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基督徒的眼里，牧师似乎永远是属灵强人的形象，犯罪和牧师似乎是无法连接到一起的词。但是，近日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牧师康希连同4名教会管理人员却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控。该案件在审理当中，结果尚无定论，我们不应判断。不过这却给教会牧者和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好的提醒：牧师也是人，会遭遇所有人面临的试探，甚至可以说站在魔鬼攻击的风口浪尖，我们当为教会领袖和牧者更多祷告。 昨日，新加坡最大独立教会城市丰收教会（City Harvest Church）创办人康希，因涉嫌滥用至少2300万元教会公款，帮助妻子何耀珊发展歌唱事业，昨天连同4名教会成员遭商业调查局逮捕，今天被控上法庭。 该案件仍在审理当中，结果尚无定论，我们也不宜揣测或者判断。若各人是清白无辜，我们也当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胜过一切猜疑和和各样困难；若案件指控属实，教会极其成员也当以温柔的心挽回他们，涉案人员也当悔改。无论怎样，这却也是对教会牧者以及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好的提醒，“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软弱的，遭遇试探时都可能跌倒，所以无论是牧师还是普通基督徒都当时时警醒，避免陷入试探、犯下罪恶。而且，教会领袖和牧者更是魔鬼极力攻击的对象，更需基督徒的代祷。上帝借着圣经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历史的教训和警戒，以下我们从圣经看基督徒常遇的三大试探以及如何得胜。 首先来到基督徒面前的就是金钱和物质的试探。在贫穷和缺乏时，我们可能会遭遇金钱的试探。如耶稣在开始传道服事之前，在旷野遭遇的试探首先是把饼变为食物即物质的试探。耶稣以圣经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回应并且得胜了魔鬼的试探。基督徒当知道真正能给我们依靠和满足的并不是钱财，而是神和祂的话语。 在富足时，金钱的试探同样的会临到。亚兰因贪财咒诅以色列百姓最终被杀，亚干因贪财而私留战利品而导致战争失败等，都是我们的鉴戒。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基督徒不可贪爱钱财，而当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基督徒胜过贪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奉献，努力做钱财的主人，就如清教徒著名的金钱观——“努力挣钱，努力省钱，努力捐钱”。…
圣山文摘
向姊妹還債─王永信牧師在邱清萍傳道按牧儀式上的的勸勉 作者：王永信 http://www.ficfellowship.org/image-files/Cecilia-ordination03.jpg 今天十分高興能為邱清萍傳道按牧，她是多年以前我還在中信時的同工。我看到在座一些早期的同工，想起那時我們如何同甘共苦，今猶歷歷在目。今天按牧聚會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就是我要代表（從某一個程度來說）華人教會向姊妹們「還債」。多少年來，華人教會對待姊妹的事奉，有諸多不公之處；我現今八十六歲，事奉主超過半個世紀，看到不少這種情況，現在該是時候向姊妹「還債」。 我們來看看主耶穌如何祝福和使用姊妹。 路加福音第七章36-58節有一個女人用香膏抹耶穌的腳，受到耶穌的稱許；第八章3節聖經說：「好些婦女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再看下去，第廿三、四章耶穌死了以後，一群婦女在安息日過後，預備了香膏香料要去膏抹耶穌的屍體，卻發現祂已復活了。天使第一次宣告耶穌已復活的消息，對象是一位姊妹——抹大拉的馬利亞，後來當門徒（男人）從姊妹口中聽到這個消息，聖經說「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路廿四11）甚至那兩位在以馬忤斯路上與耶穌談話的門徒，耶穌責備他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廿四25）。 還有一個門徒多馬，雖然聽見其他門徒已見過復活的主，他還是不信，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我總不信。」（約廿25 ）很可惜，我的英文名字也叫做多馬，是我小時在國內唸美國學校老師起的名字，長大後明白doubting Thomas是甚麼意思，就很後悔，但証件都用了這個名字改不了，怎麼辦？我把心一橫，英文名字改不了，我就改掉中文名字吧！我原名「天惠」，此後就叫做「永信」。我不要做一個信心遲鈍的多馬，要做一個永遠相信主的人。…
一张母亲与婴孩同床合拍的照片近日在网上流传，引起社会极大震撼。和一般幸福家庭照不同的是，那位母亲身旁的胎儿，是一个七个月大的死胎 。 当事人是23岁的陕西省安康市妇女冯建梅，她称自己被镇政府干部强制要求，打掉已经怀了七个月大的女胎，镇政府却称，“她是自愿的”。新闻在网上热传几天后，陕西省人口计生委经调查后证实：“孕妇遭强制引产的事件属实。” 死胎的身躯和头部都已成型，就那样血淋淋地躺在母亲身旁，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也引发舆论对计划生育和强行堕胎的争议。 从政策上而言，怀孕6个月以上属于禁止引产的“大月份妊娠”，地方干部的做法等于违反政策。从法律上而言，官员没有权力强迫妇女堕胎。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言，强迫怀孕7个月的妇女堕胎，危险性何其高，等于严重蔑视母子双人的生命和人权。中国右派学者赵楚重批：“这实际上给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是执行法规问题，还是公然杀人？” 据中国媒体报道，冯建梅第一胎生的是女儿，今年已经5岁半，按照国家政策，间隔5年可生二胎。不过，她的家人称，在补办准生手续的过程中，镇上就来了一帮人说，“要么交4万块钱（人民币，约8000新元），要么得强行引产”，家里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他们就将冯建梅拉走。 这4万块钱估计是所谓“超生罚款”。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在19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规定下来。 中国自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过农村家庭如果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孩则可以生第二胎，同时一些少数民族也享有政策豁免权。 按规定，超生就得挨罚。不过，该篇报道也引述河南省新乡市一位基层计生人员说，“生孩子前跟村里的计生干部搞好关系，等到孩子生了，再送点礼，罚款数额就‘好商量’，“没有二胎指标的生二胎要交一万元，有熟人的或者钉子户只交7000”。报道还称，超生罚款被指是国家秘密，每年200亿去向成谜。 从媒体揭露的上述各种内情和案情来评估，执行计生政策的手法已明显出问题。而且，政策本身不只造成富人超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抛弃女婴等社会问题，还可能因人口格局变化而出现人口老化、廉价劳动力消失等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区别于以往宗教社会学研究通过访谈已皈依基督教的欧美中国留学生来重建他们信仰转换的论述，并探讨这一转换的理由，本文的田野调查个案深描了一个居住在香港基督教社区里的基本上是非基督徒的内地留学生群体与基督教组织和人员互动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展示了在被积极传教的情况下，这群内地留学生如何做出了有限地接受或拒绝宗教影响的反应，在这些反应背后有着复杂多样的个人理由。了解这些个人理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透过这些个人理由审视香港—内地这一特殊的地缘与社会脉络，发掘这个个案与其他个案相比的“另类性”，有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留学生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所做出的信仰选择背后的理性考量。 【关键词】香港 基督教 留学生 宗教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而他们留学生涯中的宗教经历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不少报道都指出，许多留学欧美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皈依了基督教（金鑫，2005；唐黎标，2006）。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这些留学生在异国他乡选择皈依基督教的各种原因（Wang， 2004； Yang， 1998， 1999；华桦，…
德国的高速公路以没有行车速限而闻名，但这也让开车疲惫中的驾驶人难找休息的地方。为此在高速公路旁建立教堂提供旅客歇息，形成了德国公路的特殊景点。 据了解，目前德国共有38间公路教堂(Autobahn Church)，估计每年共有1百万人次造访，公路上的交通指标会指示附近最近的教堂方向。这里首间公路教堂开创于1958年，当时是一家天主教堂每周开放一次供旅客休息，后来驾驶人员越来越多地走进教堂。这时德国便增设教堂并全面开放地提供给驾驶人们。 第一个开放的天主教堂的神父Wolfram Hoyer表示，驾驶人疲惫时只希望离开公路，找个地方休息，所以他们在此可获得信仰、身体、心灵的休息后再上路，所以教堂有点像心灵充电站。 有的乘客在离开教堂的时候会在教堂的留言本上写上自己的恩典和对神在路途中保守的感恩。留言本的内容可以看出不只基督徒、天主教徒，还有犹太教徒、穆斯林和无神论者，也曾到访公路教堂祷告或默想，因此柏林和慕尼黑南北两大城之间的公路旁，越来越多提供旅客休息或默想的尖塔房屋。 有很多基督徒对此教堂的建立充满了感谢，有人在网上分享说：“心灵疲惫时最需要的港湾”“一条助人通往天堂的道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休息。”“上帝的爱和恩典一直都伴随在我们的身边。”
香港影音使团近日邀请了唐崇荣牧师谈挪亚方舟探索事工。唐崇荣牧师相信圣经的记载肯定是历史事实，而考古可以帮助了解圣经，把圣经的历史呈现于这个时代。方舟探索的成果虽然还没有成为完全绝对的确据，但这个探讨可为布道预工。若以布道预工的观点看，这实在是非常好的题材。 唐崇荣牧师分享了护教的意义和护教与布道的关系，护教与布道是不可分割的。通过方舟的探索事工见证圣经历史真实性，可以很好的护教，让人看到在历史事实上是真实的。 “护教就是严正的指出上帝的道的合法性，坚定指出信仰的可靠性的，所以护教对布道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是靠护教来布道，但是布道跟护教没有抵触，在历史事实上信仰是真实的，使人知道过去的神以真实的事，启导我们这一位神就在现在引导我们在真理上站立得住，又用真理启示我们勇敢面对未来。” 所以，他个人会将四件事连在一起：第一，神学，第二，哲学，第三，护教，第四，布道。他认为按照这个布道的原则性，可将世人带进信仰，到达非常合理又坚固的地步。 “神学，使我们明白神的启示，哲学使人明白人的缺欠。然后到护教的时候，你就不是替迷信来解释，也不是辩护那些不合真理的事情，而是看到人的道，虽然很伟大，但在神光照之下有很多缺欠，这样就容易使人的心降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 首先我们应当对圣经的历史给予完全地肯定，唐崇荣牧师表示相信在圣经旧约中的洪水和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准确真实的记载。“提及洪水的事，耶稣基督亦印证，其他书卷也曾经应用，而洪水曾在地上泛滥的记载在埃及、南美洲和世界很多地方都曾经听过了，所以这件事是历史事实，是不必怀疑的。虽未能完全肯定别的洪水记载是否就是圣经记载的这一次，但圣经的洪水记载，一定比全世界各地记载的更正确、更真实的、更重要。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这跟别的地方的普通历史记载，或在神话里面冥想猜想出来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信上帝的人，对神的启示是不可怀疑的。” 我们通过考古可以帮助了解圣经，即便还没有拿到完全绝对的确据，但这个探讨可称为布道预工。唐崇荣牧师希望大家可以谦卑地看待，看到这个探索是布道预工的好题材。“布道有预工、正工、后工，大家可以如此谦卑的看待。回教中有方舟，基督教中有方舟，非基督徒愿意了解历史，所以若以布道预工的观点看，实在是非常好的题材。” 据悉，挪亚方舟国际事工组成探索队曾于土耳其亚拉腊山上发掘出巨型古木建筑，消息传出即成为全球瞩目焦点，有关专家及土耳其官员均表示相信所发现的极大可能就是挪亚方舟遗骸。他们也于2010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称于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寻找挪亚方舟遗骸时，在高于海拔四千米的冰川进行挖掘，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 世界上也有其他的组织根据圣经记载尺寸建造方舟，以回应很多人对圣经记载的怀疑，如诺亚真的造过这样大的船吗？他真的能够将所有的动物都装入这艘船吗？因此，在美国肯塔基州北部的农田上，基督教团体“创世纪解答”（answers…
以色列古物局（The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23日发布声明指出，“考古学家近日在耶路撒冷发现首个古代工艺品，上头有足以证明圣经中所说古城伯利恒存在的具体证据。” 据《法新社》报导，声明指考古学家于路撒冷旧城（Old City）南墻外的大卫城（City of David）出土了一个宽约1.5公分的印玺（bulla），相信古人用该印玺在文件或其他物件上的一片粘土上盖章，上面刻有古希伯来文“伯利恒”这个词。 主导这项挖掘工作的舒克朗（Eli…
本网讯（记者田丽娜）2月22日上午，机关晨讲学习活动第八十五讲举行，大学部的解庆阳同志以《从某基督教“家庭教会”看基督教“家庭教会”对北京青年的影响》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团市委书记会领导出席活动。 据了解，由于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出现了以年轻基督教徒为主的所谓的“城市新兴教会”。北京也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和白领人士多、活动公开、有固定活动场所的私设聚会点，某“家庭教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讲座中，解庆阳同志介绍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概况、组织机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着重介绍了这个群体呈现的以年轻人为主、文化程度较高，与“三自”教会普遍接触较少，人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主要特点，信教的主要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共青团工作的思考。通过晨讲使大家切实了解了“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对于团组织如何开展该青年群体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他生的时候苗族人尊他为苗王；他死了，这些人也尊他为苗族救星。最后把他安葬时，苗族的同胞三天三夜为他守墓，三天三夜地唱着赞美诗不忍离去，以悼念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导师。”这是一位苗族人在《用生命爱中国》对来华传教士伯格理牧师的见证。即便至今忆他时，老人们亦不禁感动落泪。 观看视频请按此 1887年，伯格理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公务员的工作，也放下了自己的家人，接受上帝的呼召来到中国传教，然而传教的过程却是历经千辛万苦。 一次出行去昆明的途中，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侥幸得救。随后，在乘马前往昭通的陡峭山路上，又因不善骑马被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在这种身陷异国他乡的危难中，他几乎陷入到绝望之中。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神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安慰：“你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辗转中，他来到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 一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曾为逃避杀戮，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司地主的土 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1905年，四个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 这个23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那样引领一个民族归信。尽管他在昭通做了很多传教的工作，还曾冒着 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他一直在默默祷告。神让他看到了大花苗民族伸过来的犹豫的手，他就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年冬天，伯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 当年的苗族生活极其艰苦，他们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让人很难接近。但伯格理从不因艰苦而退缩。伯格理进到苗寨去的时候，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处境和理解状况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改进。但宗教因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关联和意识形态敏感的延续而使之社会生存及理解尚未出现根本好转，不少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认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澄清和说明。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宗教仍是一个敏感话题，如果不能“脱敏”，则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目前致力争取的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 “中国无宗教”的心结 虽然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在宣称中国乃“非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非宗教的民族”之后，仍转向了佛教等宗教，但其观点却流传下来，被人反复运用和论证。在这种观点之后，藏有对宗教的否定性、消极性理解，即认为中华民族乃是高于宗教的思想文化体系。梁启超关于宗教贵信、哲学贵疑的区分，以及中华文化的“哲学”性质之断言，形成了中国知识阶层中轻蔑宗教的习性，甚至一些肯定儒家的学者也不认为此乃宗教，而强调儒教作为社会人格的教化是“属世间法”的，与“出世间法”的宗教有明显而根本的区别。过去学界宣称儒教是宗教，其实质乃基于对儒教的贬低或否定。基于这种认知积淀，儒教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象征标志并没有得到“正名”，对孔子形象的褒贬、儒学作用的质疑，使今天的儒家复兴步履维艰、遥遥无期。其它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下层的精神需求，不被人看好或看重；不少人会把宗教视为社会上“有问题”人群的信仰。所以说，“中国无宗教”的断言实际上乃基于认为宗教“不好”的价值判断。其问题的解决，则会回到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的价值判断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宗教正面或中性的评判也越来越多，但整个社会对宗教的认知氛围并没有出现质的改变，仍缺少对宗教较为正常或平常的认识。所以说，这种对宗教积极认知的量之积累，还不足以使之产生质的突破。 宗教被视为“落后文化” 关于宗教是“文化”的讨论，曾经标志着中国大陆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个分水岭。从宗教是“鸦片”到宗教是“文化”的认知，代表着20世纪中国宗教认知上的一个突破或飞跃。“鸦片论”对宗教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而“文化论”则对宗教至少是一种相对中性、比较客观的判断和认可，因为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之可以吸纳、继承和扬弃，而不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在此，不仅有着对宗教价值判断上的肯定，而且也自然引出了对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对肯定。不过，仍有人认为，宗教纵然可被归入人类文化的范畴，但宗教文化也只不过是落后文化、守旧文化，因其保守性而只能是对过去传统的回忆，不可与先进文化同日而语。在今天中国所倡导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中，宗教文化的定位故颇为模糊，其作用似乎亦语焉不详。 不少人仍不太主张突出宗教的文化性质及文化功能，而坚持其为一种虚幻、唯心的信仰。由于宗教文化的“唯心”性质，遂被认为很难跟上社会文化的朝前发展；特别是当社会文化从宗教文化转向世俗文化之后，宗教文化则被视为是被社会发展所淘汰、难以与时俱进的落后文化。按照这种认知模式，似乎宗教文化不能归入先进文化，更与社会发展、变革的革命文化无缘。 宗教被“政治化” 毋庸置疑，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联；但宗教毕竟不是政治，也不应该被归入政治范畴。不过，当今中国社会看待宗教的眼光仍旧以政治眼光为主，强调对待宗教必须具有政治警惕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宗教的这种被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积极意义的，对其政治防范的意识要强于“积极引导”的观念。过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时对宗教的那种理解仍然保留，即认为宗教是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其所起的政治作用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及其利益、对其臣民加以安抚、消解其反抗意识的。这在当时革命党推翻旧政治体制时对宗教的政治评价却在革命党夺得政权后仍然延续下来，今天的执政党中仍有不少人认为，宗教与政治的必然关联使宗教主要是作为与当今中国政治主流相对立、相抗衡和相抵触的力量存在，是当今执政者必须警惕、防范而不是可以信赖、利用的力量。按照这种认知，宗教也好像与今天的政治不相适应、水土不服，故而只能被动地“被引导”，且需要引导者下大气力来“积极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