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影响之下，人类社会的结构以及精神面貌正在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数字孪生等等，造成了虚像与实体交错融合以及数据驱动的经济，整个社会的智慧网络化正在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这就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进行范式创新，打破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和细化的学科分野，进一步促进文、史、哲、经、法、政之间的跨界以及文科与理工农医的交叉和融合。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文科并不是仅仅在原有的文科中添加一些新兴技术，而必须塑造一套新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并且推动实质性学科交叉、真正进行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进而创设新的学术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新文科的基本特征是问题导向，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密切合作以及对未来的进行创造性构想。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科强调的不再是功能分化，而是机制整合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串联和互动关系，形成整体化的综合知识体系。 　　 物联网形成大数据、各类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的发达和普及，使文理交融的科学研究正在转向数据密集型的“第四范式”，引起计算社会科学的勃兴。所谓计算社会科学，是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分析、多媒体技术、区块链技术、机器学习、复杂性建模、模型识别、社会仿真实验等新兴方法支撑下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和行为识别而形成的新型跨学科领域。海量数据、数据全集乃至完全数据的采用，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持系统的形成，给社会科学研究开拓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数据来发现和认识问题，通过解读和分析数据包含的信息来获取知识并做出判断。如果说数据是还没有进行评价的素材，那么信息就是在特定场景里进行评价后给选择和决策提供的参考资料。信息的普遍化形态就是知识以及智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关注的是采取名义尺度、排序尺度、间隔尺度、比率尺度等进行编码的数据，因为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判断和决定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有利于系统思考方法以及社会系统工程学的发展。 　　 庞大而复杂的数据处理、分析、应用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在这里，数据的规模和质量与人工智能的存在非常显著的正比例关系：大数据越多、越好，行为履历和数字化档案就越丰富，因而机器学习算法的预测能力也就越强、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也就越广阔。由于我国的体制机制特别有利于大数据的收集和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理所当然具有非常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也注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受到人工智能更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遭遇算法黑箱化与问责原则之间的冲突，并且不得不正视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效率、理性、公平、人道等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从文科与理工科交叉融合的视角来看，协同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可说明的（explainable）人工智能（XAI）”、“可信赖的（trustworthy）人工智能（TAI）以及避免“算法独裁（Algocracy）”（John Danaher的表述）。但是，自然形成的数字鸿沟势必带来政治上的代表性偏差，巨大的电商平台势必改变经济上的市场竞争机制，遗传信息的利用很可能复活血缘和身份的社会定位机制，对带有偏误的既有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很可能导致算法歧视、系统偏误的维持以及网络人的阶层固化。另外，在法治层面，人工智能作为规则嵌入系统可以实现一种貌似非强制的行为控制和社会控制；以深度学习和智能网络化为背景，原则上的人对自动决定过程的监督和介入也不得不以人工智能来替代，最终出现以人工智能监控人工智能的事态。 　　 上述这一切都意味着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将很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近代化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价值取向以及研究方法，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制度设计。鉴于智能网络化的现实，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2018年实施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承认个人享有对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档案提出异议的权利，规定如果数据管理者不能出示充分的正当性根据和履行说明义务，就必须中止电脑系统的处理。这个欧盟规范还承认数据主体有权不服从那种仅仅根据人工智能而自动化做出的决定，并明确指出数据管理者不得通过假装有人介入和监控的方式来规避这项“人工智能时代的抵抗权”。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强大的隐私权会分割数据-虚拟空间、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探索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宪法观的主张也迟早会被提上政治议事日程。事实上，2020年底公布的欧盟数据治理条例建议稿、数字市场法草案以及数字服务法草案，还有2021年5月公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日本数字社会法制改革法案，就反映了制度创新的无尽前沿动向。此外，具有经济价值、甚至被视为通货的数据应该私有还是公有也会成为法学的重大争论点。在这种场合，个体尊严、隐私权、选择自由以及民主参与机会也许需要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实现和保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区块技术来制衡智能技术，捍卫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精神。此外，在机器人的功能与人类能力相匹敌时，在人机混合状态日益普遍化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例如复制人出现）时，在人工智能开始具有一定程度自我意识乃至精神作用（特别是高仿真智能人出现）时，机器人的法律人格和人权的讨论也将带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封建主义 英国 法治传统 英国的法治传统为今天多数国家所公认和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各国纷纷效仿的目标，但这种传统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和培育之后才形成的，封建主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里所谓的英格兰法治主要是指一种依据普通法进行治理的社会状况：上至国王，下至普通臣民，都必须遵守法律，司法权由法官行使。其实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权者的制约，在封建主义下的英格兰就是对国王的制约。之所以说英格兰的法治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是因为在那里国王的权力得到了相当的制约。我们所熟悉的柯克在与詹姆士一世的争论当中所引用的布拉克顿的名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陛下虽高居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英格兰从一个与12世纪西欧大陆相比王权很强大的事实始，最终却并没有像西欧大陆的法国、德国那样发展出极端的专制，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德国的普鲁士王国等。而西欧大陆起初并没有类似于英格兰那样的强大王和后来的结果却是以专制结束了自己的封建主义。这一事实该如何解释？ 考察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可以发现，从诺曼征服开始，英格兰贵族、教会与国王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国王在很多时候都保持了优势：斯蒂芬时期的混乱贝克特主教与亨利二世的抗衡，直至约翰王对教皇英诺森三世和贵族的屈服和妥协，《大宪章》的颁布，西门·德·孟福领导的贵族与亨利三世的斗争……这些抗争的结果是使英格兰虽然形成了集权，但却避免了专制。维诺格拉道夫在分析封建主义将领主和封臣之间归结为一种封建契约的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依靠，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和抗衡来维持双方的宣誓效忠。而领主对封建契约的遵守后来转化成了国王和领主对于法律（普通法）的遵守，也可以说，对于法律的遵守源于对封建契约的遵守，而在缺乏斗争和抗衡的情况下是很难保证领主对封建契约的遵守的。 如前所引，秦晖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对于“小共同体”的关注，认为小共同体在防止大共同体比如专制国家对于个人权利的侵犯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注：《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那么，相对于强大的王权来说，贵族和教会都可以看做是不同程度的小共同体，正是他们与国王的不懈斗争才避免了国王形成肆意专断。就法律领域而言也是这样。梅特兰在里德演讲（Rede…

作者：伊德丰索•卡马乔 关键词： 保禄六世 方济各 政治 正义 不应该让2021年流逝而没回忆教会两道逢发布五十周年的社会训导文献：一道是保禄六世教宗颁布的《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宗座公函，另一道是1971年世界主教会议闭幕文献《世界正义》（La giustizia…

　　 安倍晋三原首相暗杀事件，使本来就胜算在握的自民党获得了参议院选举的大胜。现在舆论界的倾向性主张是，无论从民众的同情感和悲剧英雄情结的角度，抑或从政界的法定动议人数和表决多数的角度来看，日本尽早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安倍遗愿，似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之事。但是，我认为改宪究竟能否迅即启动和最终落地，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主要理由有如下三条： 　　 第一，安倍改宪的初心是“摆脱战后体制”。众所周知，所谓战后体制的法理根据是东京审判，和平宪法则是美国占领政策的结果和象征。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改宪的本质其实是削弱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加强自主地位。然而在美国看来，这就是历史修正主义或者历史虚无主义。所以2013年末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不仅遭到中国、韩国的激烈反对，也遭到来自美国的尖锐批评。美国持异议，除了东亚外交的考虑之外，就是要给日本改宪划出一条明确的底线。 　　 固然，日本改宪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把日美安保条约调整为双务协议，让日本履行作为盟国的义务，成为欧美阵营在东方的桥头堡，也可谓美国怂恿和支持日本改宪运动的初心。然而按照这条思路废弃或抽空宪法第九条、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其实不仅不会加强日本的国家自主性，反倒势必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从属性。这个悖论正是日本修改宪法的陷阱，也是安倍政治最深刻的悲剧性所在。岸田是否也有“摆脱战后体制”之志？还愿不愿意继续陷于这样微妙吊诡的陷阱之中？在俄乌战火蔓延欧洲之后，日本民众是否真的愿意打破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局面？这里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而让人内心纠结的问题。外交经验丰富的岸田文雄首相当然深谙其中的凶险。 　　 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的场景，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倍暗杀事件存在蹊跷。然而深究之后发现，具体负责的奈良县警察本部长以及日本警察厅长官都是安倍原首相提拔重用的亲信，通过对警卫疏忽失职的问责不仅不会引起政界对背后元凶的疑神疑鬼，反倒有可能一举肃清安倍自己精心安插在要害部门的势力。另外，嫌疑犯供述的作案动机则曝露了日本政界保守派与韩国统一教会等右翼新兴宗教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勾兑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民众对安倍的仰慕，引起围绕“国葬仪式”的争议，甚至还有可能使“政教分离”成为改宪议论的新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