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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界基督徒》杂志 | 秦思宇编辑 2008年10月26日上午，来自美国的肯特·汉弗莱（Kent Humphreys）先生在北京企业家团契举办的“第五届企业家研讨会”上围绕“如何通过团队、社交网络（人脉）进行有效地经营”发表演讲。这次，62岁的肯特飞了45个小时才到北京。也许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岳母就会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然而他依然肩负着责任来到北京。他说，他来北京就是想做仆人，侍奉中国的企业家，和他们分享真理，并期望能够结出果实。他表示，基督徒企业家不仅渴望盈利，更要对社会做出贡献。为了改变一个民族，先要改变一个城市，要改变一个城市，先要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个公司，要改变一个公司，先要改变公司的领导人自己。 企业家在大团队中接受教导 企业家在大团队中接受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从不同的讲员那里，会有不同的收获。通过学习，企业家们会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这对于想建立长期收益的公司至关重要。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期待长期的成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即使可以达到目标，却会失去灵魂。这就是目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原因所在。华尔街的贪欲在增长，腐败时有发生，没有人真正关心客户，他们忘记了正确的价值观，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肯特列举了他的公司的价值观： 1.用诚实建立信任：我们将是可靠的，可信的，并且持守承诺，在我们承诺的时间内“我们会做我们说过要做的事”。商业也是在诚实的基础上运作的。…

张鸣 人民大学教授 2009年的中国，除了金融海啸造成的影响之外，最大的事，莫过于医改和教改。医改方案已经出台，教改方案也正在酝酿。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改和教改，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能否迈过社会保障这个关键的坎的大问题，至关重要。但是，以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方案和设想来看，似乎要想迈过这个坎，还存在一些内生性的障碍。 其实，中国的教改和医改，并非始于今日，相应的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此前的改革，实际上是沿着经济改革的路径，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引入了市场机制。不仅公立学校和医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且也小范围地开放民营事业进来，有了民营医院和学校。可是，两个改革最让人诟病的，恰恰就是这种市场引入。虽然，在我看来，前些年的医改和教改市场引入，存在很大的扭曲，本质上是形成了某种国家垄断性的医疗和教育产业，两个市场，都是扭曲的市场，现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弥漫的唯利是图的气氛，跟这种改革本身，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使这两个领域完全对民营开放，形成充分的市场，医院和学校也未必就会真的不那么唯利是图，至少，在当下的民营的医院和学校里，我们看到的，跟它们的公立兄弟一样，弥散着呛人的铜臭味。 事实上，医疗和教育，既不同于一般经济领域，可以全部交由市场办理，也跟慈善事业不同，具有完全的公益性，一方面，它们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易对价特性，其服务，可以购买。一般来说，现代发达国家，出于社会保障的考虑，往往强调其公益性，将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来由国家提供，但即便如此，一般也是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还是存在走市场的私立医院和学校。中国是个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消说学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就是像美国这样公认福利较差的国家，也学不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覆盖，如果强行实行之，就会跟改革前和当今印度的状况近似，形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公费医疗和教育。因此，中国的医改和教改，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因素，是必须的。但是，市场必须加以制约，其制约因素如果仅仅是国家的福利，远远不够，有必要引起其它的因素。 其实，中国新式的医疗和教育，最早的引进者，都是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鸦片战争中国教禁开放之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医生，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这样的医生，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出现了，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的美国医生伯驾，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中国的西医，基本发端于教会，西医教育，无论协和、湘雅、华西，都是教会办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医院体系。至于西式学校，几乎是跟各地教会同步兴起，有教会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学校。中国最早的大学，也是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实际上，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兴办的学堂，无论大中小，都在明里暗里跟教会学校学。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在五四以后，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也逐步褪去，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相互竞争，才创造出民国大学的辉煌。 虽然说，教会办医院和学校，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吸引人们入教，实现所谓的“中华归主”，但是，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新式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老百姓谋了福利。而且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减少了宗教和神学色彩，趋于世俗化。尽管如此，教会的医院和学校，却始终保持了它们的慈善性和公益性，教会医院和学校，开始的时候不收费，后来，局面打开，开始收费，但医院依然有针对贫苦人的慈善的门诊，有慈善性的医疗服务。学校也是如此，对于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始终都敞开大门。 教会医疗和教育事业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和私立教育和医疗事业，始终是一种压力，一种竞争性的压力，可以制约着公营事业不那么官僚化，更可以制约着私营事业不那么唯利是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医改和教改，把这两个领域对教会开放，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对国家和民众，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众所周知，现在这两个领域不能对教会开放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但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地方，不说教堂林立，也差不了多。既然教堂的存在已经无法遏制，那么，人为地禁止教会进入公益事业，还有什么必要呢？清末和民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尤其是在公益事业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妨碍，当年尚且如此，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就更没有必要了。

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中国崛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在制度选择的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但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新青年·权衡》特邀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和赵晓先生就“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进行对话。 杨鹏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国内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赵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相信他们之间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话，对我们从文明和信仰层面上看待中国崛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赵晓：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杨鹏：你关注文明层面，即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看中国崛起对世界文明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讨论问题最怕的是对概念的定义不同，所以请你先阐述一下你理解的文明的涵义。 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 赵晓：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可以将文明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组合。比如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曾历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们都没有摆脱经济学上所讲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再比如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更加看重财富分配，带有此消彼涨甚至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中国传统文明方式是治乱循环式的，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此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总量的扩张仅仅是中国改革和崛起的表象，其实质是文明转型，是中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杨鹏：我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跟你不完全相同。我认为“文明”涉及到人为的非自然的一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之中，完全受制于自然界规律和资源的边界。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更生活在人造世界之中。人创造出自己的科技、文化和制度，以便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和资源，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总之，“文明”发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类在这四大关系中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就构成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处理这四大关系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过去的创造被后人遵从，就变成传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件，就是创新。所以文明本质上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文明的动力本质上就是人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文明转型就是上述四大关系的转型；转型的背后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 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制度转型，但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制度问题。中国卷入全球交流和竞争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非制度性问题，可以简单归之于文化问题。研究一下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族群的生态位，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同等制度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族群在竞争时取得的成就差别很大。在美国，犹太人和华人同属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有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或习俗，也是两个相对成功的文化族群。但在美国的社会生态层上比较两个族群，会发现犹太族群的生态位远远高于华人族群。总的来说，华人给人的大体印象，是开中餐馆和当研究助手，在这两个领域华人比较集中。虽然从事研究和学术的华人不少，但在学术上取得类似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世界一流成就的人很少。而犹太人则活跃在金融、投资、法律、文化（比如好莱坞）甚至政治等领域，犹太人中涌现出大量的金融家、实业家、思想家、大导演、大律师、大政治家，他们取得的成就远比华人辉煌得多，他们的生态位也比华人高得多。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东南亚。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华人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文化成就往往要高于当地人。在东南亚，华人更多从事城市工商业，也从事金融业、娱乐业等。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华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经济，成为上层文化族群。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低于犹太人，而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就高于本地人呢？我们会发现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可以笼而统之地归之于文化因素。也许有人说，可能是人种因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人种来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具有共同的血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区分，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希伯来书十二章6节） 　 　　 　　许多基督徒有个倾向，就是把所有不如意的事都视为「属灵争战」。 　　 　　当困难发生时，许多基督徒马上向神祈求挪去他们的危难。但问题是，他们的苦境不见得与撒但或属灵争战相关。与其相信自己所收割的正是所种的苦果，或坦承自己乃被天父所管教，我们宁可归咎自己的苦难是出自于撒但的攻击，但这可是太抬举自己了（加拉太书六：7）。…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10节） 　　 　　　 　　耶稣警告我们要谨防盗贼，因为他们会窃取神原本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耶稣要我们享受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10）。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类就必须选择相信谁。撒但让亚当和夏娃误入歧途，以为不顺从神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东西。悖逆使他们丧失手中所有的东西，他们的余生只经历到神原要赐福的零头余数。圣经中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许多人丧失作神儿女的权利，来换取一些短暂且空虚的东西。 　　世界想尽办法要你相信，如果在婚姻、教养儿女、事业前途、或娱乐享受上，采用世界的道德标准，你会找到完全的满足。如果你相信这些话，永远不会经历到神原要赐给你的福分。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23）。如果你选择聆听世界那些声音，而不听从那位创造生命并赐丰盛生命之主，是人生一大悲剧。 　　耶稣要你安心度日，知道自己是神所心爱的儿女。如果你现在并没有体验到仁爱、喜乐及和平，代表你已经安于那种微薄福气的日子。如果你有一箩筐未曾体验丰盛、喜乐生活的借口，今日就下定决心，非要得到神所赐的丰盛生命不可。停止跟随世人追逐满足的脚步，去聆听救主的声音，你将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林慈信博士“心理学与圣经”研讨会系列报导》三之三 改变字体大小 许多自尊运动的推行者同时也宣传所谓“心想意成”的能力，即你所想的就能发生，心灵可以控制物质。对此，林慈信博士强调这是惟有上帝能做到的，只有祂是“凭己意行万事”的主(弗1:11)。然而这在坊间盛行、近似催眠的自我激励方式也在教会内逐渐流行。 林博士指出“催眠和冥想是新纪元运动者常用来帮助人提升自信的方式。”而在心理学治疗上已广泛使用的催眠术，如今也以另一种面貌进入教会，就是许多人都听过的内在医治。 内在医治的前身是记忆治疗（Memory Healing），为美国人Agnes Sanford在1950年代结合“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和“新思想”（New Thought）等类邪教的“信心治疗”和容格派心理学的部分观念，如内在孩子（Inner…

第43辑文章推荐 陶曲勇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本辑学刊出版于2020年春 陶曲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字学和出土文献。代表专著为《西周金文构形研究》（2014），代表论文有：《西周金文异构字的特征及其对战国文字的影响》（2020），《“兆工”试解》（2014），《说“汲落”》（2009）等。 摘 要 “史前汉字”是指成熟的汉字体系（甲骨文）出现之前，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各种与汉字有密切联系的刻画符号。不管是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如舞阳贾湖刻符、半坡陶符、大汶口文化陶符和良渚文化符号）的分析，还是对文字起源传说（“仓颉造字说”）的考证，或者是类比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东巴文、彝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因素在汉字起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汉字起源中的关键性促进因素。要解决汉字起源问题，就必须在今后的研究中阐明早期的巫史如何使用这些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如何从用于沟通天地、交往神灵变为记录世事、传递语言。 正…

　　 我为什么要谈《悲惨世界》呢？在我阅读的世界里有两座大山，一座是《悲惨世界》，一座是《战争与和平》，我一直很想去攀登。这两部作品太重大了，规模非常宏大！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当代作品进行过度解释，很小很小的细节被赋予很多很多的意义。而对于古典的东西，或许因为它们结构复杂，于是我们便不谈，这样其实我们损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来面对这两部巨作。当然在这两大工程之外，我还有个余兴节目，将来有时间我也要去分析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部侦探小说，她的小说我已经读了70%，统统读完可能也是一件蛮艰巨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阅读世界里的三件任务！ 　　 2012年10月份，当我把我手里的东西写完的时候，我决定给自己放假，一个“读书假”。几年来，特别是在那两三年里，我一直不停地写，几乎每天都在写，哪怕是在旅行的途中、飞机上、旅馆里，我都在写，好像有一种惯性，写到9月份，我就觉得应该暂时收尾了。这样不停地用着已有的东西，好像快用光了，应该去读些书！真要去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仿佛自己将面对一个很盛大的节日，非常愉悦！我觉得自己要开始过一段“好”日子了。从台湾海运回来的两箱书也到上海了。我觉得好有福气，可以生活在文字这么充盈的世界，可以有这么多书让我去读！当我一本一本地去读，基本是两天一本、一天一本，我觉得这近乎是一种“奢靡”！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沉迷在这样的快感里面？我忽然感到应该让这种快感抑制一下了，于是我搬出了《悲惨世界》。 　　 其实，对于《悲惨世界》我做过很多的笔记，但当我决定真正要攻克这座堡垒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害怕。因为它是那样复杂，它的复杂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复杂！因为它的情节又是异常简单，它就可以简单到这样的程度，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故事。所以我特别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它的情节不能铺得很开很开，拎起来就只有一句话。这样的作品虽然复杂，但它绝不是庞杂、杂芜的，它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可以提纲挈领的。那么《悲惨世界》对我来说，它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也就是冉·阿让的苦行、苦修。”这个人的修行不是在宗教场所，而是在世俗的人间，这个“俗世”就是用“悲惨世界”来命名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当我真正面对它，我却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事件，我应该如何去铺排它？我如何去想象这样一位几百年前的作家，他是如何来安排他的故事、他的人物和这些不同的场景？ 　　…

拔摩的海岛 2001年7月23至27日，奥兰多改革宗神学院（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系统神学与哲学教授约翰·傅瑞姆（ John M. 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