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文摘

历史上的今天山西发生了“太原教案”，数百名传教士殉道，上万名基督徒遭到屠杀和迫害。为主名殉道的是配的神纪念的，今天正是这些殉道着的纪念日，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足迹中见证福音历史的可贵性与重要性。 事件回顾： 在1900年，在山西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分别属于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内地会、英国浸礼会、美国公理会等，巡抚毓贤向来憎恨传教士，接到慈禧太后命令后，派兵密切注视黄河，不使人逃脱。 7月9日，巡抚毓贤紧闭太原城门，派兵将城中所有外国人“护送”到衙门，接受审讯，周围有许多仆人、士兵和群众围观。首先被斩首的是2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随后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就都在衙门大堂前的院子里，在官员们的注视下，被残忍地斩首。 当天被杀者包括33名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和10多名中国信徒。尸体被扔到城外喂狗，以示侮辱。但是在夜间，中国基督徒秘密将其埋葬。但是5天后，部分因为这个原因，200名中国基督徒被杀。随后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省遭到屠杀。 要文推荐 中国内地会的刊物记载说，在山西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本地信徒被杀害。当时在山西省的91名内地会传教士中，有36人逃到了沿海，38人被杀害，17人失踪。其他差会受到了更为惨烈的损失，美国公理会、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在山西的传教士几乎全都殉道。 今天是他们的纪念日，神没有忘记他们，很多基督徒也没有忘记他们，纷纷透过网络，微博来回顾并纪念这些传教士的足迹。 基督徒网友说：“他们为主殉道，然而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撒下的福音种子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是上帝的大能！赞美上帝！”…

　　1807年1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从伦敦启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转道纽约时，一位美国商人带着一丝嘲讽问他：“您真的相信，您能改变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吗？”那位虔诚的基督徒答道：“不，先生，是上帝要这样。” 　　事实证明，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个上帝都会挠头的地方。马礼逊很快发现，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有一个专制王朝的傲慢与偏见。 　　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位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不仅留下了第一部中文版《圣经》和第一部《华英字典》，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意味更加深远。 　　在马礼逊诞辰23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跟着这些文字，看到天朝强盛外表下的另一面。 　　 危险的事业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诺森伯兰一个简朴的农家。由于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马礼逊自幼便受到熏陶，17岁那年，他开始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语言、医学、天文、数学、神学等方面的教育。1804年5月，他向伦敦传教会申请成为传教士。 　　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是伴随欧洲工业文明的曙光兴起的，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和独特的文明，都对西方教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1805年，伦敦传教会决定委派马礼逊到中国开辟新的教区，马礼逊欣然接受了任命，并悉心地准备自己的中国之旅。 　　当时，有人去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常看到这位青年坐在里面非常用功地看书，书上的方块字奇特而让人无法辨识。于是此人忍不住走过去问，这是哪个国家的文字？为什么要读它？年轻人回答，这是中文，是一种非常难懂的文字，但就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促使他去钻研。…

我是個不習慣告別的人，可此時突然感到酸楚而遺憾，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在出遠門的時候，對塵世與天國的親人說過“再見，以後又來”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鄉最高的建築物——5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鋪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3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鋪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裏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答錄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

在历史意义层面的考量之外，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的现实，也催生了一些宣教的运动和努力，既有本乡本土的宣教，也有面向异族，甚至异邦的宣教努力。其中，近年来海外教会关于中国宣教最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运动了。而他们基本上都会溯源到1940年代的两个本土宣教团体：源自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遍传福音团和源自山东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甚至一些其他事工，在关联到西北以至中亚的工作时，也会间接提及这些早期的宣教运动。例如，中国福音事工促进会表示，他们的赈灾工作超越亚洲，覆盖世界其它地区，这是因为他们有志承接西北灵工团的工作，带领中国教会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在其关于西北灵工团的注释中，这么说道，“西北灵工团于1946年成立，由山东的张谷泉牧师发动，其宗旨是期望由中国的边疆开始，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关于遍传福音团的历史，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梳理，其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是王瑞珍的《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南疆宣教先锋赵麦加何恩证的真实故事》（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对于西北灵工团，也已有不少文字见于各种基督教刊物或网络。例如，Google搜索中文“西北灵工团”共有526000项，尽管由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已经是一个至少在教会内部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在基督教刊物中出现的基本上以个人见证为主，带有强烈的“传奇”或“故事”色彩，主要见于《桥》、《中国与福音》、《生命季刊》等。需要提到的是，这些都还不是较为完整的历史记述，而且这些片断的记载中互相之间甚至还有矛盾之处，从神学、历史学、宗教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则更为罕见。 “求主带我进内室”：西北灵工团的肇端 在张谷泉等早期领袖的个人领受等因素之外，西北灵工团的成立其实与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很有关系。从抗战到内战，山东等地一直处于战乱，社会极不稳定。“新疆教会的开拓者”一文也提到，“当时内战烽火四起，百姓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少年轻人愿意到灵修院，过受穷受苦的生活。”为了解决这群难民学生的生计，同时也为了其未来的出路，张谷泉等人决定率领灵修院的学员共同迁居新疆，在那里开拓福音基地，建立教会。可以说，战争的社会大背景成了西北灵工团创立的催化剂。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发起和推动国内布道事工的中国基督徒最早应是山东潍县的丁立美牧师。1910年，他联合河北、山东、安徽、河北的学生代表，在通州的协和大学成立义勇布道团（即后来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布道团）。1922年，该团在江西牯岭召开第一次全国打回，有48个支团，约1600名成员，其中130人加入教会作传道。尽管布道团的经费主要来自西方差会，但也标志着中国基督徒开始承担向本土宣教的责任。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不少布道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伯特利布道团和宋尚节的个人布道事工。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旨在向海外华人宣教的团体。例如，翟辅民1929年成立中华国外布道团，主要面向安南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开展事工。另如，赵世光等人1941年成立的后来演化为灵粮堂的南洋布道委员会，专注于南洋地区。 在边疆布道方面，丁立美也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918年，他在江西与余日章、诚静宜等人发起组成云南布道筹备委员会。次年春，丁立美夫妇等7人受差往遇难调查和布道。1920年，中华国内布道会正式成立，诚静宜任会长，在云南、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进行布道，建立教会。…

《殉道史》是对早期新教情操影响最深的著作，它为宗教改革的胜利提供了历史，也提供了神学 内容简介： 　　《殉道史》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和班扬的《天路历程》被称为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三部经典。该书对于英国语言与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圣经》，而且对英国的宗教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本书从新教的角度记载了从使徒时代到16世纪基督教历史上的殉道事迹，尤其突出了从14世纪到玛丽一世掌权时期英国新教徒所受的逼迫。福克斯以生动的文笔，呈现了历世历代圣徒为持守基督信仰勇敢面对死亡的忠贞不渝，见证了神在殉道者身上所显的恩典与荣耀。福克斯自己生活在血腥玛丽的统治时期，亲历严酷的逼迫，他所写的殉道史具有“客观”的教会史家所缺乏的真切性和对苦难深刻的洞见。 作者简介：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院士，曾在牛津大学任教，后来在伦敦做传道人，是英国宗教改革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血腥玛丽当政时，对新教徒进行残酷的逼迫，福克斯被迫逃亡欧洲，在欧洲写下了《殉道史》这部传世之作。 目 录 中译本导言…

——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机与挑战 【1】 文/林慈信 现在是什么时刻？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什么时代？教会应如何回应？ 研究历史的进展，分辨所处的历史时刻，素来不是福音派属灵传统的一部分。除了认清主必快来，我们必须脱离世界，努力传福音，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我们的属灵观是分隔的：属灵的管属灵，属世的管属世，两者毫无相关。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转变。当前许多事无不令人担忧：天灾人祸，伊斯兰教的复苏，家庭与道德的崩溃，同性恋群体的政治力量，新纪元运动的兴旺，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市场学代替上帝的话在教会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学取代圣经辅导，上帝的儿女们饥饿。我们不得不问，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时刻？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事工模式，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属世。教会诚然在世界里，但世界不可侵入教会。事实上，我们要拒绝世俗文化，却已被世俗文化侵蚀。 一 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西方思想与文化史来看，我们已处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有别于现代，后现代批判现代文化，却又是现代文化的延伸。现代文化自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个人的绝对自主，拒绝服从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相信科学（严格地说是迷信科学），相信理性。17、18世纪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代表，早期现代思想的象征，代表人物是笛卡儿，史宾诺沙，洛克，休谟等。到1790年代，康德把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主再推一步，彻底拒绝权威，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置于理性科学范围之外的所谓“真理界”，理性与科学仅限于探讨事物的外表；至于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爱、伦理等），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 康德是现代思想的分水线；19世纪的哲学，后期的现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响，以主观取代客观，以相对取代绝对，如浪漫主义（主张真善美是主观的）、唯物主义、历史批判与圣经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有祁克果和萨特）和虚无主义。唐崇荣牧师说，19世纪所提倡的思想，20世纪成为其实验室，把拒绝真理付诸行动，因此20世纪是个“愚蠢的世纪”，真是一针见血。…

来源：朝鲜日报 作者：金翰秀 发布时间：2007-09-06 “为什么韩国教会也出现美国教会的‘兴亡’现象？” 有人指出，除“时间差”外，韩国教会正出现像美国教会一样的发展和低迷现象。实践神学大学院校长殷俊宽9日下午在首尔水标桥教会举行的“2007水标桥教会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危机和飞跃之间》的报告。 实践神学大学院校长殷俊宽 (图: 朝鲜日报) 殷俊宽表示，美国教会经历了1940年至1960年的“教会成长期”、1960年至1970年的“教会低迷期”以及1970年以后的“教会衰退期”。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国战争后，美国教会将“美洲梦”和信仰结合在一起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1960年，随着大学生、女性、嬉皮（hippie）和黑人作为社会的主要力量陆续登场，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开始离开教会，随后就进入了“教会低迷期”。此后，美国教会一直都未能从“低迷期”中摆脱出来，每隔10年就会失去数百万名教徒。…

作者:胡健 【本文摘自】《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湘潭)2006年2期第118～121页 【英文标题】On Gregory I’ s Reform Founding the…

　　除了宗教裁判这种“可以理解的罪恶”，另一种极具中世纪特色、在现代极受争议的中世纪现象就是十字军。 　　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勒高夫书”）屡屡提及十字军，将其视为中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论述最集中的是第3章《基督教欧洲的形成》的第1节。该节是在基督教欧洲重新崛起的大历史中讲述十字军历史的。从11世纪开始，在人口大增长与农业革命的驱动下，基督教世界重新进入扩张阶段，其表现有对内和对外两种形式。内部的扩张表现为土地开垦运动，对外的表现就是基督教世界所发动的征服运动，即十字军。中世纪的十字军是朝着多个方向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针对所谓“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第57-67页）。 　　勒高夫书从多角度讨论了十字军运动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因人口过剩而渴望土地、财富的物质层面原因；另一方面是思想和情感方面的背景，既包括基督徒经由尘世的耶路撒冷来追求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渴望，也包括为封建世界固有的内斗冲动寻求发泄途径的企图，甚至还包括教会通过充当十字军精神领袖来掌控基督教世界的宏大计划（第67、69页）。 　　勒高夫书对十字军的后果评价极低。在物质层面，十字军虽然是基督教欧洲扩张运动的先锋，但实际上从未满足西方人对土地的渴望；十字军虽然给热那亚、威尼斯等个别城市带来商业利益，但在整体上并未刺激西欧商业的觉醒与增长，反而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十字军在文化上的后果同样消极：“圣地是战斗的前线，而非文化借鉴的核心”——十字军非但没有促进基督教世界思想上的统一，反而激起西欧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在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留下了惨痛的伤痕，还诱发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总之，十字军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最早范例”，“充满了教训”。（第67-68页）本内特与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本霍书”）、蒂尔尼与佩因特的《西欧中世纪史》（“蒂佩书”）同样在中世纪中期欧洲对外扩张的大背景中理解十字军。在第9章中，本霍书以较长的篇幅回顾了历次十字军东征的概况（第242-252页）。与勒高夫书的实质性区别在于，本霍书对十字军作出了更积极的评价。尽管该书坦率地承认了十字军的烧杀掳掠、腐化堕落，尽管它同样认为十字军融合了虔诚、好战与贪欲三方面的因素，但它还是将十字军的正面意义概括为：十字军暂时扩张了“欧洲”的疆界，强化了教皇的力量，还带来了商业上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十字军运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的接触与交流（第252页）。 　　蒂佩书在第13章中较详细地叙述了前4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过，介绍了近东十字军国家的概况（第252-264页），还在第18章中结合皇帝腓特烈二世、法王圣路易的作为，扼要说明了其他3次重要的东征（第365-369、374-377页）。与本霍书的陈词滥调相比，蒂佩书的论述有两个特点。第一，明确指出十字军在物质层面的失败：鉴于东征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代价，十字军运动对欧洲的正面影响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第263页）。第二，承认西欧文明的扩张浪潮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在此前提下鲜明地突出宗教信仰的首要作用。该书第13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个教会改革和大众宗教复兴的时代；在推动十字军产生的多种因素中，“单纯的宗教热情必须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第247页） 　　第13章的结尾以动情的笔调总结了宗教激情的强大动力：“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人是出于真正的宗教热情，坚信十字军就是救赎之路。无数人典押甚至出卖自己的土地，诀别妻儿老小，踏上了恐怖而漫长的征途，穿越荒原，远涉重洋，为了上帝而与敌人战斗。众所周知，十字军战士义无反顾，永别桑梓。虽然也有人在历经磨难、倾家荡产之后重返家园，但多数人的归宿都是在远方马革裹尸。十字军证明了中世纪文明的巨大生命力和扩张力量。但十字军的野蛮也说明，基督教理想与军事贵族尚武精神的结合，谈何容易。在正、反两面，十字军都以最突出的方式解说了所谓‘信仰时代’的内涵。”（第263-264页） 　　西方中世纪史研究无疑是丰富多样的。总体上，勒高夫书对教皇制、宗教裁判与十字军的论述都颇为消极，而本霍书与蒂佩书都对三者给予相对积极的评价。本霍书与蒂佩书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试图以温和的方式淡化宗教裁判与十字军的阴暗一面，而后者更锐利地表达了一分为二的评判立场。应当看到，三种著作对三大问题的不同论述方式，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和各自内在的自洽性。就基本观点而言，勒高夫书倾向于突出中世纪文明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的强烈反差，为此有意无意地渲染出一幅冷淡幽暗的中世纪画卷；而蒂佩书与本霍书的作者们都属于美国中世纪史的“乐观主义”学术传统（语出彭小瑜《中世纪的现实性与距离感》，蒂佩书第3页），都坚信中世纪文明与现代欧洲文明之间的连续性。在全书的《尾声》中，蒂佩书的作者坚定地宣称，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时代之一”（第580页），从而清晰地概括了这种对西方历史传统积极乐观的信念。在研究方法上，勒高夫书运用新式的研究方法，在解构中世纪正统形象的基础上，重构出一个与“现代性”迥然有别的中世纪时空；而蒂佩书与本霍书都试图细致真实地描绘重要历史现象的具体语境，从而同情地理解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内在理路。 　　鉴于上述三书都出于西方中世纪史名家的手笔，它们对各个重要历史问题的不同论述方式，都是中世纪史的初学者理应珍视的。显然，勒高夫书站在启蒙式立场上俯瞰中世纪的写法，更容易引起具有反封建、唯物质立场的广大中文读者的共鸣；尽管如此，蒂佩书与本霍书对中世纪史的“乐观主义”诠释，仍然能给予我们尖锐的启发。无疑，随着中世纪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细化，那个充满神奇魅力的时代正在逐步揭去层层面纱，而现代人也有了更多机会来品味和反思中世纪人的成败、悲欢与梦想。持之以恒地将各种优秀的西方作品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是我们的西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确实，要以“信”、“达”、“雅”的高标准将西方的中世纪史著作译为中文，谈何容易！或许，这种书生气的理想，只有依靠类似于十字军信仰激情的学术情怀，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