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渔樵是个隐喻,代表历史的绝对旁观者,因此是历史的无偏心评论人。渔樵的历史哲学属于道家传统,是一种“易道史观”,试图理解一切沧桑的历史之道。渔樵的史学方法论在于以无穷的言说使历史始终在场,让一切历史事件问题化,拒绝任何定论,从而使历史在无穷的意义链和问题链之中具有永远的当代性,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精神世界。 关 键 词:渔樵 历史 不下定论 …
圣山文摘
一个实验性的文本 (文章节选自《历史·山水·渔樵》“前言”) 一个文明的关键词库意味着理解这种文明的线索,类似于开门的密码,关于关键词的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研究就相当于文明的密码学。其中,有的关键词是关键概念,有的是关键意象,有的身兼两者。概念要求定义,如果能够有效地定义一个概念,就几乎澄清了一个思想疑问,因此可以说,一个清晰界定的概念意味着一个思想问题的终点站,除非它重新被问题化。意象却很难清晰定义,甚至不可能定义,只能解释和说明,但不足以将其含义收敛在封闭边界里,总是有着许多出口或通向别处的道路,因此,一个意象就是思想的一个中转站。 澄清概念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哲学的工作,甚至,哲学研究被认为等于“概念研究”,这是维特根斯坦的看法 。概念研究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法,尤其是来自分析哲学的贡献。那么意象呢?如果意象对于思想的构成同样重要,就似乎应该有一种哲学的“意象研究”,但是意象研究却还没有成熟的方法,虽有一些当代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借鉴,但似乎还没有达到在哲学上分析意象的成熟方法。在这本小书中,我尝试进行一项关于“渔樵”和“山水”的意象研究,不能说有了方法,只是一个实验性的文本。既然意象的含义无边界,有着散开的链接,却又在错综的链接中隐约有着共聚点,因此与概念分析颇为不同,很难建立一种逻辑化或模型化的分析方法。基于意象的非封闭而有“弹性”的意义域,我希望能够以“意义链”和“问题链”的概念来显示意象的内部含义和外接意义,或者说,试图为意象建立起“意义链”和“问题链”而显示意象含义的链接方式。 许多意象有着为人熟知的符号化含义,比如说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共产主义的镰刀锤子。另有一些意象并非能够被清楚界定的符号,隐含着无法归化或转译为明确符号或概念的一簇有着延伸性的多层多向含义,比如“百科全书”和“城堡”,还有欧洲哲学喜欢使用的“星丛”。在中国传统中,最著名的意象应该是易经八卦之象,这个系列意象隐含着关于万物之理和天地之道的无限性和具体性,因此易经意味着一种以意象为本而不是以概念为本的形而上学。对《周易》的解读可谓百家争鸣,可见其中的意象有着深远而不可封闭的含义空间。 “渔樵耕读”也属于构成中国古代文明根基的基本意象,象征着这个文明的最小存在模型,隐含着一个文明社会不可再加化简的生存问题。如果失去“渔樵耕读”,这个文明就缺乏存在或继续存在的基本条件,应该说,就恐怕不复存在了。其中“渔樵”的意象最具神秘感,其含义既远又近,暗含着丰富的可能性。渔樵意象的深广意义空间对于思想是一种难忘的诱惑,时而浮于眼前飘过心头。前几年读到张文江意味悠长的“渔樵象释”一文 ,大有知音感,于是以 “历史,山水与渔樵”一文与他唱和…
杨立华 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今天下午是“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第二场活动,我们第一场活动是去年的六月份,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是由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与哲学研究所、三联书店,这次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六点图书和云南士恒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是一个学术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凸显出中国哲学面对时代的责任,凸显出中国哲学的中国责任以及世界的责任。 我个人有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想法。我认为一个文明的普遍性始终跟自己承担起的思想责任有关,而中国文明理应承担起当代对整个世界的思考的责任。我们不揣浅陋做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激起我们本身的思考和讨论,也希望能够激起在坐的以及不在坐的有志于思想的人的思考和讨论。 今天活动的缘起是因为两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一部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教授的《道体学引论》,我们向丁耘致敬。第二部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关于《三体》的一个哲学解读《生命的深度》,我们也向吴飞教授致敬。 今天参加对谈的五位教授分别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丁耘、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飞、我们的老大哥,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少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猛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增定。我是本场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 我们这次活动分几个部分:先由几位与谈学者做主题发言,因为是围绕着丁耘教授和吴飞教授的著作,所以先由他们分别做20分钟的陈述,然后由其他三位做15分钟的评议;第二个部分是自由讨论,之后我们会向在座各位开放提问。那么下面我们就欢迎丁耘和吴飞就各自的新著做主题发言。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3777838.webp 丁 耘…
日,丁耘先生的新书《道体学引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此书对勘西方“本体论”传统,为我们思考中国哲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框架——“道体学”。 围绕《道体学引论》,六点图书编辑部特别邀请丁耘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我们和他聊了聊有关这本书的写作、他的思想历程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 采访 | 六点图书编辑部 一 六点图书:“道体”、“生生”是您的新作《道体学引论》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能否请您首先为我们简要厘清何谓“道体学”?您的新作具体讨论了哪些问题? 丁耘:“何谓道体学”这个问题在序言里已经回应了。道体学最重要或者说最正当的任务就是道体之显示与理解。但在此之前,要把道体作为真正的、原初的问题挖掘出来,这就是“引论”的任务。大体而言,此书就是阐释,为何所谓“中西哲学”的最原初的问题就是“道体”。生生、心、理、气,“一”与“存在”等等都出自道体、述说道体,而不直接等于道体。但在阐释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道体之显示与理解。生生不外乎道体。生生是对道体的一种独立的理解,类似斯宾诺莎意义上(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属性。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在某种兴趣下,大概也能理解为即无生即生生即长生。 《道体学引论》丁耘…
现代技术的普遍预设当中,最突出的一种是,把生命的本质还原为数据。实际上这并非新的东西。基因科学早就在这样做了。更新的“进步”是把具体的生命现象、人生现象(还不仅是心智现象)还原为演算。从“生生”讨论出发,我想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可以讨论,生命是原理,还是与本质对立意义上的现象。这个争论可以在哲学史上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丁耘 本文为丁耘教授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由会务组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经丁耘教授审订、修改后授权六点图书首发。 谢谢主持人。我比较惶恐,很不合适在这样一个位置做这个报告。尤其是因为没有时间写一篇专门的论文。感谢长春的邀请,特许我可以只提交一份提纲。我个人也觉得,在主题报告这一环节,可能讲一点宏观而非特别专门的东西,更合适一些。正好吴飞、文明都在,那么我想趁此机会,把我们这几年做的工作梳理一下。同时也反省一下,这些工作对这个时代而言,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的报告想分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想简单考察一下,我们时代的基本的精神状况,以及学术界对此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换言之就是我们所处的学术思想的状况);然后,我想稍微具体地考察一下,中国哲学界这些年由“生生”问题引起的一系列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背景,既做一些点的剖析,也做一个面上的回顾;最后,我想回到,对于古典学或者比较古典学来说,这样一场讨论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典学由之建立和发动的出发点——“古今中西”问题来说,“生生”的讨论意味着什么。大致上这么三块内容。我想节省一些时间,给后面几位学者做专门的报告。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3626999.webp 丁耘在古典学年会现场(赵荔红 摄) 实际上,我确实是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才有点惊异地意识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快过去了。只有两个月不到,我们就要进入“二零”年代了。毫无疑问,时代发生了非常巨大而且非常迅速的变化。不要说和一百年前相比,和古典学的复兴时刻,也就是本世纪初相比,这个变化就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据我了解,我的同仁们,这一辈的朋友们也未必料到二十年后会是这个样子。有的方面,甚至在2012年第一次古典学年会时,都未必料到。可以借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一个说法,我想可能我们又面临一个“极端的年代”。我们这个年代的标志是,各个领域的中间地带越来越削弱,或者说走中间道路越来越不可能。也就是说,各领域、大大小小的群体都趋向于极端化、两极分化。宗教是这样,社会和经济层级、政治与文化态度也是这样。几乎所有的重大议题都会导致舆情的极端对立。特别是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派别里,几乎每一个阵营都在发生分裂和冲突。可能原来的一些划分方法都渐渐失效了,现在就分成极端对立的两派。这两派都是对方的反对派。仅此而已,几无其它内容可说。…
(本文原刊于《读书》2020年第3期) 一 哲学体系建构的判摄路径 丁耘教授的新著《道体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是继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和杨立华教授《一本与生生》之后,哲学界又一部体系性的力作。丁耘兄出入中西哲学多年,且很早就自觉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哲学思想的阐发上,因而此书视野宏大,思路广阔,在中西典籍之间往复运思,游刃有余,字里行间关心的始终是“哲学的第一开端”,其义不仅在接续中国哲学的慧命,更要接引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从而以“道体”一词判摄中西哲学。丁耘的这声狮子吼,指向了中西学术的最高问题,并试图将所有这些问题统合为一:他对道体的基本理解是:即虚静即存有即活动,分别体现于心学、理学、气学之中;至于西学,则其“本体、太一、至善、存在、理型、上帝、逻各斯、质料、自我、精神……岂外于道耶?诸如此类,非外于道,实述道而不能尽道也。”(第175页)又谓:“西学之统,亦道体也,虽见道不切不圆,其所见者出于道体,盖无疑矣。”(第318页)丁耘兄在《易传与生生》一文中曾以“判析”与“判摄”二语区分我二人之学术,其判摄之理路,在此书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4416198.webp 《仁学本体论》陈来 著 三联书店,2014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4416199.webp…
摘 要:汉代以降, 《周易》作为“众经之首”广受关注, 《易传》中的天人观念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整个汉代主流经学思想的建构与导向。以《彖传》为代表的易学文本, 透过对《乾》《坤》两卦的解读, 构建了“本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统摄下, 《彖传》借由对《豫》《观》《颐》《咸》《恒》《鼎》等六卦的注释, 从圣人之动、圣人之教、圣人之养、圣人之感、圣人之恒以及圣人之亨等多个层面展现了作为最高人格范畴的“圣人”形象。进而得出在《彖传》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下树立起来的“圣人”,…
2014年01月02日 09: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由著名哲学家 Constantin V. Boundas 主编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Columbia Companion…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教案史和义和团运动进行。1979年以后,随著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外学者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的研究逐渐进入高潮,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有许多是由大专院校的学者取得的。 一、大学研究机构 中国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机构大体上属於四个系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下属宗教研究所。二、政府职能部门的宗教研究机构。三、中国基督教会系统的神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四、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和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实力雄厚,成果突出,无疑具有领军地位。但中国大陆各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则汇聚成一股人数众多、学科齐备、分布广泛的引人注目的力量。 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中国社科院 初步统计,大学中与基督教研究有关的单位有: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宗教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此外,各大学的文科各专业,如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有教师从事与基督教有关的研究工作。下面对部分研究机构作一简要介绍。 1.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基督教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有宗教学专业,1995年9月成立宗教学系,这是首个在大陆成立的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作。宗教学系下设宗教学原理、佛教、道教、基督教四个教研室(研究中心)。基督教研究中心强调以“领先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各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教学”,开设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成员有专职教师、博士后研究员和博士候选人。该中心希望把“中国化的基督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计划作三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基督教哲学史,尤其注意基督教传统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要影响。探讨基督教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二者间的可比较性和可借鉴性。二、基督教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三、选择重大的专题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史料的考证和方法论的反省,如重新检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儒家、佛教徒之间的争论。该中心与国内外及港台地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与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合作培养基督教博士研究生。…
2020年09月18日 08:43 澎湃新闻 微博 信 空间 分享 添加喜爱 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山西陶寺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尧都;而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陕西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最大规模的城址,有观点认为黄帝居邑。石峁与陶寺遗址二者所存在的年代相差不多,且都处于黄河流域,很多考古发现均表明,两者之间表现出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