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的这部新作，以作者十余年来的若干旧作为基础编纂而成，同时又是对最新的田野工作与研究成果的梳理整合，其间真知灼见迭出。因而无论就作者自身而言，还是就整个中国早期文明研究领域而言，这本书都可以称得上是总结之作。 在书名中，作者以“农业”和“礼制”概括中国文明的特质。其中，定居与农业，是全球所有原生文明兴起的前提，但以粟作与稻作农业起家，则是中国文明的特色；而以“礼制”来定义中国文明，认为礼制是理解中国文明的钥匙，则实在是深中肯綮的。 关于这本书的性质，冈村教授本人也有开宗明义的界定。他指出，这本书不是作为“古史研究”的文化史考古学（其特征是在文化编年的基础上描绘民族兴亡史）著作，而是基于最新的考古资料，论述公元前三千纪到前两千纪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从相当注重过程这点上看，作者的研究理念与“新考古学”是相通的，同时在研究视野和层次上又有较大的提升。 在这本32开、不足300页的“小书”中，冈村教授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全景式画卷。之所以用“全景式”来形容这本书的风格，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作者突破了以往注重社会上层的研究倾向与传统，对社会的变化与国家的确立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这种阐释包括下层结构的“生业”和“生活”，上层结构的“王权”和“礼制”。以此为主线，作者建构起了他对中国早期文明阶段性发展的认识框架。即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龙山时代在各地形成了复杂化的酋邦；至二里头文化则形成了“礼不下庶人”的具有中国文明特征的上层结构，王朝开始出现；商周时代又确立了包含下层结构在内的统治制度，国家体制进一步健全。要之，在中国大地上，以农业和畜产为主的生业，与王权、宫廷仪礼和祖先祭祀等组成的礼制，相互间密切联系，在公元前两千纪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巨大变革。 在这一宏大而严肃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又不惜笔墨地复原了许多关涉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譬如他详细描述了酒的酿造、肉的食用之时令，以及牺牲埋葬的季节性。又如他注意到爵这种世所罕见的不对称器物，显然是为习惯用右手的人服务的；从爵的手持法与酒的饮用法，可以窥见延续了近千年的饮酒礼仪的细节。这样的研究展现了考古学的特长与魅力，读来也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洞察力。 其次，为了廓清中国文明形成的路径与特质，作者经常把视野上溯到史前时期，对某些要素进行必要的追溯。他把切入点放在公元前三千纪社会显著复杂化、处于巨变前夜的龙山时代，全书论述的下限则拉伸到西周时期，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这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纵向的、历时性的全景式画卷。应当指出的是，在目前“信息爆炸”、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增多，研究领域逐渐细化的形势下，学者的研究视野也相应变窄，因而这种跨时代的长程观察和兼通性研究也就愈显难能可贵。 同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的讨论以考古学方法和材料为主，又辅之以对历史文献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环境与气候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利用，融会贯通，因而才能向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立体图景。书中多处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比较分析，也显现出作者宽阔的视野，读来富于启发性。 如果说这种“全景式”的描绘表现的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把握，那么这本书的长处还不只于此。作为海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者，冈村教授的这本著作不是一部“书斋考古学”的作品。我们只要罗列出他在中国当地的主要考古工作，就可以明白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的。除了为数不少的考察活动外，冈村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参加了江苏草鞋山遗址、湖北阴湘城遗址、河南府城商代城址的发掘，调查了山西东阴商代村落遗址，整理了辽宁文家屯积石冢的出土物。这在具有中国田野考古经历的日本和欧美学者中也是相当突出的，彰显了冈村教授在深刻了解中国考古学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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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云教授 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洋洋70余万言，建构起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中国学者认知的古史解释方案。在中国考古学学科面临转型，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我们学界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的时候，这本书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从中可以感受到某种震撼。因此，我热诚地欢迎这本著作的问世。无论如何，它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研究史上，都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郭教授对于考古证据的重视和定位评价，似乎比我们这些田野考古人更甚，认为可以敲定、改写一些“史实”（书名的副标题中即可见）。她在“前言”中即开宗明义：鉴于“今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只是借用考古资料补证文献的记载，依然使用传世文献中的五帝、三代的角度来理解古史，以五帝、三代等概念来判断考古遗址的属性”，“无助于理解上古史实，重新形成了许多古史神话”，因而要“由考古事实探求中国集权政体的形成”。她认为“唯一可资征信的，只有考古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现场所提供的非文献资料”。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但什么是“考古事实”呢？考古材料自己是不会说话的，要研究者来解读，而每位学者的解读都不免有其自身的色彩，所以任何古史解释方案，其实都是有待验证甚至无法验证的假说。郭说当然也不会例外。鉴于此，作为假说提出基础的材料与逻辑，以及连接二者的推导过程，就变得很重要。本文仅从这个角度谈点读后感。 下面就是随笔了，看到哪儿说到哪儿。 首先，一本以“夏商周”冠名的专著，在100多幅图中，居然找不到从二里头到西周的中原王朝都城中任何一处大型宫室建筑的平面图，而最能代表礼乐文明的青铜礼乐重器的身影，也付诸阙如，只用了2件殷墟出土的特殊纹饰的青铜方鼎以强调殷商文化的多元性。在用10余张图详细论列长江中游“古城文化”时，给出了一张“长江中游青铜早期城址位置图”，而同时期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林立的城址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无意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故“全面系统”之类词汇，恐怕无法用于该书，“客观”一词因太具相对性，这里更要割爱了。试想，如果读者对夏商周研究领域不太熟悉，将会从该书极强的选择性和倾向性中得到什么呢？在书中，出土遗存如此贫瘠的中原地区，当然也就成了作者笔下的“江河联合城邦国家”的“边地”了。 18 这张“长江中游青铜早期城址位置图”（39页），非常有意思。所列19座城址，其中17座是距今5500年～3800年前的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城址。它们都属于“青铜早期”？随后再看看作者怎么说吧。另外2座城是荆南寺遗址和盘龙城。盘龙城要晚到什么时代，是众所周知的，郭教授在书的下文、本人在后文还都会涉及。荆南寺遗址以二里头时代的遗存而著称，但从未听说有城。我们看看作者是如何解释她把这个遗址收进城址图中的。 “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也有大溪时代和盘龙城一期时代的土城墙基痕迹，但对其结构不甚清楚”（43页）。查其所引荆南寺遗址的发掘简报 ，在“大溪文化遗存”一节中，有“房址发现有残存的红烧土墙基和柱洞等”一句。“夏—早商时期遗存”一节中，“发现有灰坑和墙基……在T6发现墙基，周围未开方，未作清理”。墙基被列于灰坑之后，且“结语”中对此遗迹只字未提。考古人都知道这会是怎样的“墙基”。而到了郭教授笔下，这个作为房基的红烧土墙基和列于灰坑（一般为垃圾坑）之后的墙基成了“土城墙基”，因而它就有理由被列进“青铜早期城址位置图”中了。…
第33辑文章推荐： 黎子鹏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本辑学刊出版于2015年春季 黎子鹏，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汉语基督教文学、中国小说与宗教文化、宗教文学翻译等。代表著作有：《经典的转生――晚清〈天路历程〉汉译研究》《福音演义：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的书写》等。 摘 要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第43辑文章推荐 陶曲勇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本辑学刊出版于2020年春 陶曲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字学和出土文献。代表专著为《西周金文构形研究》（2014），代表论文有：《西周金文异构字的特征及其对战国文字的影响》（2020），《“兆工”试解》（2014），《说“汲落”》（2009）等。 摘 要 “史前汉字”是指成熟的汉字体系（甲骨文）出现之前，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各种与汉字有密切联系的刻画符号。不管是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如舞阳贾湖刻符、半坡陶符、大汶口文化陶符和良渚文化符号）的分析，还是对文字起源传说（“仓颉造字说”）的考证，或者是类比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东巴文、彝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因素在汉字起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汉字起源中的关键性促进因素。要解决汉字起源问题，就必须在今后的研究中阐明早期的巫史如何使用这些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如何从用于沟通天地、交往神灵变为记录世事、传递语言。 正…
我为什么要谈《悲惨世界》呢？在我阅读的世界里有两座大山，一座是《悲惨世界》，一座是《战争与和平》，我一直很想去攀登。这两部作品太重大了，规模非常宏大！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当代作品进行过度解释，很小很小的细节被赋予很多很多的意义。而对于古典的东西，或许因为它们结构复杂，于是我们便不谈，这样其实我们损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来面对这两部巨作。当然在这两大工程之外，我还有个余兴节目，将来有时间我也要去分析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部侦探小说，她的小说我已经读了70%，统统读完可能也是一件蛮艰巨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阅读世界里的三件任务！ 2012年10月份，当我把我手里的东西写完的时候，我决定给自己放假，一个“读书假”。几年来，特别是在那两三年里，我一直不停地写，几乎每天都在写，哪怕是在旅行的途中、飞机上、旅馆里，我都在写，好像有一种惯性，写到9月份，我就觉得应该暂时收尾了。这样不停地用着已有的东西，好像快用光了，应该去读些书！真要去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仿佛自己将面对一个很盛大的节日，非常愉悦！我觉得自己要开始过一段“好”日子了。从台湾海运回来的两箱书也到上海了。我觉得好有福气，可以生活在文字这么充盈的世界，可以有这么多书让我去读！当我一本一本地去读，基本是两天一本、一天一本，我觉得这近乎是一种“奢靡”！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沉迷在这样的快感里面？我忽然感到应该让这种快感抑制一下了，于是我搬出了《悲惨世界》。 其实，对于《悲惨世界》我做过很多的笔记，但当我决定真正要攻克这座堡垒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害怕。因为它是那样复杂，它的复杂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复杂！因为它的情节又是异常简单，它就可以简单到这样的程度，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故事。所以我特别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它的情节不能铺得很开很开，拎起来就只有一句话。这样的作品虽然复杂，但它绝不是庞杂、杂芜的，它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可以提纲挈领的。那么《悲惨世界》对我来说，它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也就是冉·阿让的苦行、苦修。”这个人的修行不是在宗教场所，而是在世俗的人间，这个“俗世”就是用“悲惨世界”来命名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当我真正面对它，我却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事件，我应该如何去铺排它？我如何去想象这样一位几百年前的作家，他是如何来安排他的故事、他的人物和这些不同的场景？ …
拔摩的海岛 2001年7月23至27日，奥兰多改革宗神学院（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系统神学与哲学教授约翰·傅瑞姆（ John M. Frame…
2020年09月18日 08:43 澎湃新闻 微博 信 空间 分享 添加喜爱 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山西陶寺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尧都；而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陕西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最大规模的城址，有观点认为黄帝居邑。石峁与陶寺遗址二者所存在的年代相差不多，且都处于黄河流域，很多考古发现均表明，两者之间表现出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
（本文原刊于《读书》2020年第3期） 一 哲学体系建构的判摄路径 丁耘教授的新著《道体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是继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和杨立华教授《一本与生生》之后，哲学界又一部体系性的力作。丁耘兄出入中西哲学多年，且很早就自觉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哲学思想的阐发上，因而此书视野宏大，思路广阔，在中西典籍之间往复运思，游刃有余，字里行间关心的始终是“哲学的第一开端”，其义不仅在接续中国哲学的慧命，更要接引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从而以“道体”一词判摄中西哲学。丁耘的这声狮子吼，指向了中西学术的最高问题，并试图将所有这些问题统合为一：他对道体的基本理解是：即虚静即存有即活动，分别体现于心学、理学、气学之中；至于西学，则其“本体、太一、至善、存在、理型、上帝、逻各斯、质料、自我、精神……岂外于道耶？诸如此类，非外于道，实述道而不能尽道也。”（第175页）又谓：“西学之统，亦道体也，虽见道不切不圆，其所见者出于道体，盖无疑矣。”（第318页）丁耘兄在《易传与生生》一文中曾以“判析”与“判摄”二语区分我二人之学术，其判摄之理路，在此书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4416198.webp 《仁学本体论》陈来 著 三联书店，2014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4416199.webp…
现代技术的普遍预设当中，最突出的一种是，把生命的本质还原为数据。实际上这并非新的东西。基因科学早就在这样做了。更新的“进步”是把具体的生命现象、人生现象（还不仅是心智现象）还原为演算。从“生生”讨论出发，我想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可以讨论，生命是原理，还是与本质对立意义上的现象。这个争论可以在哲学史上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丁耘 本文为丁耘教授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由会务组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经丁耘教授审订、修改后授权六点图书首发。 谢谢主持人。我比较惶恐，很不合适在这样一个位置做这个报告。尤其是因为没有时间写一篇专门的论文。感谢长春的邀请，特许我可以只提交一份提纲。我个人也觉得，在主题报告这一环节，可能讲一点宏观而非特别专门的东西，更合适一些。正好吴飞、文明都在，那么我想趁此机会，把我们这几年做的工作梳理一下。同时也反省一下，这些工作对这个时代而言，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的报告想分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想简单考察一下，我们时代的基本的精神状况，以及学术界对此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换言之就是我们所处的学术思想的状况）；然后，我想稍微具体地考察一下，中国哲学界这些年由“生生”问题引起的一系列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背景，既做一些点的剖析，也做一个面上的回顾；最后，我想回到，对于古典学或者比较古典学来说，这样一场讨论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典学由之建立和发动的出发点——“古今中西”问题来说，“生生”的讨论意味着什么。大致上这么三块内容。我想节省一些时间，给后面几位学者做专门的报告。 https://img1.doubanio.com/view/thing_review/l/public/3626999.webp 丁耘在古典学年会现场（赵荔红 摄） 实际上，我确实是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才有点惊异地意识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快过去了。只有两个月不到，我们就要进入“二零”年代了。毫无疑问，时代发生了非常巨大而且非常迅速的变化。不要说和一百年前相比，和古典学的复兴时刻，也就是本世纪初相比，这个变化就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据我了解，我的同仁们，这一辈的朋友们也未必料到二十年后会是这个样子。有的方面，甚至在2012年第一次古典学年会时，都未必料到。可以借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一个说法，我想可能我们又面临一个“极端的年代”。我们这个年代的标志是，各个领域的中间地带越来越削弱，或者说走中间道路越来越不可能。也就是说，各领域、大大小小的群体都趋向于极端化、两极分化。宗教是这样，社会和经济层级、政治与文化态度也是这样。几乎所有的重大议题都会导致舆情的极端对立。特别是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派别里，几乎每一个阵营都在发生分裂和冲突。可能原来的一些划分方法都渐渐失效了，现在就分成极端对立的两派。这两派都是对方的反对派。仅此而已，几无其它内容可说。…
日，丁耘先生的新书《道体学引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此书对勘西方“本体论”传统，为我们思考中国哲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框架——“道体学”。 围绕《道体学引论》，六点图书编辑部特别邀请丁耘先生进行了一次访谈，我们和他聊了聊有关这本书的写作、他的思想历程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 采访 | 六点图书编辑部 一 六点图书：“道体”、“生生”是您的新作《道体学引论》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能否请您首先为我们简要厘清何谓“道体学”？您的新作具体讨论了哪些问题？ 丁耘：“何谓道体学”这个问题在序言里已经回应了。道体学最重要或者说最正当的任务就是道体之显示与理解。但在此之前，要把道体作为真正的、原初的问题挖掘出来，这就是“引论”的任务。大体而言，此书就是阐释，为何所谓“中西哲学”的最原初的问题就是“道体”。生生、心、理、气，“一”与“存在”等等都出自道体、述说道体，而不直接等于道体。但在阐释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道体之显示与理解。生生不外乎道体。生生是对道体的一种独立的理解，类似斯宾诺莎意义上（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属性。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在某种兴趣下，大概也能理解为即无生即生生即长生。 《道体学引论》丁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