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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君 凯原教务君 2022-10-14 10:06 发表于上海 法学前沿问题系列讲座 主讲人：高全喜教授 1 讲座概况…

　　 摘要：在《法哲学原理》第三部分题为“国家”的第三章最后一节（即第三节），黑格尔提供了关于其“世界历史哲学”构想虽简扼却十分精要的概述，而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导论”的结尾部分，我们又看到了其法哲学的核心论题“国家的本质”。这种交互论述结构暗含的逻辑是：“国家的本质”需要经历一个世界历史进程才能实现。黑格尔相信，世界历史虽然显得“吵吵闹闹”，但“在这种吵闹的表面现象背后”，有“一种内在的、静穆的、隐秘的作业”，因为世界历史有自己理性的“终极目的”。这种世界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给中国传统文明带来了迄今没有消除的压力。不过，一旦我们认识到它自身的问题，这种压力就并非难以消除。 　　 关键词：黑格尔；孟德斯鸠；普遍历史；历史哲学；法权哲学 　　 黑格尔在晚年讲了五次“世界历史哲学”课程，第一次在1822-1823学期，最后一次在1830-1831学期，历时近十年。（参见黑格尔，2014年，第20页；cf. Hegel, 2015)在讲授“世界历史哲学”之前，黑格尔刚刚讲完“法哲学”大课（1819-1820），并在1821年出版了《法哲学原理》。Recht有“法”或“权利/法权”两种含义，按照一般的理解，英法启蒙传统的自由主义讲“权利”，黑格尔则针锋相对地讲“法权”，尽管双方用的是同一个语词（Right/Recht）。我们很难因此说，黑格尔的“法权”论扬弃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说，毋宁说，凭靠世界历史哲学的支撑，“法权”论使得“权利”说显得更为周全而且稳固——无论黑格尔有多“保守”，他都是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为了认清这一点，本文将考察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与其法哲学如何内在地融贯在一起。 　　…

　　 一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的合法传言活动在大陆实际中断，无神论意识形态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法权，以至于基督教的信仰和社会生活只会引起人们的政治警觉意识。然而，近十年来，社会层面对基督教的政治警觉意识至少在城市区域有明显减弱，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知识界中出现了宗教意向和对基督信仰的兴趣。这一精神意识之趋向在文学、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尽管实际上不仅丝毫不具普遍性，而且显得脆弱孤单，但确有增长的趋势，以至于某些教会权威人士声称，基督教将在教会之外得到更大的发展。 　　 教会权威人士将这些具有基督认信趋向的文人学者称之为“文化基督徒”。按照这一命名，是否也意指大陆将会出现一种“文化的”基督教形式呢？ 　　 神学家们若仅用信仰意识危机来解释这一现象，或对这种实际上仍然相当微弱的“基督教热”过于乐观，就会使问题简单化。如果说已有“文化基督徒”的出现，或者将会有一种“文化基督教”形式出现，这只表明汉语神学已面临着一些新的神学课题。例如：所谓的“文化基督教”的含义及神学性质是什么？它在汉语基督神学发展史中的未来含义是什么？“文化基督徒”作为一种教会外的基督认信形式与教会的关系如何？以及从整个汉语文化的未来发展来看，“文化基督徒”的角色是什么？ 　　…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

纠缠，是一种强大的工具！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解读 纠缠，是一种强大的工具！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解读 新浪财经APP 缩小字体 放大字体 收藏 微博 微信 分享…

　　 一、卢梭的批评对象 　　 在现代政治哲学家之中，卢梭一直是以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激烈批判而闻名于世。单就批判的激烈程度来说，后世的政治哲学家之中或许只有尼采和马克思才能与卢梭相提并论。不过，尼采和马克思的批评对象都比较明确：前者主要批评的是基督教，后者则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之下，卢梭的批判对象至少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辩。大多数研究者要么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视角地认为卢梭的批评对象泛泛是现代性、现代文明或现代社会等，甚至直接断言卢梭批评的就是人类文明或人本身；要么是从一种具体的历史视角认为卢梭的批判对象是自己所在的时代和国家，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 　　 这两种理解视角看起来都不无道理，并且都可以在卢梭的文本中找到相关的根据，但是它们显然都不足以揭示卢梭政治哲学的真正思想意图。卢梭既不是泛泛地批评现代文明或人类文明，也不是简单地表达对于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败坏和不正义的道德控诉。事实上，卢梭是通过对其自身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提炼出了一个面向未来时代的普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卢梭思想的震撼性力量，并且从中获得丰富的思想资源来思考我们自身时代和社会的根本危机。 　　 那么，卢梭的批判对象究竟是谁？对于这个问题，著名学者和卢梭研究专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答案——资产者（bourgeoisie）。在他看来，资产者不仅是卢梭的真正批判对象，也是理解他的政治哲学的最佳视角。因为透过资产者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所批判的现代性、现代政治乃至人类文明本身的病症和危机是如何具体表现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除了布鲁姆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莱蒂（Lucio…

　　 今天要与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制度”。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题目，更是非常现实的、正在发生的、势不可挡的一个事情——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快速兴起中，显现出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作为中心的问题，讨论和产业革命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制度问题。 　　 01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快速兴起 　　…

　　 笔者和荣思恒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合署发表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一文（以下简称《革命地理学》），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从地理学的视角进行了粗略勾勒。该文发表后，得到了不少同仁的指教和批评。显然，这个主题还需要大量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方可丰满、成熟起来。本文拟就红军在1927年至1930年间崛起的地理学因素再作一研究。 　　 武装斗争是中共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共军队的兴起和发展既是理解中共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与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判然有别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中共军队一步步壮大。红军的崛起既是中共军队的根系所在，也是研究中共军队及其政党组织形态的基本线索。以往历史学界对红军崛起的研究，多放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引、农工的武装暴动、白军兵运工作的开展、红军战略战术的制定及实施、红军领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等问题上，而较为忽略红军崛起中的地理因素。毛泽东曾有一个著名说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五湖四海”，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空间内涵指的就是红军赖以崛起的各个“山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而对学术界来说，承认“山头”就需要认识“山头”，尤其是认识“山头”背后影响红军崛起的诸地理因素。 　　 一、南方与北方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和政治—军事地理的一条基本线索，南北之分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清季以来，南北这种地域差别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味：前者是以传统明朝地域及其人口为中心的汉人共和国，晚清排满革命、汉族民族主义和“主权在民”理论即以此为合法性根源；后者是以清朝地域和人口为中心的多民族共同体，晚清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与“外竞”的“大民族主义”就是此共同体的政治表达。中国同盟会及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始终以南方为基础，由南向北推进。到了民国初期，南北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张力演化成了国民党系军队与北洋军阀的军事对抗。当然，这里所讲的南北对抗还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就借助山西独特的地理优势而自成一体，有别于北洋军阀；西南军阀的政治光谱颇为复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分分合合。自“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直接掌握的军队已被打垮，所谓“国民党系军队”不过是孙中山凭借其个人威望与西南军阀建立起来的脆弱联盟，内部矛盾重重。直到1925年8月，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生和部分粤军为骨干建立起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军），并将原湘、滇、粤、闽和攻鄂各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到第6军，国民党才算有了嫡系的军队和统一号令的国民革命军。到北伐战争前，李宗仁的桂军和唐生智的湘军也先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和第8军。 　　…

刘军宁 | 人民 与 公民 的区分究竟在哪里？ 在某“人民政府”机关，墙上高挂着 “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在一位办事心切者与一位很不耐烦的、脸色难看的工作人员与之间发生了以下一段对话： 　　★：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怎么是这个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