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 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1月 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 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187;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 在中国，无数家长正以爱孩子的名义、彼此攀比，破坏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而家长们对此却浑然不觉或无能为力。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一次教育沙龙中，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批评了家庭教育当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 杨东平提问道：“你的家庭到底是给孩子提供避风港还是第二战场，是让孩子多睡一个小时还是让他多上一门课？”在暂不能改变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家长依然是有选择余地的。 杨东平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孩子个性的培养与发展主要是家庭的功能，只有父母才能“一对一地、深入地、无微不至地观察、发现和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学校提供的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基本教育，无法像家长一样可以“专”。 西方教育为家庭教育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小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比国家规定的时间少1小时23分，比美国、意大利、瑞士的同龄孩子每天要少睡四五十分钟，而在高中阶段，这个差距甚至扩大到了一个小时以上。 杨东平说，在分数和考试面前，许多中国家长可以不顾孩子的身体健康，本来小孩子都聪明可爱，可惜很多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逐渐被毁掉了。一半是被学校毁掉的，一半是被家长毁掉的。 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揠苗助长，对子女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杨东平反问道，“但这能帮助孩子成才吗？其实很多情况恰恰相反，在好的教育中，人格养成、身体健康恐怕是第一位”。杨东平指，家长所要改变的主要就是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淡化分数竞争，破除名校崇拜，不要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奇谈怪论所迷惑。 他续举例解释了“第十名现象”，表明学生在中小学的学习成绩与他今后的社会成就没有直接关系，综合素质能力更重要。对于小学生来说，考60分和考90分没有什么区别，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远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2012-05-03 03:35:00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有54686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854) 核心提示：近日，北大教授钱理群表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司布真是英国19世纪的传道人，他讲道非常有能力，被人称为“讲道王子”。司布真讲道的能力来自祷告和阅读。司布真博览群书，从历代属灵前辈那里吸取了许多的洞见。他在一次主日讲道“保罗——他的外衣和书”，分享读书对基督徒的重要性，一个听过上帝隐秘话语的使徒保罗依然需要读书，更何况我们。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后4：13） 关于这节经文，司布真如是说： 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书，我们只能对那些皮卷是什么作一些猜测。保罗留下了一些书，可能是包在那件外衣里，他要提摩太小心把这些书带来。就算是一位使徒也需要读书。我们一些非常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弟兄认为，一位读书，为他的布道学习的牧师一定是一种非常值得谴责的传道人。 一个上讲坛，自称在现场选择他要讲的经文，讲论任何数量的荒谬之言的人，他是许多人的偶像。如果他不经事先默想就说话，或者假装如此，决不带出他们称为死人脑袋一碟菜的东西，哦！他就是传道人的典范！ 他们要受到使徒多大的斥责！他是受了神的默示，然而他要读书！他已经一直传道至少有三十年时间，然而他要读书！他见过主，然而他需要读书！他比绝大多数的人有更丰富的经历，然而他需要读书！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然而他需要读书！他已经写下了新约的大部分，然而他需要读书！ 使徒对提摩太说，也是对每一位传道人说：“你要以宣读为念。”不读书的人，他的书绝不会有人去读；从来不引用别人的话的人，他就绝不会被人引用。那不愿意使用别人脑子里思想的人，是证明他自己没有脑子。弟兄们，牧师是如此，我们大家也当如此。你们需要读书。尽你们所能唾弃轻浮的书籍，但要尽可能研习纯正的神学著作，特别是清教徒作家的著作，还有对圣经的注释。 我们相当肯定，你们使用你们空余时间最好的办法，不是读书就是祷告。你们可以从书本里得到极多的教训，以后可以在事奉你的主神和主的时候作为真正的武器。保罗呼吁：“那些书也要带来。”让我们加入，来一起这样呼吁。

布道家张伯笠牧师因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与极具感召力的讲道而广为人知。自1999年起，张牧师顺服主的带领将其服事的重心从布道转向教会的牧养及开拓。 张伯笠牧师不仅对抢救骨肉同胞的灵魂大发热心，在牧会与植堂的工作上亦拥有极大的热情。由他亲手创立的、以服事大陆同胞为主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及新加坡四所分堂均稳步成长，其中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从最初的20人发展至300多人的规模，成为当地成长最快的华人教会，而新加坡分堂已发展到四百多人的教会，十年来在北美和新加坡带近万人信主，近千人受洗归入耶稣。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下，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和美国华府母堂先后完成建堂事工。这是首家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独立购置的礼拜堂，开创了海大陆人教会历史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的意义。 今年4月中旬，张伯笠牧师将植堂的触角延伸至纽约，在曼哈顿上城哥伦比亚大学区、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及布碌仑建立三所华人教会，并且计画5月中旬举行开堂礼拜。 张伯笠牧师在纽约植堂的消息引起当地很多华人教会的关注。而本报记者日前对张伯笠牧师进行了专访，请他分享来纽约植堂的异象、策略及梦想；他同时还就几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坦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下是专访内容。 记：本报记者 张：张伯笠牧师 纽约的福音禾场仍是庄家多，工人少。而张伯笠牧师在纽约植堂建立教会是回应“马其顿的呼声”的实际行动，用他的话讲，“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开辟服事场所，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坐等。” 记：这次来纽约，您一口气在三大区建立三所分堂，令人惊讶。在纽约华人教界，一次性建立三所以上堂会的例子并不多见。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纽约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创立的初衷、筹建的大致经过以及神美好的带领。…

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所得到的主要裨益，同文学不相干，既与欣赏优美的文体无关，甚至也与陶冶我们的性情无关。好书之所以开卷有益，是因为好书使我们不致成为“真正的现代人”。一旦成为“现代人”，我们就会囿于时薪的偏见；这就好比我们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顶时式帽子，反而使我们永远不能再赶时髦了。千百年历史所经历的旅途上横陈着“真正现代人”的尸体。而文学——传世的古典文学——不断向我们提示那些并不时髦的真理，以抵消那些可能使我们为其左右的新观点。 　　世界上（尤其是处在我们这样的动荡年代）不时地涌现出奇特的思潮。在古时把这种思潮叫做异端邪说，现在则称之为思想。有的思想多少总有些益处，但有的却彻头彻尾地有害。不过，这种思想总是归结于某一个真理，更确切些说是归结于某一个不完全的真理。 　　异教徒是那种爱自己的小真理甚于大真理的人。他们宁愿要自己找到的不完全的真理，而不要别人找到的真理。他们无论如何不懂得，他们所珍爱的异乎寻常的论点，是与许多普通常识联系着的，而且只有它们的全部才构成世界的智慧。 　　这种人，有的像托尔斯泰一样严峻而又朴实；有点像尼采一样贪嘴寡舌而又多愁善感；有点像萧伯纳一样聪明、机智而又勇敢。他们始终激发着人们的兴趣，并且常常拥有追随者。但是，他们的成功总是潜藏着同样的错误。他们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其实他们的思想并不新颖，只不过完全缺少与之相平衡的其他思想而已。 　　非常可能的是，这些思想从荷马和维吉尔到菲尔丁和狄更斯的所有伟大经典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只是在这些作品中，这种思想处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并由其他思想加以补充或予以驳斥。伟大作家对我们当今流行的思潮所以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并不是因为没有想到这些思潮，他们不但想到了这些思潮，而且还想到了对它们做出怎样的回应。 （摘自《大师谈阅读》，时代文艺，2012.1）

　　在国学盛行、大国意识崛起的时势下，为促进汉语神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密切相关，致力时代主题的讨论，第四届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于二○一○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在上海、苏州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三十馀位学者共聚一堂，共谋汉语神学之发展。大会以「汉语基督教研究的传承与发展」为主题，下设三个分议题：「汉语神学：传承与发展」、「汉语神学与中国当代学术」、「汉语神学与中国社会之变革」，历时七天，共举行十二场讨论。 一、汉语神学：传承与发展 　　在第一部分，不少学者就着汉语神学运动过往十多年来的方方面面作出评论。新加坡学者锺志邦教授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宗旨与方向作出了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张旭教授重阅十年前刘小枫所撰的「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探求汉语神学的自我定位与发展方向，而清华大学王晓朝教授则广泛地梳理了何光沪、刘小枫、李秋零等人对「基督事件」的不同理解，强调基督事件作为信仰来源的公共性。顺此，香港中文大学赖品超教授倡导把汉语神学看为一种既文化又神学的运动，由于参与者的背景、兴趣等不同，加上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影响，令这运动在发展上更为健康。 　　除了回顾以外，汉语神学的参与者也是首节的焦点。北京大学吴飞教授指出汉语神学首要是对文明而不是对教会负责，为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的合法性创造空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子淳博士则以社群性为视角，追问汉语神学人的特殊社群性身份。华东师範大学李向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汉语神学形成了「无形的教会」与「公共的信仰」，其「去教会性」恰好是其公共性得以建构的基本要素，更从这公共关怀讨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公共理性应如何实践的问题。上海师範大学谢志斌教授探究汉语神学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问题，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黄保罗教授则从多角度梳理「汉语学术神学」这个概念，并其发展所具有的活力。而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则通过比对西方神学历史的发展来讨论中国有没有神学、怎样做汉语神学及汉语神学的公共性等问题。 二、汉语神学与中国当代学术 http://www.iscs.org.hk/News/1624/2.1_s.jpg 　　在第二部分会议中，学者从历史、经典和思想家为题反思汉语神学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关系。复旦大学 李天纲教授 深入讨论了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济大学…

吴茂华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由此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诛、精美的绘画艺术，欣赏不已。尤其对天籁般的教堂音乐、赞美诗，心往神驰。 　　然而，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一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时，突然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种顶礼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称是奴仆、子民！天哪，怎厶仁慈的上帝，也长了一张专制者的面孔？ 　　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时，为什厶要批判宗教？ 　　随着进一步的读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一点一点地渐进深入。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方面一∶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一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在崇拜的对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颂赞，希望渺小、软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一切。世人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有无宗教信仰，遭遇困顿、绝境，都会喊∶“天哪！天哪！”人们还常说“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不都说明，从古到今，人在灵魂深处是承认神“上帝”的权柄和大能的！…

黄剑波 数年之前，道风书社曾经推出过吴飞的《麥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年），这种田野调查报告式的研究成果在那个以神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研究为主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系列中显得颇为有些异类，而这也显示了以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香港的相关研究机构的眼光和承担。 事实上，在本书推出之后，道风书社于最近又推出了高师宁的《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2006年）。据说，道风书社还有继续推出实证性研究报告的计划，而《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也计划于2007年推出一期“实证性基督教研究”专题。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也积极推动这种关注现实状况的研究，在“专文报告”系列中出版了范丽珠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特区研究报告》（2002年），并计划在“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系列中推出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研究中心主 任吴梓明教授还联合三位国内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在山东泰安地区展开田野调查，其成果就是这本《圣山下的十字架》。这些在香港展开的学术活动与国内整体的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是互为呼应的，国内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实证性宗教研究的学者，也分别展开了一些富有意义的田野调查研究。 一、“圣山下的十字架”：空间概念与文化相遇 显然，书名是经过作者的精心考虑之后才选定的。“圣山”是指泰山，乃五岳之首，上古之时即被视为神山加以崇拜。汉魏之后，泰山崇拜演化成“主召人魂魄”的“司命之神”（39页）。民间对其的崇拜多为祈福饟灾，而历代王朝为求得四海安宁，社稷永保，对泰山更是多方崇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泰山的大规模封禅祭祀。据统计，从公元前61年汉宣帝“制五岳礼”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礼岳”，历代皇帝先后遣使123次祭祀泰山（41页）。 “圣山下”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指的是泰安，由于其“庙多神全”，在历史上有“神州”、“神府”之称（42页）。作者特别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泰山以及泰安地区具有深厚的宗教性，隐约中暗示了基督教作为外来者势必要面对地方早已形成的宗教文化传统。 “十字架”当然是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书中的主体部分其实就是由对泰安地区的一间天主教会（满庄）和两间新教教会（北新庄和青年路）的田野调查而形成的三个调查报告组成。作者指出，“本书涉及的三个不同的教会也可以作为三个独立个案研究，供日后学者作为参照或与其他的基督宗教个案一并作比较研究。”（30页） 可见，“圣山下的十字架”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更有一个文化相遇的假设。事实上，作者用了一个有趣的概念来比喻在华基督教：“新移民”。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其意在“说明与本土的传统信仰相比，基督宗教是后来者，而不是说其在华传播历史之短暂。”（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