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是党中央明确的基本思路。社会实践不断向前推进，法治建设须紧跟作出回应，任何社会都不应忽视法治的价值。 　　 不过，如何落实法治，尤其是如何将法治的理念贯彻到治理的方方面面，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还会面临不少困难。 　　 就此，财新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解读法治建设如何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需求。 　　 中国法治建设下一步 　　…

　　 一　引子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整整一百年前，韦伯在他“科学作为天职”(1)的演讲里，有这样一句话。今天，很多从事科学职业的年轻人，不管读没读过这篇经典的文献，只要是看到了这句话，想必心里都会翻起瓶子，涌出好多滋味来。在全世界都要统统接轨的时代，在学术标准化的时代，那些四处奔波求职的博士或博士后，那些在tenure track中等待审判的年轻教员，那些白天讲课、晚上写论文的“青椒”，那些没日没夜出诊看病，又要做实验、写报告的医学院里的小大夫……无论他（她）们来自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日本，或者是遍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什么地方，都深陷这场赌局中，精打细算，疲于奔命，每一步都要走得精确，每一刻都要勤勉努力，但前途依然捉摸不定，仍有很大的可能被他们的科学职业丢弃掉。 　　 韦伯一百年前说到此话的时候，已是心绪难平，而今天人们再听到此话的时候，更感觉到切了皮肉般的疼痛。学术生活的这场赌博究竟由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科学这项职业说起来如此高尚，是那么与众不同，人们却为何又偏将自己的“才华”交付给“运气”，将理想散落给现实去摆弄呢？很显然，一百年前，韦伯就已经洞见到，科学这项职业早已不是一个人仅靠志向或才华、苹果掉在地上的灵感、对死亡的冥想，或者是对于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探求所能确定的了。科学已经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实，连带着现实世界上的各种体制机制、自由资本和国家意志、人们世俗化了的精神及其独特的政治安排，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锻造科学职业的车间，影响着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的灵魂归向。…

　　 韦伯在他1917年的著名演讲中，开篇就谈到了科学作为“天职”（Beruf）在物质意义上的含义——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这种区分与他两年后在“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一个区分是一致的：“为”政治生存（live“for”politics）与“靠”政治生存（live“from”politics）。不过，在政治领域的这种区分并不特别明显，就像政治家所追求的权力的神圣精神（Holy Spirit）或荣誉（Glory）与政客所追求的虚荣（vanity）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一般。(1)而在科学领域，这种区分比较明显，因为学者生涯体现出更强的自律性而非他律性。学者外在的职位、荣誉与内在的价值时常是错位的，按照韦伯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两者的相合不过是一种运气而已。(2)所以，韦伯在对作为职业的科学做了简略的讨论后，很快就将重点转向讨论学者生活的内在条件。我们也因此容易忽略韦伯这些简略讨论的意义。其实，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述自有其重要的意义。职业化是现代学者与古代学者的重要差别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所谓的“安身立命”，必先有外在的安身，而后才有内在的立命。安身环境对大多数学者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为自己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是寥寥无几的。年轻学者往往在刚开始走上学术道路时满腔热情，一旦受挫则易生怨艾甚至无法承受。他们之所以缺乏承受力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学术处境缺乏清醒的认识。韦伯在演讲开篇这部分的讨论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他在演讲后面所谈到的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功用：清明。(3)尽管清明并不能帮助年轻人征服运气，却能使他们面对不利的处境时更加从容平和。 　　 那么，韦伯是如何引导年轻人来认识德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呢？他主要是通过对比德国与美国的学术体系，强调了德国学术体系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他早在1894年就曾专门比较过美国的大学和德国的大学，那时他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大学的竞争性对具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德国大学的冲击。(4)而在1917年的演讲中，韦伯将此洞察进一步发展成一个核心概念：“经营”。他认为德国的大学正在趋向美国化。而所谓“美国化”的含义是指：其一，手工工匠式的科学研究正在转向大规模人力及资金投入、合作与产出的大工厂般的科学研究；其二，“身份制支配”(5)的大学自治体制正在转向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其三，本着个人爱好的研究正在转向严格专业化的研究；其四，年轻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上的时间张力、在教学评价上的民主化与学术研究的贵族化之间的张力更加强化。这几点使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围绕专业而经营的职业。相对韦伯早期的思想，他在1917年对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的态度更加复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所表达的是对“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的深切忧虑(6)；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韦伯所强调的是“科学已经踏入了一个前所未知的专业化阶段”，“一个人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情况下，他才能确实体会到，自己在科学领域里获得了某种真正完善的成就”(7)。在1894年的文章中，韦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大学“活跃的股票市场模式的那种危险性”，他将高度官僚化的所谓“阿尔特霍夫体制”直斥为“对德国未来的学者有直接的带有腐蚀性质的影响力”(8)；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他承认“和所有资本主义的经营，同时也是官僚化经营中的情形一样，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9)。不过，有一个思想是贯穿韦伯一生的：即在日益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里，在大学必须正视官僚化、产业化的冲击时，如何捍卫学术的自由和学者的尊严。正如上山安敏所指出的，在韦伯的大学论中，“‘大学的官僚制’是一根纵线，而‘学术自由’是一根横线，这两根线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他要我们理解管理体制与思想自由会在非常紧张的关系中‘同居’”(10)。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应该对这种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在官僚化、市场化的高压下怀揣着学术自由的梦想挣扎前行，既不让厄运瞬间击倒，也不为顺境沾沾自喜。 　　 “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11)，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简略地追溯一下韦伯演讲百年以来中国学术处境的丕变。 　　 韦伯演讲发表的1917年，正值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时刻。如果说韦伯所述的德国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差别或多或少具有学术古今之变的意味的话，那么，对当时的中国学术处境来说，在古今之变以外，还有一个更为特别、影响也更为深远的因素：中西之别。虽然说18世纪江南考证学派的兴起已经揭开了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职业化的序幕(12)，但是，中国传统学术真正的巨变还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这个巨变是在晚清经世自强之风席卷、西学东渐之潮涌来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学术的旨趣开始从“通人之学”转向专门之学，学术分科开始从“四部”（经、史、子、集）之学转向“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之学。(13)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从改革到骤然废止，新式学堂从初试到遍立，一个新的教育场域在世纪之交逐渐兴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士绅阶层脱胎而出。(14)到民国初年，有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学术巨变第一阶段的终结。第一件事是王国维1911年发表《〈国学丛刊〉序》：“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15)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思潮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调和论开始走向以科学为鹄的的中西会通论。第二件事是1912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在1903年张之洞的“八科分学”和王国维的分科方案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七科之学”方案，并取消了经学。(16)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分科在制度上的最后确立。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主要寄身地的大学此时还处于新旧的过渡时期，在大学作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还缺乏明晰的标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视为中国学术巨变第二阶段的开始，因为是蔡元培把追求高深学术确立为大学的宗旨。北京大学在他治下以全新的人才吸纳机制、学术创新体制和学术自治精神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学术社会”的基础。(17)…

　　 一、韦伯的“伟大” 　　 自韦伯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奉献了这么多的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无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1) 　　 犯了错误，但仍然伟大！即使许多人不赞同前者，但很少有人否认后者。生前与身后，韦伯固然吸引了诸多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同样也不乏批评者乃至敌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巨大的分歧从未减损人们的敬畏。哪怕在最严厉的批评中，我们也能察觉到一种近乎道德义务的敬重，而这往往只有当我们面对一项超越个人命运的事业时才会产生。无论是否赞同韦伯，我们都必须严肃对待这位巨人，哪怕我们以为已经射中了他最脆弱的部位，当他轰然倒地时，庞大的身躯仍然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尊严和力量。 　　 韦伯的伟大毋庸置疑，却不容易理解。韦伯的伟大，不是通常属于历史胜利者的辉煌，而更像一种失败的伟大。对于现代社会的困境，韦伯的作品呈现了大量冷峻而敏锐的观察，这些历史社会研究往往始于对昔日英雄时代精神的追溯，继之以对在这一精神荫庇下形成的制度的客观分析，然后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只剩下尾随者的卑微与放纵者的逃避，一度生机勃勃的制度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空壳。韦伯的社会分析充满了无情的诊断，却找不到廉价的安慰。不过，与许多学者对现代危机漫不经心的无所谓态度不同，韦伯的全部工作都是要表明，他献身的科学，注定在面对这一危机时无能为力，这一无力，就是所谓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这一科学支配的理性化社会的生活之道。知识就是力量，但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因为它通过退却甚至放弃获得了它全部的力量。文明对科学抱有的无限希望，与科学给文明带来的巨大失望甚至绝望，是我们文明的根本特征。在一个科学已经大获全胜的时代，在文明的自我反省中，令人惊奇的是，科学更像潘多拉打开的礼物，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韦伯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具体历史分析，特别是他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都旨在探究科学无所不在的力量与原则上的无能为力这一现代性悖谬的社会学性质及其历史机缘。无论将韦伯思想的主题规定为“理性化”还是“世界的除魔”，其核心意图都是揭示科学在我们时代的使命与根本的局限。(2)韦伯的伟大，必须通过他探索的失败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