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卓新平 围绕基督教（新教）中国化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我想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应该思考哪些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我们将来应该做什么，做这个研究的目的、意义何在等与之相关的方面，主要从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些构设。我深深感觉到，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问题政治上值得关注，学术上急需探讨，宗教上尚待摸索。我们目前在认识、对待基督教上就是处于这种状况。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较为复杂，也是我们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没有得到理想解决的宗教。从目前中国五大宗教来看，其中有两大宗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即天主教、基督教，它们都属于我们在基督宗教中国化议题中要讨论的范围。另外，从世界全貌来看，基督教又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一个宗教，其信仰人口最多，已经达到22亿人，而且其影响也最大，触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基督教研究在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等领域所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而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同中国的关系却颇为微妙，用国际上一个研究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著名专家波布·怀特（Bob Whyte）所写的书——《未结束的相遇：中国和基督教》(Unf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1988)中的观点来说，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仍然为一个还远远没有结束的相遇，有很多的问题积淀下来，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其他外来的宗教如佛教等，相对而言已经得到比较理想的解决。 　…

作者：黄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03月20日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Kenneth　Scott…

美国科技网站WITI(Women i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妇女在国际科技)发布全球科技界女十大强人，台湾首富、基督徒企业家王雪红跻身其列，是亚洲唯一一名当选的，介绍中写到“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身价40亿美元，福布斯富豪排名276，被称为无线领域最有权势的女人。” 科技世界带有快速发展、高度竞争和义男性为主的特点，但也并不完全是男性，一些最富盛名的角色也是女性担任的，美国科技网站“妇女在国际科技”WITI(Women i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发布了全球科技界女十大强人,大部分都是从基层做起的专业经理人,少数创业者.来自亚洲只有一位是台湾HTC（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威盛董事长王雪红(Cher…

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min/min_20120418_客语圣经1.jpg “客语圣经奉献感恩礼拜”于4月11日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通常年会中举行。 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min/min_20120418_客语圣经2.jpg 加拿大宣教师麦煜道牧师（Paul Mclaean）出席感恩礼拜。 历经二十六年的努力，由圣经公会所属的客语圣经翻译小组，以及长老教会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加拿大长老教会的全力支持，客语新旧约圣经翻译终于完成。今年4月11日，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通常年会举行了“客语圣经奉献感恩礼拜”，一众牧者见证了客家宣教的新里程。 而另一个好消息是，客语新圣诗也将在下半年完成翻译和出版。据统计，全球散居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共有6000万，而在全台湾就有超过450万客家人。事实上，客家宣教已有百年历史，但至今仍是台湾各族群中基督徒比例最低者，基督徒的比率只有0.3%，是整体台湾基督徒比率(3%)的十分之一。 翻译团队包括加拿大宣教师麦煜道牧师（Paul Mclaean）以及多位同为客家人的传道人和长执。麦煜道宣教士于1983年来台宣教，与妻子玛莉及三个儿子在台居住了12年，期间学习了客语及参与相关译经工作。1995年他返回加拿大，为更好翻译旧约，他更修读了古希伯来文。在翻译工作期间，他每年来台三次与译经团队密集见面讨论，平时则透过电邮协助经文校对。他分享过一个令他甚为感动的是，儿子Peter自发组织单车筹款，骑了九千公里横跨加拿大，为客语圣经翻译事工奉献，给予译经团队很大的鼓舞。…

2008年，印尼归正福音教会同心建成了弥赛亚大教堂。这是亚洲最大，世界最大的基督教椭圆顶大教堂之一，同时也是海外最具规模的华人礼拜堂。这个教堂由唐崇荣牧师亲自设计，表达了基督教信仰丰富的内涵。 建筑设计理念 教堂正面中央位置，竖立着高耸壮观的十字架。从上到下的三个视觉焦点，分别代表上帝的创造、救赎，与成全（审判）。 十字架的基座即为大教堂正门的屋檐，屋檐的造型是一本展开的圣经，表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而正门是教堂唯一的主要入口，表示人是透过基督来到上帝面前。 在圣经造型的屋檐基座之上，重叠了两个希腊文字母－Α（Alpha）及Ω（Omega）。表示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上帝。字母的中心为第一个视觉焦点，代表成全。 从地平面往上廿七公尺，是一座立在圣经上的大十字架，表示新约圣经廿七卷书见证基督。这个位置同时是鲜明的第二个视觉焦点，代表救赎。从大十字架再向上卅九公尺，离地平面六十六公尺之处，竖立着另一个更高的小十字架，则象征预表基督的卅九卷旧约圣经，并有「新约彰显旧约，旧约隐含于新约之中」的神学意涵。最高的第三个视觉焦点，即代表创造。 教堂正面在十字架左右各有六座希腊式圆柱，合起来十二座代表新约的十二使徒。教堂背面亦有对称的十二根圆柱，代表旧约的十二位先知。这廿四根圆柱象征「使徒与先知」共同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希腊式圆柱的顶端造型酷似展开的书卷，表示上帝向人启示真理。 教堂正面两端各有两座钟塔，纪念新约四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及约翰。教堂背面另四座对称的高塔，则纪念旧、新约最重要的四位圣徒亚伯拉罕、摩西、彼得，及保罗。教堂背面另有两座较低的宽塔，一座代表奥古斯丁及亚他那修，纪念他们为教会奠定的信仰基础；另一座代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纪念他们领导改教运动领人归回圣经。教堂侧面的十根希腊圆柱则象征十诫。 在环绕整座教堂的柱顶，刻上归正信仰的五个宣言：SOLUS…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贺大卓 特约撰稿 林士蕙 最后更新：03-26 08:26:45…

一提起王雪红，人们的印象就是：台湾女首富、大嗓门、笑声爽朗、性格率真、不愿受人管制，并且是虔诚的基督徒。王雪红把自己的信仰融入到企业经营中，在困境时，她会带领整个团队一起祈祷。 王雪红是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几个孩子中最像他的。但在管理风格上，有别于父亲中央集权式的领导风格，她更喜欢充分授权。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她会把自己的信仰融入到企业的经营中，困境时，她会和整个团队一起祈祷。 她白手起家，却打造出两支台湾“股王”——威盛电子与HTC（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她喜欢“跳跃式地去赌大的”，如当年威盛与英特尔一战成名；后又与苹果公司交锋。 早在与英特尔交锋时，威盛有几次陷入巨大的困难中，这时候，王雪红的整个团队都会祈祷。 王雪红靠着祷告走出失眠 王雪红能够在商业上叱咤风云，也与她性格有关，陈文琦曾这样形容他的妻子：“该强势时绝不退让，对想要达成的改变会力争到底。”但是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让王雪红活得如同紧绷的弦，曾一度严重到连日失眠。“我曾用尽各种办法却无法放松，也曾在夜半起来看书、踱步，苦背唐诗宋词，但却都不得其法，几乎濒临崩溃边缘。”王雪红公开说。 于是她向笃信基督的大姐王贵云求救。大姐告诉她，要向神祷告并许下承诺，只要神让她入睡，她就愿意读一遍《圣经》。王雪红满心狐疑地答应下来，然而几次祷告也不见效，她忍不住向神大发脾气。大姐提醒她，应当先向神守约，履行自己的承诺才对。 现在王雪红早已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在和人聊天时，她常常会谈到《圣经》，如果当面夸奖她的事业时，她开口的第一句总是：“感谢神……”不单单是她，陈文琦也说：“祷告就是人和神之间的无线通讯网络。”他将高科技与宗教之间，做了很有趣的联结。 信仰改变了王雪红，她也把自己的信仰融入了企业的经营。尽管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她依然带着信心和盼望，相信神会开道路，并安慰团队的同事，相信在神那里已经有答案。…

广州假灵修培训令国人感到骇人听闻，其中的通灵、婚外性等各种玄乎把戏更是引来各界鞭挞，亦有多位基督徒微博上呼吁弟兄姐妹需警惕各种乱象中的邪术骗局，并在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根基上站立的稳，不能随意跟随各种魔鬼撒旦的伎俩。“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依靠耶稣，方可得胜！ ” 广州一位汪弟兄指出，广州这类培训打着“灵修”、“身心灵”的幌子，实际上是“新纪元”邪术，基督徒当警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当警醒、警醒！魔鬼撒旦已经籍着“新纪元运动”席卷开来，神的儿女啊，当警醒，警醒！ ” 他的一番感言引来多位基督徒的回应，有信徒回应说，其实这样的诱惑离我们并不远，“新纪元运动，（NEW AGE ）它已经入侵音乐，电视，电影，卡通，玩具，超觉静坐… ”，也有信徒分享说，我们身边也有信仰根基不稳的弟兄姐妹受到影响：“我认识的一个姊妹，刚信不久，根基不稳，为了调节心情，花了几万元参加这些培训班，结果适得其反，现在面临信仰危机，和更加糟糕的精神状态，这种培训什么都讲，道教，佛教，基督教，杂灵混合，警惕【新纪元运动】！只为追求“灵性成长”，乃至不顾家庭。” “弟兄姊妹一定要警惕！他们打着‘灵修’的口号，这的确会让许多人误入其内。今天看到新闻，说是‘谭崔’（Tantra）是印度的一种教派，是邪教奥修教的主要静修方式，认为通过性交可以使人类灵魂和肉体中的创造性能源激扬起来。”…

　　摘要：中国国家力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宗教、“信仰中国”、“信仰板块”、国家利益、中国外交 　　〔提要)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巫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的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它包含了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中国国家力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诚如国际关系学者杰克·斯奈德(JaekSnyder)所言，自“9·11”事件以来，“宗教已然成为国际政治讨论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实际上，宗教从所谓“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与其说是长期作为“宗教无用论之重灾区”的国际关系学界的重新发现，毋宁说是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及其深远影响的迟到确认。兼具跨国与文化特性的宗教，不仅在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地区冲突同中扮演着或隐或显的重要角色，亦与同属跨国性力量的互联网、跨界民族、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运动等紧密结合而更具全球影响力。全球宗教复兴以及宗教政治化的趋势，是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种国内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并且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各种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竞相争夺的资源。某种结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并且兼具广泛参与性、主体多元性和软硬实力的地缘宗教(geo-religion)，正在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其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与潜在意义。 　　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无神论中国”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广泛而频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格局。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商品提供者。仅以《圣经》出版为例，2010年11月8日，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举行“八千万圣经印刷庆典”。该“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圣经印刷企业”从1985年下线第一本圣经到目前已形成年产1500万至2000万册圣经的产能，目前不仅已经印刷了8种民族语言、50多种不同规格版本的5500万册圣经以满足国内2300万信徒和其他民众的需要，而且为世界上70多个国家印刷了70多种语言的2600多万册圣经。与之相比，中国传统宗教在价值观层面的国际影响力就更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道德经》的外文译本几近500种，涉及30多种文字，“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的宗教大国地位及其国际效应。 　　然而，与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准超级大国”地位相比，我国在文化和观念领域却仍属“发展中国家”序列，在实际国际影响力上呈现出明显的“软硬失衡”态势。国际上对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兴趣，亦大多基于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及其背后强大的政府执行力，而非中国的文化和观念软实力。事实上，中国国内宗教信仰的复兴与国际上根深蒂固的“无神论中国”印象之间的认知差距，恰恰反衬出了中国宗教在海外投射力上的限度，以及中国在建构与展示较“无神论中国”更为真实的“信仰中国”以及宗教自由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与此种“内外有别”一体两面的情况是，佛教、道教以及各种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在港台、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所拥有的较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却并未实质性地增进作为发源地和根据地的中国之国家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着断裂与脱节。基于种种原因，尽管“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成果显著，部分国家尤其是海外华人社会及其广大宗教信众仍然对中国的宗教生态与政教格局存在疑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这些地区和社区对中国的好感度与向心力。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及其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上的隔阂，已然成为制约中国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现实瓶颈。国际社会在对于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解读中，宗教信仰状况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参数，而国内以物质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的发展或崛起战略讨论对这一点也未给予充分的认识与估计。实际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以“富强”(分别对应了经济与军事实力)为依归的国家发展目标，由于缺乏在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观照，无论就对内还是对外而言，都已呈现出其明显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为世界所提供的主要还是宗教商品，虽有宗教经济的繁荣景况，却尚不具备文化和神学附加值。可以说，中国在国际宗教经济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正好对应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低端处境，而这与中国博大精深的宗教传统也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在为全球宗教复兴提供充足物质条件的同时，却并未得到与此种贡献相称的国际认可。而国际社会在广泛消费中国制造的信仰商品的同时，也并未真正意识到信仰商品背后一个正在逐渐显现的“信仰中国”。 　　在国际政治领域，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手法(如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和“国际化”运作(如西藏问题)，不仅形成对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挑战，也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度偏见”。面对此种局面，我们与其在宗教问题上不断面临外交的被动卷人，不如正视和顺应全球宗教复兴与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大趋势，积极寻回我国外交中的宗教因素。如何把宗教从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负资产”转变为“软权力”，在国际宗教舞台上化被动为主动，已日益成为我国需面对的一项迫切的战略选择。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亦是全面“走出去”以及国家利益全球化的展开过程。就前者而言，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可持续的经济走出去战略，同样也很难设想缺乏宗教背景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文化。同时，现代政治的大众参与特性决定了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全方位外交的顺利开展，在注重目标国家和地区政治上层和社会精英的同时，亦无法忽视基层群众或草根的巨大力量。宗教作为超越阶层、种族、性别、文化的精神力量，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能为中国开展公共以及民间外交提供有力的依托，从而克服中国外交工作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上下脱节”(重精英轻草根，重官方轻民间)状况。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中，宗教交流比经贸等交往更为深刻、更具基础性和长期性。我们需要并且有可能在传统民族国家与领土疆域的范畴之外，以诸如“伊斯兰世界”、“藏传佛教世界”、“天主教世界”等跨国性信仰单位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2010年以来新疆“向西开放”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即已包含着对未来拓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长远思考。中国若掌握藏传佛教的话语权，将不仅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世界上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地区的影响力。随着拉丁美洲在中国国家对外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在看到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左翼拉美之余，也确实应充分认识到还存在着一个天主教和五旬节派的拉丁美洲。要正确了解目前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或“金砖国家”如巴西、俄国和印度，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作为这些国家价值观基础且发展十分迅速的天主教、东正教和印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