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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18日 08:43 澎湃新闻 微博 信 空间 分享 添加喜爱 　　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山西陶寺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尧都；而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陕西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最大规模的城址，有观点认为黄帝居邑。石峁与陶寺遗址二者所存在的年代相差不多，且都处于黄河流域，很多考古发现均表明，两者之间表现出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教案史和义和团运动进行。1979年以后，随著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外学者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的研究逐渐进入高潮，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有许多是由大专院校的学者取得的。 一、大学研究机构 　　 中国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机构大体上属於四个系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下属宗教研究所。二、政府职能部门的宗教研究机构。三、中国基督教会系统的神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四、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和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实力雄厚，成果突出，无疑具有领军地位。但中国大陆各大学基督教研究机构则汇聚成一股人数众多、学科齐备、分布广泛的引人注目的力量。 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中国社科院 初步统计，大学中与基督教研究有关的单位有：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宗教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此外，各大学的文科各专业，如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都有教师从事与基督教有关的研究工作。下面对部分研究机构作一简要介绍。 1.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基督教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有宗教学专业，1995年9月成立宗教学系，这是首个在大陆成立的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作。宗教学系下设宗教学原理、佛教、道教、基督教四个教研室（研究中心）。基督教研究中心强调以“领先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各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教学”，开设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成员有专职教师、博士后研究员和博士候选人。该中心希望把“中国化的基督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计划作三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基督教哲学史，尤其注意基督教传统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要影响。探讨基督教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二者间的可比较性和可借鉴性。二、基督教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三、选择重大的专题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史料的考证和方法论的反省，如重新检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儒家、佛教徒之间的争论。该中心与国内外及港台地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与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合作培养基督教博士研究生。…

2014年01月02日 09: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由著名哲学家 Constantin V. Boundas 主编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Columbia Companion…

　　 摘 要：汉代以降, 《周易》作为“众经之首”广受关注, 《易传》中的天人观念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整个汉代主流经学思想的建构与导向。以《彖传》为代表的易学文本, 透过对《乾》《坤》两卦的解读, 构建了“本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统摄下, 《彖传》借由对《豫》《观》《颐》《咸》《恒》《鼎》等六卦的注释, 从圣人之动、圣人之教、圣人之养、圣人之感、圣人之恒以及圣人之亨等多个层面展现了作为最高人格范畴的“圣人”形象。进而得出在《彖传》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下树立起来的“圣人”,…

（本文原刊于《读书》2020年第3期） 一 哲学体系建构的判摄路径 丁耘教授的新著《道体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是继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和杨立华教授《一本与生生》之后，哲学界又一部体系性的力作。丁耘兄出入中西哲学多年，且很早就自觉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哲学思想的阐发上，因而此书视野宏大，思路广阔，在中西典籍之间往复运思，游刃有余，字里行间关心的始终是“哲学的第一开端”，其义不仅在接续中国哲学的慧命，更要接引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从而以“道体”一词判摄中西哲学。丁耘的这声狮子吼，指向了中西学术的最高问题，并试图将所有这些问题统合为一：他对道体的基本理解是：即虚静即存有即活动，分别体现于心学、理学、气学之中；至于西学，则其“本体、太一、至善、存在、理型、上帝、逻各斯、质料、自我、精神……岂外于道耶？诸如此类，非外于道，实述道而不能尽道也。”（第175页）又谓：“西学之统，亦道体也，虽见道不切不圆，其所见者出于道体，盖无疑矣。”（第318页）丁耘兄在《易传与生生》一文中曾以“判析”与“判摄”二语区分我二人之学术，其判摄之理路，在此书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4416198.webp 《仁学本体论》陈来 著 三联书店，2014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4416199.webp…

现代技术的普遍预设当中，最突出的一种是，把生命的本质还原为数据。实际上这并非新的东西。基因科学早就在这样做了。更新的“进步”是把具体的生命现象、人生现象（还不仅是心智现象）还原为演算。从“生生”讨论出发，我想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可以讨论，生命是原理，还是与本质对立意义上的现象。这个争论可以在哲学史上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丁耘 本文为丁耘教授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由会务组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经丁耘教授审订、修改后授权六点图书首发。 谢谢主持人。我比较惶恐，很不合适在这样一个位置做这个报告。尤其是因为没有时间写一篇专门的论文。感谢长春的邀请，特许我可以只提交一份提纲。我个人也觉得，在主题报告这一环节，可能讲一点宏观而非特别专门的东西，更合适一些。正好吴飞、文明都在，那么我想趁此机会，把我们这几年做的工作梳理一下。同时也反省一下，这些工作对这个时代而言，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的报告想分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想简单考察一下，我们时代的基本的精神状况，以及学术界对此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换言之就是我们所处的学术思想的状况）；然后，我想稍微具体地考察一下，中国哲学界这些年由“生生”问题引起的一系列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背景，既做一些点的剖析，也做一个面上的回顾；最后，我想回到，对于古典学或者比较古典学来说，这样一场讨论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典学由之建立和发动的出发点——“古今中西”问题来说，“生生”的讨论意味着什么。大致上这么三块内容。我想节省一些时间，给后面几位学者做专门的报告。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3626999.webp 丁耘在古典学年会现场（赵荔红 摄） 实际上，我确实是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才有点惊异地意识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快过去了。只有两个月不到，我们就要进入“二零”年代了。毫无疑问，时代发生了非常巨大而且非常迅速的变化。不要说和一百年前相比，和古典学的复兴时刻，也就是本世纪初相比，这个变化就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据我了解，我的同仁们，这一辈的朋友们也未必料到二十年后会是这个样子。有的方面，甚至在2012年第一次古典学年会时，都未必料到。可以借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一个说法，我想可能我们又面临一个“极端的年代”。我们这个年代的标志是，各个领域的中间地带越来越削弱，或者说走中间道路越来越不可能。也就是说，各领域、大大小小的群体都趋向于极端化、两极分化。宗教是这样，社会和经济层级、政治与文化态度也是这样。几乎所有的重大议题都会导致舆情的极端对立。特别是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派别里，几乎每一个阵营都在发生分裂和冲突。可能原来的一些划分方法都渐渐失效了，现在就分成极端对立的两派。这两派都是对方的反对派。仅此而已，几无其它内容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