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前言：救亡图存浪潮中的青年会现象
基督教青年会于上个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其第一站就是天津。无论对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一百多年，作功过是非的何种评价，站在这个世纪之交看过去，中国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显然存在一种“选择—顺
应”的关系，即中国青年选择了青年会，青年会顺应了中国青年的需要。
中国青年是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同青年会遭遇的。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冲击，直观地说，是政治意义上亡国，深层次上看，则是文化意义上的灭族。历史上，古老国度曾经遭受多次异族征服，但作为“文明中央”的文化自信从来没有动摇。但鸦片战争失败，特别是国人对这一失败的总结，让整个民族第一次意识到文化上的劣势。惊醒过来的仁人志士，半是清醒，半是迷茫地向着全世界，首先是西方国家，寻求自救、自强、自胜、自生之道。数千年古老文化紧闭的大门迅猛开启，这才有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进入。毫无疑问，在这种进入背后可以找到列强的外力，但不可否认，这也是当时中国青年的一种选择，中国文化的一种选择。挟西方军事政治优势而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不是一股统一的力量，而是各个教派的自行其是。一百多年下来，能够完整地存在下来，并在中国青年的现实生活中保留一点实质性存在和影响的，惟有青年会。这足以说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进入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一个中国方面纯粹被动的过程，而是中国文化和中国青年一个不乏主动性的选择结果。反过来，基督教青年会之所以能在中国存在一百多年，不仅因为青年会有此愿望，更在于青年会顺应了中国青年的选择，对中国社会的需要作出了回应。今天，我们站在救亡图存的始发点上看基督教青年会，既要看到青年会自身需要，更要看到当年及其后一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对青年会的功能性要求。以现实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而又不失民族自信地看待青年会这一世纪现象，才能正确评价曾经在这个平台上为民族救亡图存大业作出贡献的贤哲，并对新世纪中青年会的发展前景，提出有依据的展望。
一、青年会的国民教育及其背后的顺应策略
中国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相交，有着多个层面和维度，在具体内容上，也林林总总，丰富多彩。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当年青年会开展的国民教育，作为一个窗口，它既可以反映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可以反映青年会顺应当时中国青年的策略。
青年会之所以能顺应中国青年的需要而被选择，同青年会自身特性有内在联系。青年会的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不仅是一种理念、态度，也是一项生长策略。青年会具有基督教的背景，但主要是通过生活化的服务而为世俗社会所接受。服务是青年会的工作方式，也是青年会的生存之道，在中国青年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青年会以面向现实的服务，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传教布道，为中国青年所认可。其中，国民教育是青年会提供的一个重要服务项目，该项目典型地体现了青年会的顺应策略及其成功。
青年会开展的国民教育同时满足了青年会自身发展和中国青年的发展这两种需要，并且很好地平衡了两种需要的关系。国民教育顾名思义，就是着眼于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世俗关系，旨在通过教育，塑造一种现代国民需要具备的人格与相应的国家—国民关系，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创造个体条件。青年会提出的国民教育，文化色彩明显超过宗教色彩。青年会宣称自己唯一的使命和目的，就是辅助中国青年获得修养品性，研究学问，锻炼体魄的机会，做建造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翁。①青年会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并以此作为“人格救国”的途径。“以德智体群四育来造就全国青年的人格…..即以有人格的人才，督促社会的进步，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②基督教青年会立足国民教育开展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主流的欢迎，孙中山先生就将青年会评价为“造成好国家的好团体”。③服务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的青年会，在短期内被中国各界所接纳，实现了自我发展的目标。
青年会开展的国民教育，同时依托了青年会重视学习和中国青年认同教育这两种传统。基督教青年会诞生之日就是一个学习或教育组织。1844年英国青年乔治·威廉斯邀集12位青年成立了以学习研讨圣经为主的宗教小团体，套用当代的话语，创立时的基督教青年会就是一个“学习型”的宗教组织，在个体层面上，通过学习特别是团体中的自我教育来解决成员面临的问题；在组织层面上，通过读经研讨来吸引青年、凝聚青年，履行组织的功能，实现组织的发展。这种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在中国这块教育的沃土上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中国文化本来就推崇教育，学习在中国人眼里是一桩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圣人早就说过，“有教无类”，通过教育特别是修身养性来塑造人格，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面对着国家危亡，期待着民族振兴的中国青年，更把学习、教育提升到国家再造、国民再造和人格再造的高度，相当自然地接受了青年会的国民教育。作为救国之路的国民教育不但代表了学什么，更代表了通过学习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国民教育因此成为青年会和中国青年彼此接受的契合点，青年会也开始了在中国的百年历程。
青年会开展的国民教育平衡和融合了西方和中国两种内心世界。基督教是一种普世宗教，面向全人类，传播福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开展的国民教育，直接导源于其最初的宗旨——“追求基督道德精神，避免城市青年堕落”。这一宗旨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帮助工业化时代进入城市的青年移民完成一个“社会化”过程，使之摆脱倍感压抑的城市环境，实现个人内在的意义世界的重建，并通过引导青年服务社会，推进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进入中国之后，面对中国青年的现实需要，青年会提出以人格重塑为目标的国民教育，为中国青年解决个人问题，进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生活层面的选择。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华基督教青年活动家张伯苓1929年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席话，很典型地表达了当时中国杰出青年的心情和思想。“年轻的时候我很悲观，，我们人民的痛苦与贫穷，令人耻辱的外国势力的侵略，官僚的腐败，所有这些都令我悲痛不已。我很绝望，感到无路可走，我有时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很快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关键不在几个武夫，而在人民。我放弃了官场生活，投身于教育事业，我相信教育可以改造和革新国家……但是，直到我接触基督教以前仍然很悲观，基督教使我变成乐观的人。……我接受基督时，我的生活才有了真正的意义。犹豫不决和悲观消失了。所有一切都焕然充满新意。……我不愿让我们的年轻人自私，也不愿我的国家被自私的民族主义所驱动。我不相信孤立主义，中国术语全世界大家庭，并注定委现代文明做出贡献。”④张伯苓先生的感受当然有自己的个性成份，但希望融合西方的精神和观念，改变自身，重建自我的内心世界，确是当时青年的普遍要求。救亡图存的中国青年，只有扬弃原有文化，才能应对现实的挑战，向着世界开放是必由之路；但再好的外国方案，都是服务于中国的问题解决，都必须有助于维护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存在，如果不能本土化，外国方案难免成为隔靴搔痒，甚至还会构成民族文化生存的陷阱。恪守服务宗旨的青年会，由于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面对的这一“全球化—本土化”的紧张，因此得以吸引了一批像张伯苓那样的中国仁人志士，卷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事件，并在这一段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二、青年会国民教育的特色
青年会的国民教育为了顺应中国青年的需要，在具体内容的构思和设计上，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特别是教育传统的精华与特色
1. 国民教育是灵魂取向的教育
“灵魂取向”不仅指青年会的国民教育有着基督教精神的内涵，更指国民教育直指中国青年的心灵。就基督教本身来说，传教就是一个争取人的灵魂的过程，皈依就是灵魂再造。但在顺应中国青年需要这一基本策略下，青年会注重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基督的精神气质加以衔接和互补。所谓“揭两约之精华，补五经之缺略”，表现出既尊重作为中国传统心灵寄托的五经，又明确提出其不足；既肯定基督教教义对中国经典的建设性意义，又明确其作为补充而不是完全取代的地位。对两种经典及其背后的精神和心灵的包容，对两者关系的恰当定位，契合了当时青年的实际心理。没有对传统的反思，救亡图存没有基础；没有主次，救亡图存更失去了前提。青年会的国民教育为中国青年有选择地融合两种文化，重塑灵魂提示了一个方向。历史地看，我们不能苛求这种提示必须具有超越时代的正确性或合理性，而需要视为对中国青年重新发现个人价值和生活意义，克服傍徨，重构精神世界，再建现实世界的一种启发。
2. 国民教育是人格取向的教育
中国传统上就讲究修身养性、身心合一，这才有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投笔从戎大丈夫。只是当时的中国积弱甚深，青年也身心皆疲。青年会提出的国民教育旨在“培养完善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而培养人格的目标和环节之一就是造就个人身心合一的状态。青年会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内容，努力实现受教育者身心平衡，不但切中了当时中国现状特别是传统教育“身心皆疲”的弊端，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教育向身心互动、彼此激发的现代教育的转变。青年会在天津引入的现代体育，直接寄寓了身体强壮是个人对国家的责任的理念，为体育赋予了国民人格的内涵。
3. 国民教育是行动取向的教育
青年会服务于青年的最终目的，是造就服务于社会的青年，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最终是要通过青年服务社会来实现的。青年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包括国民教育，都具有行动取向的性质。中国传统上讲“知行合一”，不仅是认识论的，也是实践论的；既是个人做学问的方式，也是个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青年会国民教育以服务社会为旨归，其在当时的重要现实主义意义在于，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超然态度，那种个人完全可以自我决定入世出世的洒脱，转化为现代国民对国家，对公共生活，对社会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并要求具体而实在地践行之，突破了中国传统的“个人—社会”关系样式中内含的精英论思路，要么做大事，施展一己宏愿；要么弃绝世界，关起门来求内心一统，如此极端实际上堵塞了普通人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国民教育突出“服务”，显示了一种“中观层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个人作为普通国民，无论其能力大小，都可以按照自己认可的社会价值观，而履行公共责任，并在此过程中完善自己。普通人的地位和责任，正是现代国民概念的重要内涵。
三、青年会国民教育的当代启示
青年会因其顺应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的需要，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页，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建设中，青年会及其国民教育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1. 培育国民任重道远
当前，中国正处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培养现代国民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个人的社会公德和对社会的责任及其履行，仍在培养或培育之中。目前社会教育偏重技能和知识，强调个人的自利和活力，却疏忽人格的养成，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国民教育不但仍有必要，而且极为重要。
2. 安顿心灵当务之急
人不但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无论在物质贫乏阶层还是已经进入小康的阶层中美满足热内精神需要都相当紧迫。市场经济带来了个人在财富、名利、权力上获得成功的机会，但成功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意义，过度追求成功反而造成心灵的失落和心理的紧张。尽管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本性，这里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性而不是宗教性，但同为精神或意义层面的现象，总有可以相通之处。青年会国民教育以超越性价值为内在支撑，如果现今开展的各项活动也以此为模式来设计，可以在实体性效果之外，同时收获心灵提升的效应。
3. 服务社会方兴未艾
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化，公益事业和困难人员需要各方的关注和援助，社会服务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然而，广泛、普遍而及时的服务需要理念、组织、能力和方法的支撑，现实生活中这些条件的缺乏或不成熟，是目前社会服务遭遇的真正瓶颈。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青年会完全可以发挥自己传统优势，在原来的“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理念引导下，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能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在社会服务中先行一步，这将不但有益于特定的群体，有益于整个社会，也有利于青年会的自身发展。
如果说一百多年来青年会与中国青年的携手，根本上在于前者顺应了后者的选择，那么，在未来的时光中，青年会如何在现实社会变迁的进程中，继续这种顺应策略并继续取得成功，将决定青年会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国青年在成长，面向中国青年的青年会也一定能够得到不断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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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路义思：“曹雪庚生平之回忆”，《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78页，转引自罗世龙主编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第5页，2005年版。
②范百海：“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34页，转引自罗世龙主编的前书，第5页
③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第26页，转引自罗世龙主编的前书，第6页。
④Frank B.Lenz: The Mystery of Personality, 转引自罗世龙主编的前书，第226—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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