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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飯局裡的潛規則 DWNEWS.COM– 2007年12月15日0:53:4(京港臺時間) –多維新聞網 !– google_ad_client = “pub-5895419964522249”; google_ad_width…

刊于《大使命》双月刊，第九十五期，2011年12月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教会似乎也随之扬眉吐气，许多“激荡人心”的想法在无形中成为大多数教会的共识，比如：21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中国将成为宣教的大本营等。福音出中国固然是最大的梦想，但中国教会要想加入宣教的行列，还将要面对漫长的旷野之旅。不过，希望总会在前头。 本文中的“中国教会”特指中国家庭教会。 一、概念之思：中国的宣教不等于宣教的中国 这是两个常被人混淆的概念。“中国的宣教”顾名思义就是中国教会所做的宣教工作，“宣教的中国”则是指中国教会已经成为宣教的教会，中国是福音的输出国，类似于200多年前的欧洲，及当今的美国和韩国等。 二、异象之思：赞美诗歌中的中国式宣教 中国教会是有宣教意愿的教会，这从所唱的诗歌中可见一斑。 1、诗歌《宣教的中国》中的春蚕精神 林和成弟兄来自台湾，他凭借《宣教的中国》在大陆教会一举成名。诗歌说：“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迈克尔·耶瑟普 在新的一千年，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后现代的世界：急剧改变着自我、国家和全球的边界。2后现代世界是一个突现的、偶然的和流动性的世界，它最终塑造了我们的消费方式和原因，改造了我们对真理的渴望以及谈论真理的新形式。后现代主义也塑造、改造、刻画了消费主义。例如，在美国，购物中心远远多于公立高中；每8分钟就有一家新的特许经销店开张；每个月都有170多亿个商品在市场上流通；网上购物已成为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各种打折超市在城郊星罗棋布；游船每年载客量高达500多万人次，等等。另外，美国父母花在购物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亲子时间，美国人的购物时间是西欧人的三到四倍。实际上，美国人的消费量是40年前的两倍；消费信贷更是高得惊人，在1999年已经攀升到1.4兆美元 。3本文检验了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本信条，说明了后现代消费主义是如何影响真理观的，同时也对这种挑战提供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来自福音立场的响应。 在这篇文章中，迈克尔·耶瑟普(Michael Jessup)勾勒了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本特征，证明它们对真理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祛魅、复魅和向内破裂瓦解了作为客观实在的真理，并且透彻地影响着个体、家庭和社会。真理被取而代之，现在四处猖獗的是：个人主义自我满足、不满，无意义感日积月累，爱被摧毁，家庭的地位越来越虚弱。这篇文章从基督教立场出发为我们提供了充满希望的响应。它在响应后现代消费主义的同时，认为后现代消费主义既给福音主义带来了指望，也带来了诸多危险。 后现代主义的来临 后现代主义指一种涉及范围广泛的集合体，包括各种理论趋向、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批评以及各种政治倾向，它们置于各种不同的规则和取向之中。一般说来，在高度异质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想家们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提供一种普遍认同的概括是极其困难的。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富有洞见，另一方面，它们常常没有系统，纷繁复杂，胡言乱语，甚至自相矛盾。4可以用五个普遍性断言来刻划后现代主义 。5首先，后现代主义意味着现代性的衰退，以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场。后现代思想家们常常拒绝世界观、元叙事、传统价值、意识形态，批评科学以及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后现代主义宣称一种单一世界观的终结；它还向总体性宣战，抵制任何单一的解释，庆贺特殊性的意义。6对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例如，德里达，福科，利奥塔，罗蒂7 ）来说，这一正在呈现的社会世界既令人振奋又充满威胁。…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的宗教复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复苏，首先体现为各大宗教信徒人数的增加，其次体现为中国社会对于信仰缺失的危害形成了共识，最后体现为宗教 研 究 的 学 术 繁荣。宗教复苏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精神生活的问题凸显出来，宗教便会成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方式。宗教的复苏，必然促使人们正视数十年中国的高度世俗化变迁的得失。而这一复苏，正逐渐生成一个世俗生活之外和之上的中国形态——“信仰中国”。 　　一、四维中国 　　１９世纪后期，中国步入了由古典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运行轨道。现代民族国家是产生于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受世俗力量的推动，逐渐走出中世纪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的政体约束，形成以民族为政体建构基础的现代国家结构。人们对于这一变化进程本质的概括大致有二：一是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上帝的事情归上帝，恺撒的事情归恺撒”，“人为自己立法”。二是“理性祛除巫魅”，一切关乎信仰的事务退隐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幕后，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主宰力量。无论这一概括在今天看来有什么样的缺陷，但这样的概括基本反映了１４－１８世纪人类社会变迁的大趋势。到１８世纪，此前生成中的民族国家终于成熟，并成为全世界建构政治体的基本模式。这一国家形式，呈现为三种具体形态：在经济的层面上，它以市场经济的形式，确立起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是民族国家得以生成的强有力的物质动力；在政治的层面上，它以民主政治的形式，确立起政治体成员普遍参与其中的公共生活体制，这是民族国家稳定有序的基本保证；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确立起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局面，这是民族国家得以呈现文化繁荣局面的支持条件。从总体上讲，民族国家是世俗化变迁大趋势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正式落定，世俗化也才具有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此前曾经为人类有序生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宗教（宗教性教化）因素，退居到民族国家之下，成为一种世俗化生活的批判与矫正力量。…

　　 　　在中国古代，隋朝和唐朝以前，教育界可谓等级森严，门阀制度盛行。举荐官员不是靠能力、成绩和才华，而是看门第高低。士族子弟能够进去的门槛，平民之辈几乎永远不要想。这种体制有些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把社会各阶层分割得泾渭分明，而且在纵向层面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隋朝立国之后，隋文帝杨坚以大无畏的开拓和革新精神，打破教育以及人才选拔领域的等级制、世袭制，开创科举考试，从广大民众中选拔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杨坚在位时间并不长，但推动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向公平公正靠近，还是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可惜，其子隋炀帝杨广篡位后横征暴敛、涸泽而渔，导致隋朝二世而亡。 　　但隋文帝在教育领域开创的时代之先，即科举取士体制，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成为当时以及其后千年的主要人才选拔机制。虽然近代以来明显落伍，但其中涵盖的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思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管官宦子弟还是平民子弟，要想获得进身之阶和实际功名，都要经历年度的同场竞争、做同一张试卷。而且对作弊、泄题等行为立下严刑峻法，并曾有将徇私舞弊的地方和全国主考主掌官员判重刑乃至斩首的不少案例。皇帝最后还要在全国大考之后举行殿试，钦定状元、榜眼和探花等前三名。教育公平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封建社会教育中的一些平等理念、平民关怀和公平竞争思想，对今天全国各地的教育思想和体制改革，仍很有启发意义。 　　从国外来看，其教育思想本身很有可取之处，教育公平深入人心，国家扶持国民教育体系力度大、层级高、普及面广，也很值得我们借鉴。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内地在广大学子中间，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展开了深重全面的填鸭式竞争，社会教育体系在知识、能力以及教育硬体资源等诸多方面，考孩子、考家长并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和家长以及社会层面造成严重的负担和压力，导致他们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相比民国时期，相比改革开放前后，孩子的填鸭式学习负担已经过早压弯了他们稚嫩的脊背，牺牲了他们的业余活动时间，严重扼杀孩子的活泼天性，扼杀孩子的创造思维，这是一种对孩子施加的体制性教育摧残，是对国家未来潜质和希望的持续戕害。但是改来改去，目前还看不到解决的尽头，这种状况令各界人士感到痛惜但又无奈，全社会都被绑上这一沉重的教育战车而无法自拔，眼睁睁地看着学生的整体创造力、健康素质在下滑。教育沦为现状，颇为悲哀。 　　更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在经费、硬软体、试卷一致性、打破户籍限制等诸多方面，很难看到积极的公平进展。比如高考能否打破户籍，能否统一考试标准，是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衡量标准。既得利益不能太自私，需要考虑整体国民教育发展。许多政策人为地继续制造着教育鸿沟和不公平，非户籍子女、农民工子女、平民子女已经无法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与其他阶层的子女进行竞争，社会的层级化和固化越来越严重。由于潜规则盛行，平民和农民子女，在教育之初以及学成后的就业链条，都遭遇全面的不公平竞争。 　　尽管中国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但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准。大量经费没有发挥最大效用，越是需要经费支援的老少边穷和乡镇村级学校，往往拿不到足够的财力支持。10多年前国家财力的确有限，而近几年来国家税收大幅度跃升，中国增加教育经费并公平使用、向弱势群体倾斜是可行的，尽早实行12年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基础学科免费等政策也是可能的。尤其要指出的，是一些政策人为地朝令夕改、过分随意，好的举措和政策无法延续，造成思想、机制和措施混乱。对基层中小学校的分合政策太过随意、拍脑袋决策，造成了严重财力浪费，大大了增加了办学成本和机会成本。 　　在上述方面，国外许多国家做得很不错，早就树立了典范。比如，韩国推行“平准化教育”，指中小学教育品质在达到标准、均衡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公平。韩国取消了初中、高中入学考试，“高考”缩短时间、减少科目、降低分数在录取中的比重。努力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发展，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杜绝了填鸭式的枯燥无味。在改革大学入学制度方面，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和考试制度引进来，在确保入学公平、防止潜规则和走关系入学的前提下，注重学生的人格与能力培养。 　　国家贫富是一个方面，但多数国家非常注意教育公平和国家财力支持。注意在校际间、城乡间和区域间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没有重点校和重点班之分，确保每个学生享有均等的优质教育。高品质教师和个性化教学辅导是芬兰推进有品质的教育公平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通过教师和校长轮换交流制度实现校际均衡发展，政府保证了充足的义务教育经费，使每个学生能够学到统一、规范的教学内容；执行严格的就近入学制度，保障了每个适龄学生的教育机会均等。…

一、前言 大家知道政教关系是世界上每个传统文化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传统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与立场。一般说来，当代学界对儒家这方面的思想发展的讨论很聚讼，大约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持政教一元或政教相维的看法。这种看法自从晚清张之洞提出以来，就很流行。五四之后大张其军，可以说是学界的主流看法。另一派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儒家自晚周开始以来就是自视为独立于现实政治权威的一个精神传统；因此政教二元或政教对等是儒家自觉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与不同的价值；但作为一种纵览全局的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问题有偏颇。今天在这篇演讲里，我准备就政教关系这个问题，把政教一元与政教二元这两个观点放在传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里合而观之，希望对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做一些分析与梳理。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兴起是在晚周，大约公元前6世纪至3世纪的时期，但我在这里追溯儒家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背景，却要从殷商到周初这段时期开始谈。因为我认为只有以这一段文化的演变为背景，我们才能深入地掌握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兴起与展开的原委与意义。 二、殷周思想背景 谈殷商时代的文化，当然要从它的文化核心——宗教思想开始。这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常常为巫这个问题所吸引。我认为这些讨论对于了解殷商宗教并无多少实质贡献；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甲骨文中有“巫”这个字，也就是说，巫做为一种宗教神职人员是存在的；但除此以外，考古学家还都没有在甲骨文里发现进一步有关巫的性质与功能的直接数据，是故现在关于巫的讨论，多半是根据晚周以及晚周以后有关巫的文献所作的臆想与揣测，因此我在这里对殷商宗教的认识不从巫这个问题着眼 ，而仍然以甲骨文直接提供的数据为依据。 根据甲骨文的资料，大致而言，殷商宗教文化是环绕三种神灵信仰而发展的：祖宗神、自然神以及凌驾于两者之上，殷人称之为“帝”或“上帝”的最高神。此处无法细谈，我只想强调，这三种信仰合而观之，反映一种在古代亚非大陆诸文明初起时常出现的一种世界观，也存在于殷商宗教的核心思想里，那就是一些学者称之为“宇宙神话”(cosmological myth)，它是特指一种宗教观，视宇宙为人世秩序与神灵秩序绾合为一的整体，两者相互参与，互相衔接，密不可分。殷商的宇宙神话大约而言有下列几个特征：第一，这种宇宙观有最高神：“帝”或“上帝”；但这最高神并不代表超越。他与其他神灵只有量的差异而非质的差异。它控制自然与人类的力量大过其他神灵，但他并不像后世高级宗教那样代表一个超越的领域，在基本特征上与人世秩序有本质的不同。因而殷人对外界宇宙的取向仍然是一元而非二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无一个不可思议的最高精神主宰凌驾于外在可见的宇宙秩序之上。第二，如前所述，在殷人心目中，人世秩序之外，有一个神灵秩序，但这两个秩序是紧密相连的，也可以说，人世秩序是嵌放于神灵秩序里，二者之间有两个基本衔接点：家族制度与王制。第三，家族制度是殷商社会最普遍的神灵秩序与人世秩序之间的沟通衔接的管道。每个家族透过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仪式，可以与过去的祖先神灵沟通，并受到他们的保佑与恩泽。这个家族祭拜祖先的仪式是由宗族族主主持的，因此在每个宗族里，族主权威很大；他不但综理一切有关宗族的重要事务，而且也是祭祖仪式的主祭司；也可说他是每个宗族的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在这宗族内集政治与宗教权威于一身。第四，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不仅出现于殷商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也出现于殷商时代的政治秩序的核心体制：王制。甲骨文显示，殷王的最高权威是基于他是唯一的宗族之主，能与最高神——上帝沟通交涉；因此他也是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兼具人王与法王双重资格的领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殷王不能直接祭祀上帝，因此他与上帝的交往沟通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透过祭祖请求他已逝的祖先，在“宾上帝”的时候，为他转达他的崇敬与需求；也可说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仪式是殷王与上帝之间沟通的媒介。因此殷商政治秩序的核心与社会基层组织都有着政教合一的权威结构，绝非偶然。 根据上面四点，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以殷商的宗教宇宙观为背景，我们才能充分认识殷王的权威与功能。前面指出，他不仅是综理人间事务的政治领袖，他也是衔接宇宙中神灵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枢纽。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也可以了解殷王的祭祀活动有一个显著的宇宙取向。也就是说甲骨文的数据，显示殷人已有东南西北四方的观念，殷王自居四方之中而取向于四方，因此有祭四方之仪节。同时他也配合时序的流转，把一年分成四季，…

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20614/12840_120614131955_1.jpg 冯象是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也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江湖传闻他能娴熟地运用十几种外语，而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专栏作家的身份。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九十四岁时参加座谈会，精神矍铄，敏锐如斯，与人言谈交锋仿若壮年。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回答说：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 　　这个“读书长寿”的段子源于冯象的《政法笔记》。在这本通篇谈论正义与法律，圣经与伦理的文集中，这篇名为《不上书架的书》小文章，虽然不起眼，但是很有趣。冯象说他少年远游，长期居无定所，平时很少买书。就算如此，家里依然填满了好几个书架。读书人买书不稀奇呀，关键是书架上的书基本没有读过，反而那些放在茶几旁边、床头旁边、沙发周围、厕所里的书都是读过，“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了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弄不好真是如此呢。回想一下自己情况，大体如是，於我心有戚戚焉。常读的书会放在卧室床头，虽然不是待戈而枕，也会枕书入眠。厕所里会经常放一些读的书，这个习惯大家都会有吧。有次去友人居处，偶尔如厕，跟朋友说拿本书给我消遣。回答曰，厕所里有常备书，而且都是我喜欢看的。出门远游也会带几本书，否则心里不踏实；三天不读书就会焦躁不安，伴有失眠症状。这样的读书习惯是隐秘的，因为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时是公开的，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么干。反而那些书架上的书成了门面摆设，供炫耀和上杂志封面用。 　　当然，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读书癖，还是为了谈冯象的读书与治学。国内学人谈论冯象，总不免加一句，其父是著名哲学家冯契。这种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的背景不能说没有影响，北大英美文学的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和耶律法律专业的双博士学位，已经令人自叹不如了，更有江湖传言，近年来由于翻译西方经典和《圣经》，他至少娴熟地运用十几种外语。相对这些光鲜的履历，以及翻译的圣经文本，这些专栏文字似乎有些小儿科。但小儿科是为了普及常识，凸显的价值更大。这些年间，冯象一手翻译，一手专栏；一手专业，一手业余写作，与刘瑜和林达等人一样，对国人的观念更新大有裨益。 　　其实我关注冯象，一直有种困惑，总觉得学法律与研究圣经根本就是不搭边的事情，不知道他怎么会把这两种看似不可能专业联系到一起。单纯说兴趣使然也未尝不可，但兴趣也需要某种机缘和培养。冯象在《政法笔记》中正好提到说，他初学外语时，文学的兴趣是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但在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佶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于是开始有心从西方的经典源头开始，重译《圣经》。 　　至于《圣经》与研读法律之间，他在媒体的访谈中无数次谈及，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都是从《摩西五经》来的。西方的文学艺术、哲理、政治制度，都与之相关。比如我们现在的一夫一妻制的伴侣型的婚姻理想，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奉为理想的那种婚姻、恋爱关系，都与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有关。基督教是坚决坚持一夫一妻制，反对多妻制、反对其他方式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的。此外，比如说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尽管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人的人格同样具有神性，这种观念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有深远影响。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来自于这一传统。 　　《圣经》对西方的影响仅次于希腊文明：宗教与理性无疑是支撑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但在我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希腊哲学的译介和重视远远超出了对其宗教的介绍。这种缺失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哲学的重视远远对宗教的看重。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论调依然余韵犹存。信仰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也许某种程度上，某些法律管不了的问题，只能交给看不见的信仰。而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拜金主义作祟，导致的道德败坏和滑坡，难道就没有这种遮蔽宗教信仰导致的原因吗？…

写下 “ 顾准 ” 两个字前我踌躇再三 　　 “ 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七八年了才知道顾准，你太孤陋寡闻了吧？ ”…

改变字体大小 作者：远志明牧师（神州传播协会总编导、著名华人布道家） 随着基督信仰在中国空前广泛深入的传播﹐随着几千万中国人﹑其中至少几十万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一个重大问题自然而然呈现了出来﹕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没有关系﹖上帝在中国五千年中有没有主权作为﹖祂是否从亘古也是中国人的上帝﹖ 大家知道﹐自景教唐朝传入至今﹐基督教与中国人的关系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中国人悠久的文化自大心理﹐近代以来的义和团情结﹐加上某些教皇和神学家对中华文明的一知半解和不屑一顾﹐造成了文化﹑政治和神学上﹐里里外外一系列巨大障碍﹐使任何关于基督信仰与中华文明之间具有一种本质联系的论证﹐无论在官方意识形态下﹐还是在某些神学架构内﹐几乎都成了禁区。 今天﹐这种本质联系再也不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了。当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流淌着五千年的血液步入基督之光﹐这大光怎能不照亮那五千年﹖悠悠五千年峥嵘岁月﹐在一颗颗被上帝唤醒的中国心里﹐怎能被遗忘﹖怎能成空白﹖ 如果说一些生活在海外﹑在教会内长大或者只熟悉西方神学的人﹐从来不曾有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对众多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来说，前所未有的神州大使命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了。 一﹑从福音本质看﹐基督信仰与中国五千年是格格不入还是息息相关﹖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诞生不到两千年﹐成长于西方﹐确实与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不甚相关。那些认为基督教是基督教﹑中国史是中国史﹑两者扯不到一起的人﹐不管是无神论民族主义者﹐还是基督教神学家﹐也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显然都是从这个角度﹐将基督教仅仅视为一种具有特定历史传统﹑时空范围﹑组织结构和专门术语的宗教。 然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同意﹐他(她)的信仰只是这样一种宗教。基督徒相信那自有永有﹑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祂道成肉身﹐入世拯救罪人﹐成就了千古预定的普世救恩。在这个意义上﹐基督信仰与中国五千年﹐就有一系列本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