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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成都秋雨之福基督教会被成都市青羊区民政局以非法组织的名义予以取缔，并没收财产。当局打压教会又添一个新案例。 以宗教执法为名目的系列打压之中，如今出现了以非法组织为由打压教会——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两项陌生的宪法权利被同时触及到，中国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充满张力和互动的关系之间又输入了新的因素，就当下公共政治而言，这已经切入当局是高度敏感的神经。 但是基督教教会并非主动触及这些敏感单元。从基督徒的信仰历史而言，如果归回圣经，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近 4000 年前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就是为了能取得独立自由地敬拜的土地；而在约 2000…

《背景与分析特刊第46期》城市基督教家庭教会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的张力 作者：沈永东 发表时间：2009-8-13 12:18:0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正逐渐减弱消弭，相反作为 “舶来品”的基督教文化大有蓬勃兴起之势。作为基督教文化的承载者之一 ——家庭教会是如何来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当下城市家庭教会蓬勃发展的背后，城市家庭教会又是如何在坚持教义的前提下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固有的张力？本文试图通过对武汉市部分家庭教会的实证调研能够给上述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回答。 二、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在城市中的继承和式微…

老 枪 宗教在中国比较特殊，许多人不清楚宗教是什么，更不了解“政教分离”是什么。即使研究宗教的人也不一定了解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大家经常说的“政教分离”，一些人对其基本概念并不清楚，以为“政教分离”就是“政治与宗教分离”。显然，如果基本概念不清楚，使用“政教分离”作为论述问题的基础，讨论就会一塌糊涂，不知所云。 所谓“政教分离”，是指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分离，不是指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政治与宗教是分不开的，能分开的只是组织。何谓政治？简单地说，“政”是政权、制度、体制；“治”是治理、管理。政治就是“管理公众之事务与权力”。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关心的是权利的分配、利益的调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行业与政治没有关系。宗教是由信徒体现的，凡信徒皆要活动，故宗教活动必然涉及到政治，与政治无法分开。社会上任何其他的力量与政治也无法分开。 “政教关系”作为一个政治-法律术语，本意不是指政治与宗教，而是源于西方语言中的“church-state relations”，特指组织形态上世俗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这里面有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社会背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各国逐渐走向“政教分离”的二元结构，政府是世俗权力，教会仍保留精神领域内的权威。政教分离成为一种政治模式。需要说明的是，“政教关系”作为一个源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术语，后来被世界各国政治学界、法学界、宗教学界采用，约定俗成，沿袭至今，其中的“教”早已不再单纯地表示基督教，而是表示所有的宗教及信仰团体。所以，谈“政教分离”对国家、政权与宗教团体是有意义的，对个人则是文不对题。一个人可以有各种身份、各种信仰，但个人不是组织，不是二元结构中的任何一元。个人与政府是选民与被选举者的关系，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只有宗教组织与政府之间才存在“政教关系”、“政教分离”的问题。一个宗教徒参与政治或一个搞政治的人有某种宗教信仰，谈不上“政教分离”的问题。 另一方面，即使组织上做到了分离，宗教与政治仍然不可能分离。宗教徒作为公民个人，参与政治、评论政治是很正常的，也是大多数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例如，从法律上说，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同时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又是巨大的，无处不在。二者并不矛盾。这种影响主要是宗教徒通过行使公民权、选举权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宗教组织以参政方式体现的。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可以政教分离，也可以不分离，这与该国的政教关系如何是两回事。一个宗教徒可以参与宗教、有政治倾向、政治诉求，也可以不介入政治，这与政教分离也没有关系。 有人认为宗教徒不应利用宗教搞政治，如果有宗教徒这样搞，导致政府对宗教的镇压，责任在宗教徒不在政府。这种说法貌似公允，实则很不公平，也很荒谬。首先，搞政治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方式（例如组织政党、政治组织、开展政治运动等）进行。如果这种方式是法律允许的，没有人会通过其他途径，假手其他形式搞政治，很简单，那样成本太高，效果太差，不划算。因此，西方社会搞政治的人，会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党团体，为各自的政治理念奋斗。而宗教、文化、教育、商业、金融、科学、技术、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人，根本不会在各自的领域内再去搞政治，虽然他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总的看，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搞政治的人，用不着利用宗教搞政治。他们可以直接组党、组建政治团体，利用宗教或其他形式搞政治没有必要。但如果政治领域不开放，政府不允许公民个人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有政治追求的人无法利用一般的政治形式搞政治，他们就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其他形式，包括宗教，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追求，体现他们的理念。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一个社会是否允许公民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进行政治表达。如果不是，利用宗教或者文学、艺术、音乐等各种其他形式搞政治就会成为必然。 其次，很多人责怪宗教徒利用宗教搞政治，但却很少责怪政府利用宗教搞政治、利用国家资源在宗教中推行政治。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领域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赤裸裸地利用宗教组织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利用国家财政资源支持或压制不同宗教，这些做法对社会的危害，远远大于因为政治不开放和政治高压而造成的某些宗教徒在宗教组织内进行的政治表达。说白了，如果有宗教徒在宗教组织内搞政治活动，这只能是政治不开放政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政府本身坚持政教不分、利用宗教推行自己的政治目标，对此无人提出任何批评，那么，在此环境和背景下任何对宗教徒搞政治的批评，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毕竟，政府掌握国家机器，宗教徒与政府相比永远是弱者，政府的政策才是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

作者不详 一、民主化的潮流：亚洲大拼盘 　　如果要比较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看起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可比性，倒是他们历史上的仇恨至今依然很深，以致于在达不成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只能同意两国共同承办２００２年世界杯足球赛这样一个奇怪的方案。但是，当人们把目光拉回到二战后初期，就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吸引：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地，朝鲜半岛３８度以南和日本全岛都被美国占领；美国派出了强大的代表团，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日本作为战败国，除了考虑到民族感情而保留了天皇之外，美国对整个体制进行了彻底西化的修改，而南朝鲜作为一个战场和与苏联对抗的未来筹码，美国则空降李承晚，企图以保护国的身份捞尽最大的好处。 　　这两个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尽管其儒家传统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但无疑都受到了儒家文化巨大的影响。然而，日本在近代遭受了西方文化最直接的冲击和入侵之后，便用跟古代吸收儒家文明时同样的方式，即以“和魂”消解“洋才”，来接受有利于其现代化的那一整套体制乃至观念。这种消解在日本被美国全面占领之后，同样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成功地将美国为其设计的民主体制充分解构、吸收。所以，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政局非常稳定，即使到了自民党失势后的九十年代中后期，内阁的不断变更也是在框架之内进行的。很明显的，无论是儒家伦理还是民主的制度都没有危及到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强大的消解功能使儒家忠孝仁义伦理高度制度化，并最终导致日本和魂伦理体系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即政治为伦理服务，而非伦理为政治服务，这一点跟儒教伦理的母国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民主的体制被日本文化消解之后，呈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它能够很好地承载民族的理念，包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以及继续消解他者文化的弹性生命力。所以，在日本，私域意识里并不具有儒家传统伦理所包含的等级集权观念。而这一点正是东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 　　在台湾，民主化进程起步似乎要比日本和韩国晚得多，但其过程却出乎寻常地顺利。我们清醒地看到，台独势力的膨胀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这里，我们撇开台独运动的其他政治后果，单纯看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实际上，国民党迁移到台湾后，所依赖的合法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儒家私域意识，即强调权威、忠孝和“家”的伦理道德。所以，蒋经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自开放党禁以来，民进党势力凭借其富有诱惑力的台湾本土意识概念的提出，逐渐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套本土意识的提出，本质上是针对儒家私域意识的，这在一开始可能是作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策略性手段，但随着其力量的壮大，本土意识成了一项反对儒家传统道德、推进民主在台湾的合法性地位的战略工具。民进党能够做大并且最终登上执政党的宝座，确实标志着民主在台湾的真正确立。 　　韩国的民主化的背景实际上是介于日本和台湾这两者之间的，它没有日本文化的消解特性，也没有台湾独特的他者借代优势，而在私域意识层面它更加接近中国原生型的儒家传统。它的民主化道路，是在逐渐消除这种私域意识中的传统儒家观念之后，走上康庄大道的。本文将就这一点深入展开论述。 　　在总体上，这一系列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中，民主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民主化进程情况的各不相同，则使东亚成了一个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民主大拼盘。这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民主以及有关的古老命题。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这个问题不仅在非西方国家存在，在早期的西方社会同样存在。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希腊城邦民主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绝对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也未必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关系。在罗伯斯庇尔在他走向末日的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对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讲中使用“民主”一词后，民主的恶名（至少在欧洲）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①人们更加喜欢用共和(republica)来取代民主(Demokratia)，因为后者在当时等同于“雅各宾民主”。而只有具有战略眼光的托克维尔才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为民主正名，提出民主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并且预言民主化浪潮必将势不可挡。他的学生约瑟夫·熊彼特定义了程序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了激烈的论争之后，他的定义才被普遍接受。② 　　要给出一个定义并不困难，事实上作为字典定义，民主是被最广泛定义的一个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外延正在被不断地进行着分类。因此不妨换个角度，尝试问一下“民主不是什么”，也许会更准确些，也更有意义些。按照乔·萨托利的解释，民主不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③…

耳顺 一、人的作为岂能取缔 上帝 的 教会 ？ 看了 王怡 的《代祷信》，在教会聚会过程中，成都民政部门宣布取缔…

本帖最后由 杨宁 于 2020-6-20 15:06 编辑 -| 王怡 发表于…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634篇 正确对待对话 日前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书《全球对话的时代》，是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天主教思想和宗教对话专业教授列奥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1929-)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刘利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对话’已经成为当今一个比较流行和时髦的名词。和平的对话总比战争的对抗为好。 在小小的地球村里，生活着65亿以上有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的人们，如果任何一种势力想以武力或恐怖的手段强行推行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现在掌握在大国武库中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多次，人类将同归于尽。因此人们认识到必须通过‘对话’，求得和平与发展；在多元思想、多极权力的世界里学会宽容和尊重别人。 在《全球对话的时代》这本书里，作者不仅有理论的阐述，还有实际对话的记载，包括有基督教内部的对话（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宗派），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儒教的对话，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26日04:35 中国青年报 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滕兴才) 今天，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并授权《中国青年报》独家刊登。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钓鱼执法”成为排行榜上十大“舆情热点事件”中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梳理出的2009年第三季度十件“舆情热点事件”和政府应对、处置能力做出的评估由高到低依次如下： 　　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蓝色警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0-04 08:23:21 中国须主动适时地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和重构 　　中评社北京10月4日电／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金融峰会透出的讯息值得关注和玩味。 　　经济参考报发表联合国贸发组织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文章称，本次G20峰会是在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之时举行的，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盘算着如何在危机肆虐后主导世界经济的调整，以期捍卫其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 　　美国的意图清晰地表现在由其推动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之上。毫无疑问，“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对美贸易顺差大国的，中国首当其冲。诚然，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不争的事实，再平衡的建议也合理而必要；但将此次危机归因于这种不平衡的论调则非常偏颇，基于这种观点而单方面地设计出一个对全球经济进行调整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控的计划也很是不妥。 　　文章认为，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只是这次危机的外因，而内因———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其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监管的滞后———才是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改革应以对导致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一些经济主张(如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为基础，进行各国国内经济监管的完善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再造，同时兼顾对全球经济进行渐进式的、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再平衡。 　　对中国等对美顺差大国而言，适当的妥协不可避免，但在G20和其他平台上进行的双边和多边政策博弈中，讨价还价和适度斗争也是必须的。可以说，中国是危机前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如何调整则关乎中国发展大计和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