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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一种法学视角


教务君 凯原教务君 2022-10-14 10:06 发表于上海
法学前沿问题系列讲座
主讲人:高全喜教授
1 讲座概况 //
2022年10月12日晚,法学前沿问题第三讲“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一种法学视角”通过腾讯会议线上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作为主讲人,对该主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高教授指出,莎士比亚生活于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其所创作的以《约翰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亨利八世》、《理查二世》、《理查三世》等为代表的历史剧,集中反映了英国早期现代国家发育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法政机制和人性基础。高教授以莎士比亚的十部历史剧为基,细细阐述了其中所展现的英国王朝嬗变史,并重点选取了几部代表性作品,对莎士比亚的王权观加以进一步剖析,不仅生动还原了英国王权从教权挣脱、实现主权在王的早期英国宪制历程,更是为听众提供了法制研究的全新视角、从法学研究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深度启发。
2 讲座实录 //
一、莎士比亚十个历史剧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大量戏剧作品中有一部分以英国的王朝历史政治人物——君主为主题,被视为历史剧。这种戏剧主要描绘了光荣革命前英国王权的兴起、演变、发展,反映了英国宪制的发展路径,以及现代早期英国的民族构建、权力正当性来源及围绕权力归属、延续、转变展开的争夺等问题。 狭义而言,莎士比亚共有十部历史剧,创作于1590年至1612年,以英格兰历史上的约翰王时代至亨利八世时代为背景,包括两个四联剧以及后期创作的《约翰王》和《亨利八世》。 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第一个四联剧”为《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及《理查三世》,以兰开斯特王朝与都铎王朝的玫瑰战争晚期及都铎王朝的重新开始为背景。“第二个四联剧”是《亨利四世》(上、下篇)、《亨利五世》、《理查二世》,以1956至1958年间的历史为背景。 后期创作的《约翰王》以签署《大宪章》的约翰王为主角,着眼于英国早期安妮王朝时期的历史。而第四部剧《亨利八世》则以亨利八世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婚为线索,讲述了英国从天主教国家转变为新教国家的这段重要历史时期。 从广义上说,莎士比亚创作的其他涉及到王权政治和国家重大变更的剧作如《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等,也可以纳入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之中。此外,其创造的有关罗马帝国转变时期的作品,同样涉及到国家的性质、政治和最高权力,如裘力斯凯撒、安东尼奥等。

二、莎翁历史剧中的英国王朝嬗变
高教授认为,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内容可以与英国早期宪政史有所照应和关联,对英国早期宪政史的研究也可以将莎士比亚历史剧作为一种研究路径。 莎士比亚创作了十部历史剧,其中涉及到英国的五个王朝,即从约1199年到1547年的安茹王朝、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经过这350年的历史以及英国王朝王权的演变,都铎王朝后历经短期的血腥玛丽时期,最终进入莎翁所生活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 一些分析家对莎翁的历史剧进行评论,认为莎翁历史剧中反映的他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基于其都铎王朝历史观。都铎王朝的历史观表现了英国较为辉煌的历史时期,莎翁的历史剧中也充满着对这段历史的认同。他的认同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总结: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是英国在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后,产生的早期市民阶级、早期资本主义相对萌发的时期。在16、17世纪,一系列现代的关于市场、人文主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开放包容的、沉淀为英国民族精神的民族意识开始凝聚,市民阶级、市民主义逐渐发展。 王权的演变由最开始的“主权在神”、王权受教会限制,发展至国王从教会约束中挣脱出来,实现“主权在王”、“能者为王”,再至“王权至尊”,最终发展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王权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亨利八世与天主教教皇决裂发展出新的英国国教圣公会,演化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王权与教权合二为一,形成了英国的绝对主义时期,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尽管当时是专制时期,但却是有限开明的时期,王权受到习惯法等方方面面的约束。因此,莎翁认同且崇尚当时有德性的、开明的王权。 市民主义、人文主义与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在王”,这两种精神气质形成了都铎王朝的历史观,也是莎士比亚所认同的历史观,他认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正体现了这样的历史观。因此,莎翁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英国过去350年的王朝嬗变历史,这种历史观也在莎翁的历史剧中充分体现。

三、几个代表作品所呈现的莎士比亚王权观
高教授认为,莎士比亚的几部代表作品勾勒出了作者本人的都铎王朝历史观。早期天主教为封建社会提供了法权依据,伊丽莎白执政期间则建构起了英国作为早期现代国家的雏形,其包含工商社会的萌芽、早期市民的生活方式与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按照平面逻辑来推演,人文主义的兴起理应对应着王权的减弱;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光荣革命之前的伊丽莎白时期实际上是人文主义和强有力的王权并存的过渡时期,这种平衡状态恰恰是为莎士比亚所推崇的。 在简单介绍了时代背景之后,高教授以约翰王为例,引出莎士比亚理想中的君主形象。约翰王在位期间制定了《大宪章》,对光荣革命的发生以及后续宪政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却只字未提,原因在于伊丽莎白时期强调王权权重、加强王权建设,因此莎士比亚对约翰王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大宪章》,而在于其对王权的影响:第一,约翰王和亚瑟王争夺王位而导致英国撤出了原本在法国的属地,使英吉利得以脱离大陆政治的纷扰,这看似是战争上的失败,但促进了英国作为独立主体的发育。第二,约翰王的权力来自“君权神授”的传统,但彼时早期现代国家已经出现,约翰王并不具备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治理能力,天主教的加码和血缘的排序已经不足于成为英国的立朝之本了。第三,在光荣革命历史演变还未到来的情况下,莎士比亚站在悲剧视角忽略了大宪章对王权的一系列谈判。 接着,高教授进一步通过《亨利四世》、《理查三世》与《亨利五世》三个代表作品来解读莎士比亚的王权观。莎士比亚对于王权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君权神授”,即君主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教会的加持,典型代表是约翰王和理查二世。但是当教会式微且神权加冕的正统君主难以统领驾驭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英国时,莎士比亚认为君权神授已经不再具有正当性,加冕只是形式,王权应当属于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即王权的“人格化”的肉身。由此,莎士比亚王权观转向了“能者为王”的第二阶段,他认为有能力的君主才能守住王权。但这一观点产生的统治悖论在于,倘若能者无德呢?莎士比亚塑造了两个对立的人物,通过具有历史雏形的戏剧角色激化能力与善恶之间的冲突,强调了权利自主性基础上德行考验的重要性。《理查三世》中亨利六世德性纯良却能力怯弱,于是理查三世趁机窃取王位,其人从德行到外形都“不配位”,最终被亨利七世取代。这一作品标志着莎士比亚的王权观转向了第三阶段:合格的君主应当德才兼备且开明。《亨利五世》中,年轻时的亨利五世本是纨绔子弟,在继位后却毅然承担起统治者的责任,既有雄才大略,又有高尚品格,成为了莎士比亚理想中德才兼备的正统君主。这部作品正式标志着莎士比亚王权观走向成熟。而后亨利八世时期,新教成为英国国教,又初步解决了与周边列国问题以及国内争端,更是达到了莎士比亚所期待的王权定位。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vicgH4wiaqzeaCsAGX1piaTbB31DrwJ4HzUOes0iasVKkbyKh6vdx8tTVJtSS1YNPmdVIAGrttq0OTOJ4MTRBMcPWA/640?wx_fmt=jpeg 四、法律与文学:莎士比亚与英国早期王权史

莎士比亚的诸多历史剧浓缩了一部现代英国的早期宪政史,英国从封建专制主义到立宪君主制的转变之前奏及其路径和周折,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有冷峻而深刻的揭示。 英国王权史分为早期、中期、晚期,莎士比亚文学中秉持的仍为光荣革命前的都铎王朝时期的历史观。基于这样的史观,莎士比亚对于英国王权演变过程提供了线索:从君权神授到王权自主,王权自主中又含有“能者为王”到“王者尊荣”的转变,即君主能力需要和德行相匹配。对于“君主德行”,即“政治德行、政治伦理”,莎士比亚的作品提供了三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基督教神权观念中形成的正统授权的君主的德行;第二个线索是古希腊、罗马以来人文主义的线索;第三个线索是普通法的传统(包含自然法到权利的推导),这三个线索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也有相互协调的地方。因此,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跌宕起伏,涉及到王权的转移,贯穿着和平与战争。 对于理想君主应当具备的条件,莎士比亚与其他学者存在广泛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对手是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批判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理想君主的画像——君主要有能力,甚至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莎士比亚强调了君主应当有善恶之辩,把一切当作工具的不是好君主,也不是英国历史上成功的君主,一位成功的君主应当有能力且有德行。但是,莎士比亚并不完全反对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其仍赞同王权必须由有能力的人掌控,这样的王权才是现代发展的保障。 讲座的最后,高教授总结道,莎士比亚所处的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是英国早期现代的一个重要的古今之变的转折时代,莎士比亚历史剧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个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的王权故事,通过这些戏剧,我们可以把握时代的跳动,预感未来的英国光荣革命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行将到来。另外,莎翁展示的这个戏剧化的英国早期宪制道路,与对应的法国波旁王朝的政治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学习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英国法制史乃至西方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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