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转型发展方式 (新闻稿) 2009年9月25日，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领导者》杂志社特别支持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于北京胜利召开。 　　来自国内100多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与会代表对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地探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会专家认为，尽管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但是，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要及早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进行谋划，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方面，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国际上，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美国的经济结构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萎缩对出口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压力。资源瓶颈和低碳经济发展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形成双重约束。国内的老龄化、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等问题的压力日益紧迫。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和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大变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给我们提供了后发先至、迎头赶上的机会，应当认真研究、积极应对。国内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启动内需的发展空间很大，人力资源总量优势突出，外汇储备充足，资金相对充裕，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潜力明显。 　　与会专家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应将出口主导型模式转化为内需与外需并重模式，二是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化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模式，三是将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转化为资源、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将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将工业化为主的模式转化为工业化与信息化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五是加快自主创新、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 　　与会专家认为，应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与会专家指出，认真总结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经验和不足，应当完善包括土地、能源、资本等在内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建立环境产权制度，推进新一轮价格改革。应当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符合国情的金融创新。应当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分配体制，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促进消费的扩大。积极探索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的特别重要作用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进完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9-29 08:04:33 　　中评社北京9月29日电／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率先走出危机阴霾。但与此同时，一种忧虑也正在蔓延，因为人们看到，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令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民营企业，尽管未被遗忘，却也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经济危机使得“国进民退”已成趋势。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接受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专访时表示：“国进民退”和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需要尽快地停止这一趋势。文章如下。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问：您怎样看待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之间的关系？ 　　许小年：宏观调控增强了“国进民退”的势头，主要原因在于，拉动内需几乎全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来实现，很自然的，政策和资源就会向政府项目倾斜。 　　今年前几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多，但是以政府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即我们常说的“铁（路）公（路）机（场）”，增长速度达到60%多，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而在一些民营企业较多的领域，如制造行业，投资增长速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房地产投资，显着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所调动起来的资源，相当大的部分进入了国有部门。这是第一个原因。…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9-28 07:26:59 　　第十五届全国省会城市地方税收理论研讨会上披露的信息：目前地方税收结构不尽合理，大部分省会城市的税收收入增长过于倚重房地产业。在目前条件下，应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在房地产行业快速增长的近10年来，房地产行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主要助力。据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5月数据：房地产税收占全部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当时已平均达到20%以上，成为地方税收收入的主力。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房地产行业本身具有强烈的周期性特征，尤其是2007-2008年整个宏观经济层面出现萎缩之后，房地产市场迅速趋冷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地方财政税收来源过度依靠房地产行业，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另外，考虑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土地出让金也来自房地产行业，那么实质上地方政府财源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地财政”。财税收入来源的单一化不仅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保障的稳定，同时也为房地产行业“绑架”地方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方财政是危机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力量，譬如4万亿经济拯救计划，如果政府不能获得足够的财税收入保障，那么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信心和保障将会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何虽然中央政府并未推出正式的房地产行业振兴计划，而各地地方政府却在房地产行业优惠政策方面频频出手的主要原因。 　　实际数据也支撑了这一观点，在中国经济逐渐走出次贷危机泥淖的上半年，房地产行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功不可没。以北京为例，今年1至7月，本市房地产税收增幅在各税种中一枝独秀，达到12%，增速比今年一季度提高了41.6%；与此同时，同为本轮房地产市场复苏的龙头城市，深圳地税部门的数据显示：1-8月，深圳不动产营业税收入增加9.63亿元至41.36亿元，同比增长30.34%。此外，土地增值税收入完成11.97亿元，增幅111.31%；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则完成8.66亿元，增幅为205.4%。 　　正是因为房地产“绑架”地方经济，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也无法发挥。正如前文所说的研讨会部分与会官员所表示的那样：房地产市场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量价齐跌本应是一轮正常的调整，但由于房地产税收对于地方的意义重大，因此倒逼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打断了这轮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调整。…

——思考尺度决定行走的远近 作者：刘苏里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10-1 　　1.题解 　　“近期”，主要限定在2009年开年至今。“历史政治类”，主要限定在中共党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总结。“若干”，这类出版物，年年一堆，月月新品，无法求全，选择若干，有没有代表性，不是笔者关注的重点。“阅读札记”，一种文体而已，说不下去可立马打住，不给自己找麻烦。 　　“思考尺度”，这里是特指。指一个民族有能力有机会从事思考的群体，他们的思考能力——宽度、深度、强度、向度、精细度、品质的总和。一个人如果有强大的躯体，但思考的品质很低，他永远只能是精神的矮子。思考方向几乎是思考尺度最重要的指标，方向如果出了问题，再深、再宽、再强、再精细，都将是一场空。“行走”，是个比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能力，因而也是其可能对人类文明贡献大小的计量器。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行走”，不仅取决于它的物质财富总和、军事力量大小、科技水准优劣，乃至教育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于它运用政治道德的能力和支撑政治道德原则的精神质量。“远近”，也是比喻，可以作大小、强弱、多寡等理解。 　　言归正传。 　　2.还原历史之难…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680篇 戴绍曾克绍箕裘 最近读了《举目》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是张陈一萍写的，题目是《从内地到高山》，副题是,《戴绍曾牧师克绍箕裘》。戴绍曾牧师2009，3，20去世，这是一篇记念他的文章。 ‘克绍箕裘’这个成语,译为白话文是‘能够继承簸箕和皮裘’，比喻‘能继承父祖的事业’。其出处在《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译为白话文的意思是‘善于冶炼锻造之家的孩子必定能学习做裘衣皮遥朴谧龉业暮⒆颖囟茏鲷せ！罢唠 戴绍曾牧师（Rev.Dr.James Hudsen Taylor 1929,8,12-2009,3,20)是戴德生（1832－1905）的曾孙。戴绍曾的英文名字和父亲戴永冕（1894－1978），曾祖父戴德生的完全一样，在汉语里很好区分，在英语里，只能用罗马数字的3，2，1作后缀来区分。…

在陡峭地坎间曲折进退，鸟翅般摆动双臂，总比狗一般乱钻大麻丛的滋味好。10来分钟后，我们终于抵达传教士墓园，被无边无际的玉米林所包围，且本身就是玉米地。我跳下地坎，细细观摩每块石头，圆拱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石缝间杂草嚣张，我拔掉一些，辨认出半组黑黝黝的英文；挪几步，又是半组；再挪几步，一新鲜血色的十字架迎着斜阳闪烁。 墓墙的基础依稀可辨。四四方方两块，约两个半亩地，中间隔着一土坎。西北角有一缺口，估计是进出墓园的门。可如今谁能晓得，这儿曾经埋葬过多少西方人，多少中国人。据史料记载，这块墓园是英国牧师乔治 #8226;克拉克（George Clarke，中文名叫花果香）买下的，他是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成员，于1881年携瑞士籍妻子芬尼 #8226;克拉克（Fanny Clarke），从缅甸八莫转道，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古城定居、学汉语、传福音。 他们为史上最早抵达此地的西方传教士。起初，他们自己印了许多小册子，在十字路口散发，对小孩，则配发糖果。可稍后才晓得，白族的文盲太多。于是他们刻苦钻研汉语，然后教中国人识中国字，用中国话唱《赞美诗》。他们还借鉴白族拜本主、跳大神的形式，也穿戴类似民族服装，走街串巷，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念叨顺口溜，宣讲福音，有时候还进白族村子，与民间艺人交流，你弹三弦，我拉手风琴，在洱海月光下跳地中海的舞蹈。 他们在大理住了两年，才发展七八个信徒；办寄宿学校，也只招来3个学生。他们非常累、非常水土不服。但他们还是在古城生下一婴儿，取名为撒母耳 #8226;大理…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诗篇》71篇17至18节 杨安溪 著 （本见证除了开头部分参考杨安溪老弟兄过去的谈话《使地震动的祷告》外，大部分据杨安溪老弟兄的一个交通聚会录音整理，录音时间为2004。录音经数位弟兄姊妹帮助打成文字稿，并于2008年4月26日整理出初稿。杨老弟兄在香山养病期间阅读并校订此稿，并且由一位小姊妹修订到电脑上。此稿由校订后不久，杨老弟兄即病重，今日闻他已于天津归回天家。特发表此稿作为纪念。——整理者于2009年1月19日） 祷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生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主啊，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受这样的熬炼，虽然我们肉身、精神，各方面受了很大的摧残，但因着你的保守，我来见证你的荣耀，你的能力和你的丰富。主啊，求你让你的孩子的见证，能使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得到他们所应当得的祝福，主啊，唯有你能祝福你的教会，也唯有你知道各位弟兄姊妹的需要，也唯有你自己在这里，为你自己做见证。主啊，你的孩子一切都是如此的可怜，如此的不配，如此的失败，如此的软弱，但你却是刚强的，你永远都是不失信的，从今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的信实永远不改变，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永远不改变，求你荣耀你自己的名，怜悯我们，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 第一章 幼年与神密友之情、燕京大学…

第二章 在协和的时期，肃反与反右 建国初期的思想混乱 我们那个时候，思想特别混乱。那时，关于有神无神的争论，无神论思想越来越占上风，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打了几个胜仗后。另外，我们国家一解放，就没有妓院，三年以后，到1952年就全国都没有性病。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其他的国家也不可能想象。别的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也是我父亲特别佩服新社会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这是我们基督教当时做不到的。在这些公义的事情面前，我们不得不看见这是神借人的手来解放这些可怜的妓女，并且让她们都能成家，都有职业，社会上一点也不歧视她们。那些好多妓院的老鸨，她们协迫那些迫害妓女的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一解放，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一扫而光，这是我们基督徒受到思想上冲击相当大的地方。这也是很多神的仆人，思想上经历的一个大的冲击波。 1952年的时候，所有的外国人都要离开中国，所有的外国的老师、教授都要离开中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学校不让我们再上外语系里的小礼拜堂聚会，以前我们福音聚会自己在那里聚会。系里勒令我们去宗教学院，我们不愿去，我说我宁可在院子里，我们也不愿意去。 宗教学院的同学来找我们，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磐石上的，而吴耀宗的思想，丁光训的思想，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一个思想改造，二百多个团契的大团契完全解散（全校团契数目很多，那时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就可以组成一个团契，有的有信仰大多都无信仰），整个燕京就只有一个团契福音聚会了，照常早祷，晚祷，照常吃饭谢饭，照常每个人到图书馆的时候，先看半个钟头的《圣经》。同学们若问我们，我们说我们要看《圣经》，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这上面都是神的话，让我们认识神，我们就这样做见证。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都习惯了，都不理我们。 宗教学院的同学临走之前跟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一个思想运动，我们所有的大团契都光了，大团契的主席是谁呢，就是丁光训。燕京神学院的那个院长，张士充，我在的时候，是那个教授的助教，现在成了燕京神学院的院长。感谢主啊，我跟弟兄姊妹讲，以后他们思想就完全转过来，完全转向，不要再相信新神学信仰，并且一下就冲到什么呢，耶稣家庭是共产主义，他们就觉得，耶稣家庭的见证是基督教的见证，足可和人的共产主义相篦美。 后来他们就和我们一起聚会，他们也参加我们的早祷，晚祷，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少，他们全系，整个神学院不到二十个人。 面对新派作见证…

第三章 教会控诉运动 52年教会控诉运动 在52年到一直到文革，这期间神对我有许多的恩典和怜悯。从这段经历中，看见人的失败，人的诡诈，人的何等不能认识自己，常常拿自己的缺点当优点。那是我自己失败的时候，也是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信仰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被拆毁的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的时候。这整个历史时期，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我们国家经历了50年代是最辉煌的时候，到文革又落在最黑暗的时候，大起大落，社会上非常的动荡。在社会极其动荡的冲击之下，一些像我这样的基督徒，虽然自己悖逆败坏，但是蒙神怜悯施恩，一直到今天。 《提摩太后书》第2章11节到13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1952年那一年，变化比较大，特别在教会里头有个控诉运动，这个控诉运动以后，环境迫使弟兄姊妹，要考虑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做一个人民，是否应当站人民立场？并且要求因为朝鲜战争以后，要求全国的人民，特别是被人看作是和帝国主义联系最密切的基督教，被要求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我所在的学校，一般来讲都是教会学校，同时我自己的父亲也是神的仆人，也是比较重要的神的仆人，他是两个神学院的教师，一个是上海中华神学院的教师，也是上海灵修院的教务主任，上海灵修院是贾玉铭牧师领导的，他也是南京黄泥岗神学院的教师，他同时也是副院长。如果单纯的只是考虑教会的事情，他是熟悉的。但是考虑到作为人民的一员，和国家的关系，如何摆正这件事情是个很大的挑战，也是新的挑战。从来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应当如何对待国家，如何站人民立场等等，这就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神的仆人自己来考虑的问题。所以，在这些问题面前，父亲作为神的仆人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自己从心里最爱的，着重培养的年轻人，成为控诉运动当中，控诉自己的积极分子，自己最器重的同工们，成为控诉自己的积极分子。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我和父亲一同在南京，经历了这个事情。 在那个时候，人们尽量贬低一个神的仆人，但是控诉他的人找了半天，没有一点经济上的问题，也没有一点男女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说他在一些教训上有问题，说他利用这些教训麻醉弟兄姊妹。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听说在教会里头最著名的汪WP（注：名字由整理者隐去。），他和青年聚会的负责人都站起来控诉，他说，别人拉我们要参加一个什么组织，但是一听他讲道，有痛哭流涕的，我们又中了鸦片的毒了。我们本来要参加什么工作，对人有益的工作，为人民服务，结果又听他的讲道，又再一次地痛哭流涕，回到神面前，又上鸦片的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