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二、中国教会的现状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基督教在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基督教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跟一般人谈起几十年来同样有过迅猛发展的韩国教会不同，人们谈到韩国基督教可以知道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所神学院，有多少位宣教士。但是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无法明确地、清楚地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到底有多少个聚会点。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局面究竟如何？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状况如何？教会和牧者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没有人在介绍中国教会，也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中国教会，而是说大家介绍和研究的切入点、对象乃至方法都不同。比如说与中国体制内教会保持亲密关系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介绍中国教会时，他就会描述中国教会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宽松政策，取得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而一些与中国体制外教会保持密切来往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描述中国教会时，他们则认为中国教会正在经受越来越大的逼迫，因为他们单单从家庭教会的处境来描述中国的政教关系局面。 究竟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能更反应事实呢？答案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待，如果你从基督教两会的角度来看，的确中国教会相对于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来说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即教会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宽松，教会的待遇正变得越来优厚；而如果你从家庭教会的角度来看，则中国教会的生存空间的确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究竟当下中国教会处在怎么样的处境，以下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所闻所见： 1、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各自情况 谈及中国教会，给世界各国人最大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尤其是有关这两类教会的区别，比如三自教会是公开登记的，是政府支持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的地下教会，是与政府宗教政策对立的教会。 没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迄今为止双方之间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甚至连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试图希望在其中做调节和缓和工作的人都会被双方所质疑、所排斥，乃至口诛笔伐。比如象葛培理（Billy Graham）次子葛纳德（Ned…

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一）——王文锋弟兄谈“我眼中的中国教会” 基督时报蒙作者赐稿 作者：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06月24日 09时15分17秒 编者按：两周前，中国神学论坛创办人王文锋弟兄寄来他的文章“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洋洋洒洒的一万字，讲述着这位出生于四代基督徒世家、生长于温州、 事奉于北京的牧者的中国教会情怀。 文章刊出以后，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基于对网友的回应，也基于对中国教会的深思，王弟兄便于一周前起意要写一本书，题目也类似。为了能够给自己寻找一种动力驱使他一口气把这本书写完，经过考虑后，他决定通过基督时报边写边连载。基于他亲朋好友来自中国不同的教会背景，因此他试图从一个客观的视角来分享有关中国教会的发展和走势，希望主内肢体一起为他祝福和代祷。 基督时报网站也对上帝在文锋弟兄心中所动的善工感恩，并盼望透过每日连载的方式促进更多人为中国教会代祷，愿中国教会成为上帝的荣耀的器皿！…

基督时报专栏作家 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10月19日 09时16分46秒 【基督时报】 不过，比起这些家庭教会老一代的领袖来说，象河南、温州、安徽等地的教会大团队在对外的交往上可能就要开放得多，他们不仅在关系上与海外保持联系，而且在事工上也有紧密的合作。象方城团契（河南）、温州区会团队、中华福音团契（河南唐河）、颍上团队（安徽阜阳）、利辛团队（安徽毫州）、徐州淮海福音团契等团队更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就已与海外福音机构建立事工的合作关系，这些团队的领袖象张荣亮、冯建国、申义平、徐永泽、缪志彤等人早在80年代初就与海外福音机构有了事工的配搭。一些海外人士如包德宁、赵天恩、王一平等牧者都曾与这些家庭教会团队的领袖有过亲密的交往。就家庭教会大团队之对外交往的频率来说，无疑河南家庭教会团队是最为频繁的，原因有多方面，笔者认为有二点是不可忽略的，其一是他们在80、90年代所开展的“舍命式”的宣教计划比较容易引起海外的关注，因此海外一些重要福音机构便纷纷对他们提供援助，其二是河南家庭教会较沿海地区来说经济物资和福音资源方面更为缺乏，这就使得他们对海外福音机构的依赖性更大，这也迫使他们与海外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而象温州教会与海外的交往则又体现了另外的缘由，由于温州本地天然资源贫瘠，因此温州人多年来就孕育出一种向外拓展的本能意识，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影响了温州教会的事工特点，那便是希望以海外资源来激励自身的发展。不过，温州教会较河南教会来说，在对外交往上又体现了不同的特点，如果说河南教会对外交往单单是为了吸引资源来壮大队伍，那么温州教会的对外交往则是为了复制复兴模式来为己所用，用两个词来描述两个地方教会的对外交往模式，那便是：河南是“汲取”海外福音的资源，温州是“模仿”海外复兴的模式。 接着再来看看近十多年迅速兴起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相对于老一代传道人和大团队教会领袖来说，城市新兴家庭教会领袖对外交往的情况则富有另外一番特点，首先他们当然是会积极与海外保持联系，基于他们自身多为知识分子背景以及身处都市，因此在对外交往上较传统家庭教会来说应该是更为便利，不过，比起老一代传道人和大团队教会牧者来说，他们与海外教会的交往更体现了如下的特点：强调自身的独立性，注重交往的平等性，看重体制的创新性。而且在与海外的交往中，他们往往会顾忌整个中国教会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在乎国际教会如何整全地看待中国教会，换句话说他们对外的交往不在于寻求资源，而在于如何拓宽国际的生存空间，这较以往传统家庭教会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野。如果说河南教会和温州教会的对外交往之特点是汲取资源和模仿模式，那么以北京为主的城市新兴教会便是在寻求国际生存空间。 为了能更详细体现中国家庭教会不同时期领袖的特色，笔者如下以一个表格来说明一下： 老一代领袖…

据北京高校学者在《国学与西学：国际期刊》2011年12月刊上发布的《国学热、意义的匮乏与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一项基于北京市的调查与分析》研究论文显示，北京的大学生中具有基督教信仰（含天主教）的人数比例占总数的3.9%。“人生中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仰，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基督徒这样的人生，基督徒可以这样去想，基督徒可以自由的去活，基督徒可以爱人如己、乐于助人、不计较个人得 失地去看待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说。 这一学术论文是基于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丁博士课题组在2011年的调查研究。该研究以北京市行政范围内所有教育部直属、其他部委所属或北京市所属55所高等院校629561学生为总体，以PPS抽样方法对包括北大、清华、人大、民族大学等13所学校的20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分析得出的结果。 由于大学教育在“智力至上”和“社会生存功利性”价值观的指导下，忽略了对大学生的精神塑造和信仰塑造，虽然大学生长期接受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比较脱离社会现实，但是随着大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扩大，汲取知识的视野拓展，他们必然会萌发对人生价值的进一步思考和追求。 虽然中国有很多种宗教，唯有基督教中的圣经解释了“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一直困扰大学生的四个问题。 因此，一间小小的民居或者写字楼，摆上几排椅子的家庭教会和大学生团契成了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基地。 赵晓博士博客表示：基督教在大学生校园的传播和发展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大学生基督徒也在迅速的增长中。这一事实表明基督教正在部分大学生中凸显其核心功能

本文以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基础，首先梳理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之后根据笔者对英国伯明翰地区基督宗教各主要宗派十余家基层教会进行的实地调研，着重分析以神学倾向为标准所划分的各派教会的教牧人员对英国宗教世俗化的表现、程度和成因、教会面对世俗化的冲击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英国各派基督教会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之立场观点的分歧和冲突，对保守派教会在世俗化的冲击下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这一现象作出简要说明，并认为各派教会的外在宗教实践形式与其内在神学思想倾向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教牧人员在面对世俗化的冲击时所表现出的踌躇和骑墙心理。 关键词：英国 基督宗教 世俗化 基层教会 个案研究 一、关于英国基督宗教的世俗化 世俗化是当今欧美、尤其是西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在英国，世俗化得到了较为典型的诠释。世俗化在英国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8世纪至20世纪中期属于世俗化的量变积累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则达到了质变的突破。基督宗教无论是作为有形的以教会为代表的组织机构，还是作为无形的大众文化价值体系似乎都处于江河日下的境地。 （一）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 添加时间:2011-12-19 15:07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五） 钟扬教授主讲“中国基督徒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初探” 2011年12月14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四十五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致远讲席教授、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钟扬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孙国东、林曦、杨晓畅等参加了本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许多校内外的老师和同学也闻讯赶来，聆听这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钟扬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钟扬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评论嘉宾范丽珠教授和刘清平教授。 钟扬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中国基督徒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初探”的精彩演讲。他首先介绍了此项研究的缘起。据皮欧（Pew）全球态度调查项目显示，超过56%的中国公众生活中有某种信仰，而据钟教授的研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正迅速增长，目前可能已达到七千到八千万。他指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religiosity）（包括信仰、归属、行为）往往会影响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某些政治观;以美国为例，有宗教信仰的人受其教义的影响倾向于保守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当然不同的宗教对人的社会政治观会有不同的影响，他列举了基督教在南韩、波兰、中国所造成的社会事件和文化冲突，强调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指出此项研究的主旨，即探讨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加快发展和转型，社会成员的信仰问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精神和信仰上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社会存在。正因为是客观需要，事实上，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快速。在当代世界，中国可以说是宗教力量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对很多西方宗教来说，具有庞大世俗人口的中国是宗教发展的最后一块乐土。与中国不同，西方世界的很多国家，宗教文明的世俗化一直在进行，信教人数尤其是虔诚信教者在减少。西方尽管有完全的传教自由，但因为世俗化趋势，传教显得相当困难。在欧洲，人们不难发找到往日的教堂演变成为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案例。 　　除了西方传入的宗教，中国社会本身所有的宗教的发展也相当迅速，例如佛教。也不容忽视的是，各种各样的邪教也在层出不穷，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邪教的出现当然不是当代的事情。邪教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不管政府对邪教采取怎样的举措，各种邪教还是会产生。这和西方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但在中国，因为正教的发展受到控制，这为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具备与宗教对话的经验 　　中国有关当局对这些发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 　　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应付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即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入党，下一个需要应付的问题就是宗教了。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道理。这里有两层的含义。一是执政党必须直面宗教问题，因为宗教是客观存在的。二是执政党有能力应付和解决宗教和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中国文明和各种不同的内生的、外来的宗教互动了数千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宗教问题的信心应当是有的。 　　但信心不等于现实。在信心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不同时代，因为不同的内外背景，当政者在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必须有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方法。那么，在当代的中国，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挑战众多，并且是深层次的。在笔者看来，有三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显然。 　　第一是中国世俗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很多人简单地把中国宗教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看成是官方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并不十分确切。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看法有待探讨，但在中国的文明环境中，世俗性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中华文明尽管不排斥宗教，但文明本身是世俗的。与世界上其它文明相比较，世俗性是中华文明的最大的特点。在世俗性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体现出理性、开放、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点。大多宗教文明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经常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西方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出现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在中国则没有这样。中华文明没有拒绝宗教，而是在理性的态度下，包容了各种宗教，逐渐使得宗教成为自己世俗文明的一部分。 　　世俗化与宗教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宗教发展不可避免，那么世俗文明的宗教化是必须避免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灾难。不管怎么说，世俗化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大趋势。当然，激进的世俗化也导致了宗教的激进的反弹，但这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来证明世俗文明宗教化的合理性。实际上，西方世界花费了数个世纪进行宗教文明世俗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从世俗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文明的世俗化，就是说，不被宗教化；二是如何采取开放理性的态度来包容宗教发展。…

作者按：本文第一部分由 贾艳红 老师撰寫，第二和第三部分由赵宗来撰寫。最後以濟南大學統戰部名義上交給山東省統戰部。文章如下： 200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到中南海座谈, 指出要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切实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各种渗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越是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动摇，越要做好抵御渗透的工作”。 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与我争夺信教群众，争夺思想阵地，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打着宗教旗号企图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一种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这两种情况有时也相互交叉。境外利用宗教的渗透活动渠道越来越多，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涉及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对我国一些地方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这些渗透活动的目的是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目前境外宗教在中国渗透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基督教.笔者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调研.下面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抵御渗透应采取的措施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845年（唐朝会昌五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

——杭州基督教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对策 张忠成 杭州地区（指十三个区、县（市））有基督教信徒约30万人，在最近几年中人数增加及发展仍旧十分迅速，每年基督教信徒人数都是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基督教内部信徒的结构也在发生转变，诸如信徒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文化程度在往中高档的方向发展，又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外地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城市，基督教的信徒中外地人口比例也趋向于急剧的上升之中。不仅从人数上来看是增加了，而且杭州基督教的整体素质也在提高，信徒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拥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参与社会各项公益事业的理念增强，并且也实际地参与到各项社会关怀等行列之中。为此新的问题也在发展中产生，就如基督教活动场所不敷使用所带来的矛盾，合理布局基督教活动场所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思考；基督教内部的管理问题，继续提高基督教信徒的素质和基督教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处理不同教派之间的关系和怎样对待私设聚会点等问题都有待探讨。本文就是针对杭州八个城区的基督教展开调查研究和分析，希望能够藉此看到杭州基督教的整体发展现状、今后的发展趋势以及在面对基督教工作中该有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 杭州基督教 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 根据近几年杭州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杭州基督教的增长是比较快的，无论在信徒人数上的增加，还是在教堂等基督教活动场所的建造和修缮方面均可以见证这一事实。从本世纪起杭州市老城区基督教每一年受洗的人数就有明显的递增现象，本世纪的九年中杭州老城区受洗加入基督教的人数就达9716人。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有一千多人受洗加入到基督教的队伍之中，根据杭州市基督教两会的统计，最近六年的杭州老市区基督教受洗统计人数是：2004年1050人，2005年1052人，2006年1193人，2007年1200人，2008年1570人，2009年1633人。（参见表1）也就是说从2004年起每一年建造一座象鼓楼堂一样的教堂才能容纳新增加的基督教信徒。杭州基督教在硬件建设上也有很明显的进展，2000年城北堂新堂落成并于2002年1月开始在新堂举行基督教礼拜，鼓楼堂于2004年10月份移地重建工程竣工并开始礼拜，崇一堂于2005年5月5日举行了新堂落成典礼并正式开始礼拜、天水堂于2009年3月动工翻修至2009年9月底竣工并举行了修缮工程落成典礼；杭州市基督教敬老院二期工程征地近12亩，于2009年3月底破土动工，将建造3980平方米的老人高档公寓，可以容纳310个床位，预计投资1700余万元。这一些工作的开展既说明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充分落实和杭州市各级政府、包括杭州市委统战部和杭州市民宗局等各级部门对基督教工作的重视和实际的指导果效明显；同时也与杭州基督教内部充满了活力，从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和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做了大量的工作分不开的。 表1 杭州基督教（老城区）2000-2009年受洗人数统计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