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学界坚持的“母法论”的宪法观，在理解基本权利时忽略了法律关系因素的意义，其特征可以与他国经验做比较性反思。劳动关系中的雇员言论是否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具体化，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比较领域。公、私之别是理解美国雇员言论问题的一把钥匙，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主体的公私——公共雇员和私人雇员；二是区分内容的公私——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美国法对言论的保护是按照法律关系来区分的，依据主体和内容的不同设定权利和义务，而不认为宪法言论自由对部门法有一般性的约束效力，部门法对雇员言论的保护也并非宪法权利的具体化。这种理解方式与我国的“母法论”宪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关键词：宪法；部门法；雇员言论；言论自由 一、引言 关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我国学界普遍坚持“母法论”的宪法观，也就是将宪法视为部门法的“母法”，部门法则是宪法的“子法”和具体化，既然宪法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那么部门法中的权利也就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具体化。这样，宪法与部门法就成了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原则与细则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纲领性”被强调，规范性则被淡化。“母法论”宪法观形成于20世纪中叶，受到当时苏联维辛斯基等人宪法理论的较大影响。近些年，宪法对部门法的统摄地位得到了另一种理论的支持或者呼应，即源自德国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其认为基本权利不仅是个人向国家主张的“主观公权利”，而且是“客观价值秩序”，其效力“辐射”所有部门法秩序。 …
圣山文摘
● 彭小瑜 在一个古代文明面临严重社会危机的时候，更新和坚守是两条可以选择的出路，孰优孰劣是需要由复杂多样的历史因素来决定的，其中之一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查尔斯·科克伦在《基督教与古典文化》这部已成经典的著作里，对罗马帝国的崩溃有其独特的解释，侧重于从文化衰败和更新的思路来叙述由古典晚期到中世纪这一段历史（Charles Norris Cochrane, Christianity and Classi?鄄cal…
1. 这是灵恩第三波的谱系表，不含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主要是福音派教会的变质—–原本属于福音派，后来变成灵恩派，而且自己还常常认为自己不是灵恩派。（假使不知道运动各波分类，请自行阅读：灵恩运动各波简介 ） http://reader.roodo.com/yml/archives/6879467.html 2. 这谱系表主要是华人， 非华人部份只列出很重要源头，而非详系列表。因此，请不要以为欧美、韩国的灵恩派大牧师，只有这些； 也不要以为自己所学习的外国牧师没被列在其中，就表示没问题。 3.这是『谱系表』，强调的是师承、关联性，不表示某系统中的牧师就是那教会的人。…
陈季冰 冰川思享号 2022-11-28 “五四”对于要求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其负面影响却一直绵延至今。这就要求我们当代中国人必须穿越五四思想的迷雾，建立正确的认识。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陈季冰 去年8月初余英时先生去世后，我在冰川思享号上撰文纪念时曾称余先生为“ 当代中国学术第一人 ”。 在上一辈飘零海外的学者中，林毓生先生也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
原创 季卫东 法的社会视野 2022-12-12 08:00 发表于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鸿钧兄、各位同仁、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大家好！…
【摘要】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轨迹始终与美国政治发展的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作为一种反思性思潮和竞争性意识形态，它呈现明显的异质化意识形态、模糊性概念界定、协作性联盟传统、务实性行动风格与依附性发展态势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它取得了局部性胜利，但也成为其致命弱点，在应对大变局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议题时渐感力不从心。特朗普曾寄希望于保守主义路线以实现捍卫美国利益、重振美国精神的目标，将保守主义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冶于一炉，这不仅加剧了政治极化态势，更将民主政治推向重重困境，为后特朗普时代保守主义的发展留下了重大隐患。 【关键词】大变局时代；保守主义；政治极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美国政治正在步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时代。特朗普连任失败，未能终结日臻白热化的两党对峙格局，政治极化的阴影仍在，社会撕裂的危险依然，自由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分化与对抗愈加不可调和。作为将美德、安全、秩序和权威视为终极价值且以反思性和回应性见长的政治思潮，保守主义面对激进主义侵袭、价值体系碎裂和传统秩序动摇，不可能无动于衷。但长期形成的思想气质和行为风格，使保守主义在面临复杂棘手的社会议题、内外交困的发展境遇、松散脆弱的内部联盟时渐感 力不从心。美国保守主义再次面临应当保守什么以及如何保守的选择性难题。保守主义必须慎之又慎，思而再思。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每一次选择都会引发思想纷争，每一次选择都会加剧阵营分裂，每一次选择都直接关乎它的未来。当前的处境表明，美国保守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面临的环境都更复杂，任务也更艰巨。 一、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整体特征…
摘要：康德不承认人类具有智的直觉，而将智的直觉归于上帝。牟宗三从“心外无物”出发，将物自身看作无限心之表象，揭示出智的直觉之存在，但造成了主体的膨胀以及物自身的虚无化。而在朱子那里，性理与形气作为知觉的不同来源，皆具有物自身的意义，但性理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性理以其绝对创生性，自行进入知觉而内在于知觉，所以道心即是智的直觉；也内在于形气，所以人心也以性理为本源。由此，道心以性理为其积极内容，达成了对人心的肯定与成就。这不仅可以弥合主体性的内在张力，证成物自身的真实意义，而且可以开出一条新的契接西方知识学的道路。 关键词：智的直觉；感性直觉；物自身；心外无物；性理生生 众所周知，智的直觉是牟先生中西会通工作的重大关键。牟先生的哲学接续了陆王心学的传统，其对智的直觉的论证也是如此。但另一方面，牟先生对智的直觉的思考，又深受康德哲学的启沃。 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问题与物自身问题密不可分。牟先生认为，“现象与物之在其自己之超越的区分是康德哲学底全部系统底重大关键”，但这一洞见亦是“闪烁不定的、若隐若显的”，因而无法被充分稳定住，其关键在于康德否认人具有智的直觉。【1】从思辨理性的角度看，康德否认人具有智的直觉，并不影响其物自身理念的有效性。邝宁认为：“经验之外的‘持存之物’和在我之外有物存在，展示了康德对于‘物自身’的论证过程，这足以应对批评者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主要批评。”【2】但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康德的这一论证即便有效，也仍旧显得太过贫乏。所以牟先生说，“徒说它是‘限制概念’，这并不足以使人明彻地了解其真实的意义”，从而使得“物之在其自己为无用”。【3】 …
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吴宓等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过去书院制的优点——自由讲学。他们都看到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出现了根本性问题，而书院这一“传统”体制中，却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清季废书院的同时也剥蚀了民间固有的办学资源，使后来想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修改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然吸收“书院精神”的做法，当时已有所尝试，后来也在延续。在那个年代，他们已注意到人的物化问题，提出了从“物的教育”回归“人的教育”这样跨时代的根本主张。 在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因不满于当时的新教育体系，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传统书院制的优点。这些人多具游学背景，既有胡适和傅斯年这样的“正统”新文化人，也包括提倡另类新文化的梁启超及其追随者，还有被视为“保守”实际却在与新文化人争西学“正统”的吴宓。他们从书院制中看到的，竟然都是自由讲学或讲学中的“自由”，一个很少与中国传统挂钩的现代关键词。 尽管那时反传统风气已不特别激烈，但尊西崇新的流风仍盛。在许多读书人心目中，中国文化传统还是以负面为主。也只有自身趋新和具有留学身份者，还敢于为书院说好话。即便如此，他们也不那么理直气壮，故第一并不主张完全恢复书院制，而仅提倡部分采纳书院制的优点；第二更以外来新因素为书院正名——有名曰“自由讲座”的创新型思考，也有援引美国的道尔顿制、英国的导师制来为书院制加持者。 北伐前数年的政局以乱著称，在各种试图解决大局的努力中，这或许仅是一个小小的潜流，或所谓时代的“低音”，连梁启超所说的“思潮”也算不上。然而上述文化立场颇不相同的学人本在明争暗斗之中，居然如此异曲同鸣，是很难得的现象。尤其反传统的旗手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借鉴传统，让人颇觉意外。他们大致从原本对立的起点出发，经独立思考而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似的努力，仿佛有某种内在理路在推着众人“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新文化运动后期由分至合的现象是过去学界所注意不够的，这一现象揭示出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大问题，让彼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不能静默，而试图改变现状。 …
原文出处：《中原文物》(郑州)1994年第04期 第33-39页 张光直 著 陈星灿 译 …
原文出处：《文物》(京)2004年第01期 第73-82页 本文为张光直先生夫人李卉女士在张光直遗物中发现，约写于1990年前后，经陈星灿先生整理。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与此类似的题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原日文版，《中国文明の起源》，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注：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陈星灿（注：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和邹衡（注：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为例，1988年可举蔡凤书（注：蔡凤书《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文史哲》1988年第4期。）、李先登（注：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和郑光（注：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为例。1989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注：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1期。），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在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