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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佳 上篇 世纪婚礼 一、事件始末 今年五月，武汉曙光教会提摩太之家团契（以下简称“提家”）举办的“世纪婚礼”在教会与社会界均引起很大反响，一时间，当地民众中、各种网站上、武汉乃至全国家庭教会内部，围绕此事的讨论与争执颇多。 世纪婚礼的创意源于提家几个弟兄姐妹的灵感，认为最完美的婚姻模式是圣经中以撒与利百加的模式，即：男方的父亲托付一位老仆人，借着神的引导确认新娘并将之领回，两人即结合为夫妇。 经过若干次由教会带领人李太元牧师和张翼师母组织的同工婚姻辅导，提家决定照搬这种“以撒-利百加模式”，鼓励未婚的弟兄姐妹报名加入“以撒团队”和“利百加团队”，并由教会中较年长的牧者、同工组成“老仆人团队”。老仆人们通过自洁与迫切祷告，向神求印证和引导，为自己所负责的以撒找到神所启示的利百加。而报名的以撒和利百加们，则要治死老我，胜过肉体的私欲与情欲，放弃自己的主观判断，顺服由神的带领所产生的配合结果，并在婚后直接前往“应许之地”巴基斯坦宣教。 在历时一年多的筹备过程中，该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宣称从神那里领受了异象和印证，例如，一些老仆人向神求：“若这姐妹扭头看我一眼（或给我倒杯水、教我唱某首诗歌等），就是神为我的以撒所预备的利百加”，而类似的求问常常得到印证。【1】提家惯常以“看到画面”、“有感动”等方式确认神的旨意。他们坚信神预备的婚礼地点是可容纳6万人的武汉沌口体育中心，且他们将免费使用场地，有姐妹称在异象中看见温家宝总理亲自为他们打开体育场的大门。提家“极力扬声”，宣传世纪婚礼计划，称5月9日将有36对新人在6万人的共同见证下举行集体婚礼；以“高调、浪漫、神秘”的方式复原四千年前“圣洁的婚姻观”，借此树立一个榜样，在这个淫乱的世代为神作见证，影响未来中国一百年（因此称“世纪婚礼”）。最后，许多老仆人为自己负责的以撒确定了利百加，其中不少成功领取了结婚证。在此过程中，武汉乃至全国的一些教会虽竭力劝阻，但反对无效。 在没有免费拿到体育中心的情况下，提家仍于5月9日当天来到沌口体育中心，试图举办婚礼，结果当地公安部门出动大批警力强行制止，并对李太元牧师夫妇实施了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政府借此清查当地大学团契的现状及在校基督徒；各家庭聚会点受到影响；社会各界议论纷纷，一些反基督教的人士也借机大加批判。…

《建国大业》从影片的制作和表演上讲还算上乘，从影片的类型上来讲应该算是幻灯片。我很怀疑导演是在用反讽的手法来拍摄这部电影。看着那些开国元帅们纵情唱着国际歌，毛泽东说，我们永远要团结。我看到了这部电影成为一部真正的优秀电影的潜质——那就是它不在1949年结尾，而是以1976年结尾。在1949年的时候，诚挚的人民诚挚的望着诚挚的毛泽东和诚挚的新中国，然而六十年后，人们依然没有一米自己的土地，大家都是寄生而已。以前我们的旧社会由很多的阶级组成，现在简单了，只有四个阶级，那就是穷人，房奴，富人和富豪。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建国大业是一部爱情文艺片，它委婉的讲述了穷小子追求富家女的故事，当时的共产党就是穷小子，新中国是待嫁的富家女，国民党是订了婚的情敌，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是富家女的朋友，穷小子成功的秘诀就是一开始要有理想，谈未来，许承诺，拉拢朋友，乱开空头支票，当然，会打架是排在第一位的。最终终于成功的娶了新中国。当然婚后的生活就和在座的各位当年花言巧语的男同志们的婚后生活差不多。 你们泡妞时的承诺都做到了吗？ 但是无论如何，建国大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年我党攻克上海，宋庆龄有点犹豫，我党问道，这套房子怎么样？黄金地段，超大户型，军队物业，独栋带花园，开发商精装修，特批永久产权，送给你了。宋庆龄就被搞定了。 影片告诉我们，想要搞定女人，还得靠房子。尤其在上海。 在中国，这部中庸的中性的献给中共的由中影拍摄的影片，就给一个中间的分数，5分。 建国大业(2009-08-12 04:39:16) 标签：杂谈…

上帝不施惠，世上无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欲在有接近一半学生认为《解放黑奴宣言》早于制宪会议出现的德州修改历史教科书，强调美国立国是上帝的功劳。 基督教右翼正在推动一项新的动议，旨在促使州教育委员会考虑在德克萨斯州的学校课程中加入宗教内容，教育孩子们相信：上帝不施惠，世上无美国。 教育委员会委任修订州历史课程的专家组成员包括一名原教旨主义牧师，他声称自己正在打一场拯救美国道德灵魂的战斗，并想要在学校课程中强调基督教在美国立国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信仰是一种公民美德的内容。 反对者谴责此举是试图暗中在学校中插入宗教教育，就像基督教右翼在限制德州的生物课程教授进化论方面取得的部分成功那样。 基督教传承团体“筑墙者”（WallBuilders）的创始人大卫·巴顿（David Barton）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主张学校课程应当反映出美国宪法中包含的上帝旨意，那就是“世上有着一个上帝与自然制定的道德准则”、“世间存在造物主”以及“政府存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巴顿说，儿童应当学会基督教是“美国例外主义”之关键，因为美国民主体制的结构正是对“人类难免犯错，宗教为高尚公民之核心”的一种认可。 还有一名专家是彼得·马歇尔牧师（Reverend Peter…

作者：姚辉等 来源：中国宪政网 来源日期：2009-9-21 　　演讲人：姚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朱岩（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曲相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主持人：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办者：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

黄圣勇：新时期全南县宗教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宗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是人类的一种高尚精神活动，它的产生源于人间的痛苦甚至灾难,因此只要贫困、疾病、饥荒、灾难、掠夺、战争等现象还存在一天,宗教作为一种几乎不用花费金钱成本，就能够抚慰心灵的方式，必然会得到存在和延续。上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教堂成为很多人的心理避难所。而眼下，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危机,造成很多人出现了事业危机与经济危机，并有可能引发家庭危机与健康危机,从而给各类宗教活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契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又恰遇自上世纪大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人民群众的信教热情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如何引导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活动步入正确的发展轨道,成为稳定社会、促进和谐的有利因素，是我们现阶段必须面对的一道新的发展课题。 一、全南县宗教工作基本情况 全南县地处江西省最南端，60%以上的边界与广东接壤，素有“江西南大门”之称，总面积1521平方公里，总人口19万，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小县。全南县历史虽只有短短的100多年，但宗教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县志记载，宋代就有宗教活动，到解放前有各类寺庙、庵堂、道观、教堂10多处。解放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到1988年仅余一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发展相对较快。目前全县有经政府正式批准登记的基督教聚会点2个,有1个没有批准登记基督教聚会点，9个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全县有资格证的传道员1人，教职人员12人，聚会点的信徒以女性偏多，约占参与总人数的70%。年龄结构以中、老年居多，也有部分青年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大多数。 二、信教群众的成因分析 1、教徒信教出于实用需求，是聚会点产生的主观原因。 我国正处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有时会感到心理失衡、情绪波动、精神苦闷需要解脱；有的人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和不满，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信教动因，有比较突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带有相当的盲目性，真正高层次的信仰追求是少数。调查表明，大多数信徒不深究所信基督教的教义，其信教动因仅仅出于企盼能得到心理的慰藉和家庭个人的平安、发财等功利主义需要，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冲动性和功利性，这是基督教聚会点的存在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而且各类基督教聚会点每年都会组织开展相关的扶贫帮困活动，这也增强了宗教对信徒的吸引力。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当中只要有人生病或有不幸，教会就会组织信徒前去看望和祷告，这些人病愈后，愈发信仰基督教，并影响其周边和邻里。 2、城镇社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跟不上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私人聚会点产生的客观原因。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城镇社区、农村无业人员与日俱增，这部分人往往对前途渺茫，精神比较空虚。我们发现有些中青年城镇居民、农民尤其是妇女到聚会点参加活动也是成了他们跟人交流、交际的一项生活需要，这时基督教俨然成了城镇居民、农村文化生活的一种有效“补充”。特别是基督教信徒以兄弟姐妹这种平等形式出现，无形中提升了宗教在广大信徒中心目中的地位。…

高全喜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现代社会的兴起，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就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时至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形态上就日渐成熟，其中尤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可谓早期现代（early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由它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和多元纷繁的理论场域。如今，政治经济学的形态，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相互对峙。 　　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宪政框架），另一个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现代经济学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抛到经济学之外，政治的归政治，不再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 　　在晚近以来的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的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可以说，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了。 　　但是，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宪政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至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海上怪兽，比喻国家），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这也是在反思中国两个30年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过程的铺垫。否则，谈论中国当今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就缺乏大视野。 　　中国两个30年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其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宪政国家-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很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这15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其中很多关键性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

在匈牙利首府游人最喜欢去的是圣三一广场。在这个广场中矗立着布达佩斯最具特色的建筑物 —- 始建于公元 1255 年至 1269 年的哥德式马伽什教堂。马伽什教堂是布达佩斯的象征之一，是由匈牙利贝拉四世所建，后匈牙利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马伽什在旁边兴建了一座钟楼，便将整个教堂命名为马伽什教堂。后来历代匈牙利皇帝均在这个教堂举行加冕仪式，因而又称之为『加冕教堂』，为此，著名作曲家李斯特还专门谱写了『加冕曲』。 『马伽什教堂』的别名是『加冕教堂』，以此可以窥见匈牙利历史上国家政权与宗教的密切联系。当然，在历史上欧洲很多国家的最高领袖是教宗而不是国王，国王的任命还需要通过教会的最高核准。在 1945…

作者：刘军宁 中国是个热闹的国度。官员们尤其热闹，每天给中国和世界的观众，上演各种各样的大戏。他们上演的有喜剧：官员是中国最风光的一群，每天有官员加官进爵，招财进宝，酒色财气，风光无限，以至于中国的小学生被记者问及长大以后想当的什么时候，明白表示想当贪官，以他们为人生楷模。他们上演的有悲剧：他们或是双归期间“被自杀”，或是挨上司、下属、黑道的黑刀黑枪。 最近的一出，就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前交通局长白玉库雇凶杀害现局长李星光案。他们的头顶上总是悬着纪委、同僚、黑道的夺命剑。上海黄浦区国资委主任沈正娟在纪委请喝“咖啡”后，从家里的高层住宅夺窗跳下，堕楼身亡。他们还上演色情剧，揭露出来的贪官，从政治局委员到小科长无不作风腐败，生活糜烂，他们与情妇的那点房事被媒体和观众津津乐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最近披露：“近年来，据不完全统计，被查处的党员干部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有权有势的共产党政府官员相互攀比谁的情妇更多、更有姿色，并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更有趣的是，他们还常常上演闹剧，令观众瞠目。比如中国第一国企中石化前老大陈同海有权有钱，居然与前中央委员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共享一个情妇。辽宁女贪官罗亚平更是把她的上司和下属都发展成情人。面对这一出出目不暇接、精彩纷呈的真人秀，中国和世界的观众正是有眼福了。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不断强制冲刷人的信仰，把人变成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通过贬低观念与信仰的意义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目前中国一切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仰的缺失，是根本的缺失。没有信仰，没有超越性精神，剩下的就是俗世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信仰的丧失，就其长期结果对文明而言，却是灾难性的。 其实，官员的贪腐令人气愤，但是他们的处境却值得同情。贪官认为他们是体制受益者，并不择手段用权力把利益最大化。尽管许多官员一时沦为裸猿，还是应该善待官员，不是因为他们是官员，因为他们也是人，因为他们曾经不是裸猿。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个体制把他们从人还原为裸猿。他们是信仰与道德迷失的牺牲品，是唯“物”主义的受害者。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信仰，是可怜的，但是一个国度没有信仰，那无疑是可怕的。如果在一个国家中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群裸猿，那就是一个与文明绝缘的动物王国。那就意味着“裸猿”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任何事情，没有顾虑、没有限制、没有善与恶的分辩、做任何事都没有底线。当官员对政权的忠诚完全建立在对利益的获得上，政权也就危若累卵了。官员变成了裸猿，这是中国执政党必须认真对待的大课题！ 　　然而，这一出出大戏的背后，也透露出令人深思的信息。所有的戏剧只有一个主角，这就是中共的各级官员；所有的戏剧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官员们如何追逐权钱色。人是动物性和人性的混合体，是人的道德和信仰外衣把人与赤裸裸的猿猴区分开来。在所有这些戏剧中，官员的行径与裸猿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场场真人秀中，他们出演的是地地道道的裸猿，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全是其动物性的一面，沉溺于权、钱、性。他们的动物性在两个方面还超过了裸猿，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裸猿不同，官员狂爱钱，并借助钱来获得更多的权和色。钱能够帮助他们在啄食秩序（权力）和交配秩序（性）中加塞插队。与裸猿不同，官员常常雇凶杀害他们的同事或情人。裸猿从不沾钱，更不行谋杀，至多也就是把竞争对手逐出山头，任其自生自灭。官员在追求权钱色方面有非凡的进取心，远非裸猿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的民间网络词典中，官员变成了官猿，就像CCTV变成CCAV，“贪官污吏”变成“贪官无虑” ；“国有资产”变成“各有资产”、“经济危机”变成“经济唯鸡”、“教授”变成“叫兽”，“公务员”转变成“公务猿”、“信仰”变成“性仰”。他们挣脱了一切精神枷锁和道德外衣。他们利欲熏心、性迷心窍，丢失灵魂，就像中国成语所形容的那样，是行动的尸，走动的肉，是活脱脱的裸猿。 　　人性都有其弱点，对权力、财富以及美色的向往是人类的本能。人不能没有裸猿的一面，但是，许多官员只有裸猿的一面。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除动物性之外没有别的意义，看不到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心里没有神明，不知敬畏。有人会说，官员也有烧香拜佛的。的确，官员中也有烧香拜佛，见菩萨就叩头的，但他们拜佛还是为了祈求更多的钱、权、色，祈求他们的物欲得到满足。道德武装被完全解除后，裸猿们就变成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生前尽情享受，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们既抛弃了信仰，也被信仰所抛弃；他们即抛弃了道德，也被道德所抛弃。…

美国之所以没有独裁者，是因为美国领导人都有信仰！美国建国二百年来共有43个总统，全部都是基督徒。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在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并在正式誓词之外，另说了一句“我宣誓，我祈求上帝的保佑”。以后历届总统都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就职宣誓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愿上帝帮助我！”并在就职演说中祈求上帝的保佑。总统宣誓就职典礼上台上都有牧师。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第一位迁入白宫居住的总统，他曾经志愿做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牧师，为此进了哈佛大学专修神学。在总统府迁入白宫后，亚当斯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祷词：“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这个祷告词至今刻在白宫的餐厅上。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说：“我没见过比基督教更好的道德”；在他那本读烂了的圣经首页上所写的话是：“我是一名真基督徒，换言之,我是一个谨守耶稣教训的门徒。我深信整个国家将与造物者联为一体，最好也与耶稣的纯粹教训合而为一。” 在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和詹姆斯.麦迪逊（1809-1817）当政期间的华盛顿，每到星期天政府便成了教堂。杰斐逊在就职的那一年便开始在众议院参加礼拜活动。杰斐逊在其整个执政期间一直允许在行政部门建筑内作礼拜。福音宣讲活动也出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办公室内。杰弗逊说：“我的确反对基督教的败坏面，但绝不是针对耶稣本人的。我是一个信靠耶稣的基督徒。……上帝赋予我们生命，也赋予我们自由。这是神的恩赐。自由不能侵犯，否则会触怒上帝。” 麦迪逊仿效杰斐逊，与骑马去国会做礼拜的杰斐逊不同，他乘坐一辆四驾马车。杰斐逊和麦迪逊通过在政府建筑内参加礼拜，有心和特意地向作为共和政府精神支柱的宗教表示象征性支持。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们远没有将美国文明的前途押在政府权力上。我们将我们所有政治机构的前途押在了人类自治能力上，押在了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的“十戒”管理自己、约束自己的能力上。” 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说:“我们的宪法是为有信仰的人写的”。他在1821年独立纪念日演讲道：“美国是矗立在山上的烽火。今后也将是永久的、唯一的、光芒四射的、矗立着的烽火，山下的居民必定仰望此烽火，祈望慈爱的救赎之光。” 詹姆威廉麦金利(WilliamMcKinley)曾经发动了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将美国的国土延伸到了中国门口。麦金利是卫理公会教友，他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麦金利也是位被刺杀的总统，在遇刺中弹后，要求善待刺客，临终前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成就”。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绰号“强人基督徒”(muscularChristian)。因他更倾向于“因行为称义”的教义，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他说：“我相信《雅各书》，基督徒不能只单单听道，而且要行道”。罗斯福坚持去归正会教堂(ReformedChurch)做礼拜。在罗斯福时代，美国铺设了贯通大西洋底的海底电缆，并着手始建设苏伊士运河。罗斯福也是美国总统中的少有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