名留下了相识的印记。他在这样一本书里，以引领十九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德国古典大学观”为主题，探讨德国大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思考中国大学制度引进的中介与凭依，致力于理解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和本质。 十七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学，深陷危机。僵化的课程与沉闷的课堂，侵蚀着中世纪以来大学存续的合法性基石。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在法国表现为高等专门学校的建立，以及古典传统大学的式微。德国的大学，亦处于这种衰落之中，“教学的主要形式仍然为宣讲，即按规定的教材照本宣科并进行解释、评论和论辩……但实际上只是从原则到原则的教条式辩论”。 旧大学的危机，催生了新大学的萌芽。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在德国的繁荣，用“人类理性”和“宗教宽容”开启了以哈勒大学与格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新路。“学术自由以及对学术探索的鼓励，可以看作是哈勒和格廷根大学所代表的大学观念的核心内容”。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诗人席勒与哲人康德，以及谢林，立足时代提出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初步表述。席勒以“谋生型学者”与“哲学型学者”对知识界加以划分，认为后者“他们仅以学术本身为追求，而不以学问为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并能融会贯通、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科学，也正是日后德国大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康德则在《学院之争》一文中，论证了哲学院的独立性与特殊使命，认为“它只关心科学的利益，反映理性的声音，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从而与神学、法学、医学院的政治职能相区别。谢林作为另一位代表，反对片面的专业教育，强调“哲学”的学习，从而“使人的精神从片面教育的狭隘中解放出来，使之升入普遍和绝对的王国”。这些观念，为柏林大学的建立与新大学观的形成提供了铺垫。 大学的德国世纪，“生于忧患”。1807年拿破仑大败普鲁士，普国一半国土割让，七所大学丧失，国家限于危难。困境之中，普鲁士锐意改革，洪堡主持的柏林大学建设，即为其中的一项。这所为了重塑德国文化自信与地位的学府，于1810年9月29日正式开办。它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追求经济独立和学术自由，超越了启蒙思想的功利主义，体现着新人文主义的大学观，从此开启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返观洪堡与柏林大学，无法避让“洪堡神话”的褪魅。主持筹办的洪堡在柏林大学开学之前，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作为他的办学纲领，落实的程度也值得怀疑，但他的名字，却永远与那个辉煌的时代关联。深察他的贡献，当在于通过学术圈的勾联，与席勒、施莱尔马赫等人交流，通过行政的职权，实现了理念与制度的互动，奠定了德国古典大学理念与实践光大的基础。 洪堡的大学，兼具双重任务，即“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强调“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施莱尔马赫在《德国特色之大学断想录》阐述了自己的大学观念，认为大学的目标，在“一种在整体中探求事物的能力和态度”。他用中庸的立场，在“为知识而知识”和“为社会而求知”之间进行调和，“大学追求其科学，遵循科学的要求培养学生，既可繁荣科学，也同样可以满足国家对官吏的需要，而且，如上所述，接受过科学精神熏陶的官吏于国家更为有利”。发表《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费希特，也是古典大学理念的支持者。他强调大学是发展理性的重要机构，且神性给人类的启示即依托于大学，科学的修养与道德的修养是大学培养的两个方面。与洪堡不同，他认为大学不从事科学研究，因为“哲学作为知识的纯粹形式关心的是知识的有机整体，而科学研究总被看作是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探讨”。古典大学的知识观念，在此表现为侧重广泛和整全。 从人物的思想到机构的建设，德国古典大学的特质，集中在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四个核心概念。这种基于韦伯“理想类型”的抽象概括，以一种片面的深刻，抛弃某些，突出一些，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德国古典大学。所谓“修养”，它强调人的独立价值和自由发展。作为人的“内在生长”，它对抗“外在目标”，“它体现出一种对永恒的、超越时空的人的理想的追求，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科学”在德国古典大学观念中，意味着“未被穷尽、而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它自为目的，与大学不可分割。尤其，“科学作为修养的媒介也同样具有宗教和神圣的性质”。关于自由，理想主义思想家从个人修养的能动性与科学探索的无穷性，针对国家而提出的要求：“大学观的论者普遍认为国家与科学性质迥异，任何国家的介入都会给科学带来负面作用”。最后的“寂寞”，关乎行为的取向与精神的状态。这种疏离感，表示与政治、经济、社会的适当距离，“寂寞首先与精神的自由相联系，纷扰的社会生活会使人失去其精神的独立性”。当“走出象牙塔”的呼声高涨，如此的态度，令人怀想。 研究的落脚，以韦伯的卡里斯玛理论作为观照，通过对神圣典范和超凡魅力的人物分析，转入卡里斯玛组织的研究。“德国古典大学观这种由精神而制度、由内而外的革命性力量即具有典型的神功特征”。德国古典大学理念的实施过程中，强调纯粹精神的活动，而在“组织化”和“程序化”方面发生欠缺。“德国大学具有一种反组织、反程序化的明显倾向，注重最终的成就和创造，而忽视建立通向目标的程序化规则，大学的学术活动普遍被认为不可置入某种组织的框架之内，是‘不可规则化’的”。这种基于使命与责任的道德感召，充满“以学术为志业”的坚定，在集权的体制内持守自由，发挥了个人的创造与科学的探索，却在组织建设方面陷入困境。当卡里斯玛的魅力褪变为学术工厂的现实，英美式的大学组织，成为了新时代的标志。德国神话，随着一战与二战的硝烟，逐渐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