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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1世纪的儒学，首先理应可以为人类现在的文明、为哲学思想家提供精神资源。进一步要问，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创见性的回应？不过，如果只是有创见性的回应，而内部没有进一步发展或转化，力度还是不够的。基于这三个层面的诉求，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追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知”；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行”；第五个问题是“人的希望何在”，这是神学的问题。 　　关键词：21世纪儒学超越启蒙心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儒家精神 　　作者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100872） 　　2009年10月19日，我被邀请参加德国总统克勒主持的小型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现代性的多重形式”。讨论的问题是：第一，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也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第二，是什么连接人与世界？讨论文化和沟通的问题；第三，我们怎样设想未来的生活？另外，会议还探讨现代性的未来的问题。虽然最后我没能参加会议，但是会议提出的问题却与我一直学习和思考的儒学有所共鸣，这些基本的问题也正是21世纪的儒学所应该回答的问题。21世纪的儒家，首先理应可以为人类现在的文明、为哲学思想家提供精神资源。进一步要问，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创见性的回应？不过，如果只是有创见性的回应，而内部没有进一步发展或转化，力度还是不够的。基于这三个层面的诉求，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追问。 　　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人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生存的可能以及繁荣的前景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即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我认为，我们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但要说明的是，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后面也有很多预设，都可以质疑、讨论。接着这两个基础的问题，我自己想进一步考虑三个理论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知”，即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靠什么办法来知道这个世界？一个是“如何行”，这是伦理学的问题，即我们应该怎么做？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的希望何在，这是神学的问题。 　　何为人：儒家视域下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儒家的思路，这与西方文化是很不相同的。西方哲学走的是“归约主义”的路子，“定义”是找出本质特色是什么，这样才能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一种简单的现象学的描述，或者人的日常生活的感受都不是哲学，而要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后来马克思提出人是可以制造工具的动物，现在更重视人是能够用象征符号或者说能运用语言的动物。但儒家不是这样的，不是定义型的。虽然现在反对本质主义，但我还是主张要考虑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就是“人怎么样”。但不走“归约主义”，而是全面地了解各种不同的面向，考虑人之可以成为人的所有条件，这样就不是“定义型”，就好比射箭以直接中的为目标。一般的印象是中国的思想有综合性、模糊性，“黑箱作业”，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主流不走归约主义的路线，但我认为是一个主动自觉的选择。 　　1．人是什么样的存在…

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关注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发展的现状和所遇到的挑战。文章指出，虽然大多数基督化教育学校非常低调，但随着基督徒数量和家庭教会的逐年增加，基督化教育的学校发展之迅速，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据该刊记者了解，中国大陆首家基督化教育学校出现是在9年前于广州，当前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还处于发芽期，普遍形制和规模较小，当前正处在发轫期的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普遍形制、规模比较小，规模最大的有80多人，最小的不到10人，很多学生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子女。因此，多数都选择了使用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体系ACE(Accelerated Christian Education的缩写，意为快速基督化教育，是国际著名的基督教教育课程） 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体系。目前，中国大陆如今已经有40余家ACE系统的基督化教育学校，以广东、北京最多，各有五六所。其余分布在昆明、大连、上海、南京、重庆、成都、温州等地。 这些基督化教育学校，有着三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基于家庭教会，通常由教会的带领人来担任学校督导，学校一些活动，都有该家庭教会的同工共同参与。林开元所在学校，即是如此。第二种不只是基于某个家庭教会，所有的孩子都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可能分属不同的家庭教会，学校的活动也没有第一种那样的教会同工参与。这种形态占了基督化教育学校的大部分。第三种近乎是家庭教育模式，由几个有基督化教育需求的家庭自行组合，他们自行挑选教材，带领孩子学习。 在文章中，记者还介绍了基督化学校教育发展的必需性和必然性，并且也坦率指出现在基督教化教育学校所面临的不安，如面临资金不足困境、现在无法与中国公立教育共融、学生升入大学是最大挑战等等。 基督化教育学校发展的必需与必然 据2010年大陆社科院公布的抽样调查显示，当前大陆有基督徒2300余万人。同时亦有其他一些数据给出了更高的数字，5000万、7000万不等，基督徒增多，而基督徒家庭亦逐渐增长，基督徒家庭的子女教育势必是个仿佛“水涨船高”的问题一般。…

福音和文化只有一种关系 自古及今对于福音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大致归整起来存在三种观点：垂直更新的关系、等同渗透的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 对此持不同观点者都各自援引圣经的一些经文，并拿出自己的一套神学来力证。从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可看出，与主同行、同工的使徒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纠缠，非常想弄个明白的；主耶稣也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设喻、多次教导，想让世人分晓的。 幸好有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记载，耶稣受害之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并在他们眼前升天。他们才不再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而是同心祷告，等待圣灵的能力，一生献上去传耶稣是基督，传讲耶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如此简单得不可思议的一个消息征服了罗马帝国，更新了希腊文化。 大数人扫罗如何成为使徒保罗的呢？不就是在于被主光照，明白了这一关系么！保罗是怎样告白的呢？以福音为至宝，视万事为粪土。万事当然不是粪土，都在神的普遍恩典中，但和福音相比，万事何尝不是粪土呢。 于此，那种认为福音和文化存有等同渗透的关系或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在怎样误解福音不言自明了。基督徒当然有文化使命、管家使命、社会使命，而且于斯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责任是主所赐的祝福，也是主所赐的权柄。但这些使命是在福音本身里自然完成，如同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所需要的主会加添一样。 人的义绝不是神的义 为什么会认为福音和文化有等同渗透的关系呢？因其一直不断的人文理想和从不放弃建造巴别塔的集体后遗症，实质上在以人度神，以文化理解福音。敬虔的有文化修养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栽倒在这上面的，对这点主耶稣骂得最不留情。当福音等同于文化的时候，福音的光彻底被遮盖，扮做光明天使和神的代言人的撒旦坐在庙堂上教训选民。中世纪教会、新文化运动等就是这样温水煮青蛙的。 为什么会认为福音和文化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呢？因为传福音有些心急而看重了眼睛看得见的部分，疏忽了眼睛看不见的部分。可圣经里说得清楚：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受了世上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东方文化长久以来的阴阳、二元等思想。…

转自晨光书店 在与《属灵伟人同行》一书中，华伦·威尔斯比煞费苦心地劝基督徒要读经典名著。他说：“基督徒如果肯阅读经典名著（不论属灵的，世俗的），他的生命必然会有长进，不会盲目地崇尚畅销书了！”威尔斯比列举了三个理由。第一，经典著作能耐久；第二，经典名著是超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的；第三，“经典名著像泉源，能涌流出其他的著作；又像一把钥匙，能开启许多新的门户；或像一粒种子，会产生丰硕的果实，虽然成千上万的书不断出版并风行一时，但它们渐渐地销声匿迹，然而经典名著仍然能吸引人的思想，历久不衰。” 认真阅读一本经典名著，胜过阅读许多本一般的图书。马克吐温极具讽刺意味地说：“所谓经典名著就是那种人人称道却没有人读的书。”为什么阅读经典名著有那么多的益处，人们却不愿意读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人以为经典著作只有专家学者才能读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C.S. 路易斯说，他作为一名教师，一直以来的主要工作重点就是让年轻人明白，第一手的知识，不仅价值高于第二手的知识，而且往往也更容易学，更令人愉悦。当然，经典著作也并非都很容易读。由于经典著作的思想有一定深度，要吃透往往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如果阅读经典能帮助基督徒成长，付一点代价岂不是应当的吗？著名的基督徒教育家嘉柏霖在《当代基督徒人文素养》一书中说：“如果基督徒只接受垃圾作品，就算再敬虔也无法在智性上有所长进。如果基督徒从来没有自动自发地读一些艰深的书籍，听一些伟大深刻的音乐，与人谈论一些需要动脑筋的话题，那么就别指望智性会有所成长。”农民要得粮需要劳力，运动员要获奖需要训练，基督徒在真理上要有长进，不也需要一点努力吗？ 在阅读中，存在两种坏习惯：一种是无论拿到什么书，不读则已，一读就从头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甚至连读报纸都一字不落；另一种是书读得很多，什么书都草草翻过，不求甚解。在两种毛病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药方。该书的作者把阅读分成四个层次：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基础阅读是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会的阅读，主要在于理解字句的意思。主题阅读比较复杂，牵涉到不止一本书，但它是做研究、写论文不可少的能力。检视阅读和分析阅读介乎基础阅读和主题阅读中间，是被使用的最广泛的两种阅读方式。 矫正第一种习惯需要用检视阅读。检视阅读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项阅读，也称略读或预读，通常花的时间不多。检视阅读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一本书是否值得我们细读；二是可以让我们了解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前者为我们节省了时间，后者则帮助我们开阔了视野，因为经过检视阅读，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本书没有兴趣阅读，或这本书为什么不值得细读。比如说《与神对话》一书，你要不略读一下，以为是一本基督教信仰的书，一头扎进去细读，实在不值（除非你想深入了解新纪元运动的思想）；可你要听说它是一本新纪元的著作，因此翻都不翻，那么就连它大体讲什么都不知道。 矫正第二种习惯需要用分析阅读。分析阅读就是全盘的阅读、完整的阅读、优质的阅读，目的在于咀嚼与消化一本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是一个很普遍的形象。有些人读书是因为对知识有一种贪婪，希望把什么都吞吃了，读书对于他们来说主要是为了获取知识或资讯；有些人读书总是停留在感觉的层面，初读没有什么感觉便不愿意再进一步深入阅读。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我们阅读的深度。我们说一个人“博览群书”，通常是指这个人阅读量极大，我们很少考虑阅读的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作者指出：“一个读得很广泛，却读不精的人，与其值得赞美，不如值得同情。”针对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作者说：“仔细地阅读一本书，而不是浮面地阅读大量的书，就是一个好读者能达到的理想境界了。” 对于基督徒而言，要达到理想的阅读境界，分析阅读还不够，还需要灵修阅读。中世纪熙笃会修士圣提里的威廉（William of…

吴飞老师被评为2009年北大“十佳教师”，并作了“今天怎样做北大人”的报告，之后本刊记者就教育教学问题对吴老师进行了采访。本文是采访稿的下半部分。 采访记者：郭九苓、崔悦、王玉彬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29日，下午18：00－19：00 文字编辑：李妍、崔悦、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0年6月10日，经吴飞老师审阅同意。 ————————————————- 一、问题与忧虑：“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记者：如您前面所说，北大要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人。作为北大老师，不仅要教书育人，也被赋予了文化思想上的责任。下面还想请教一些您治学方面的问题。 我看到您写过研究波斐利的文章（吴飞：《推罗老人与希波主教》，刊于《读书》2009-6），想请您谈谈关于宗教与文明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觉得信仰本质上是反科学反逻辑的，因为有信仰必然有权威，权威往往是不容质疑的，而科学允许甚至欢迎有理有据的质疑。但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有的时候宗教恰恰成为文明的一种载体，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现在中国社会也存在很多与宗教有关的问题，像基督教现在传播的很快，您又怎么看？对于中国来讲，有没有可能使这些宗教也成为我们文明进步的一个动力或者是载体？…

时间:2010-07-05 14:13 作者: 高师宁 http://new.21ccom.net/uploads/allimg/100705/14150H4O-0.jpg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一场基督教葬礼上的腰鼓队。 资料图片 　　众所周知，任何宗教与其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总是存在着张力，只是张力程度的高低不同，否则宗教将不成其为宗教，但这种张力是会改变的。在《宗教的未来》一书中，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总结了有关张力变化的规律：一般而言，一个宗教在创立之初，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张力相对高，这样才能突出其独特性。但这种一开始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存在高张力的宗教组织，如果难以在社会中求得发展，在社会交往方面孤立无助，以至于会使其成员隔绝于外界，那么，这种张力就会降低。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张力与融合并存…

昨天被打倒，今天被尊崇 大起大落的待遇 中国人对孔子极端的爱和恨是世间罕见的。无论是希腊的苏格拉底、法国的雨果、英国的沙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他们各人在本国所得到的待遇，都无法与孔子在中国大起大落的待遇相比。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奏本以后，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对孔子的追封追谥不断提高，清世祖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各地纷建孔庙。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动用国家资源，祭孔大典一年比一年隆重铺张！尊孔更迅速走向国际化。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已在全球87个国家，建立了共583所“孔子学院”，还计划到2012年要增至1,000所。 中国人虽然对孔子极度尊崇，但有时又对他深恶痛绝！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用说。“五四运动”认为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要对中国的贫穷、落后、积弱负责，高喊“打倒孔家店”，孔子成了替罪的羔羊。“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使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墓遭到彻底的破坏；其后的“批林批孔”，全国中、小学生都被灌输孔子的“反动言论”，反孔的狂潮巨浪滔天！孔子昨天才被狠狠打倒，但今天又被高举膜拜，同一个政权，对同一个人物，态度是何其的反复无常！ 洪予健牧师日前在温哥华举行的“信仰与文化讲座”，以《中国基督徒如何看孔子》为题，与二百多位与会者一起探索孔子在中国奇特的礼遇和遭遇、孔子的学说、基督徒如何看孔子及其学说。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不少提问更富有启发性。很多来自中国的同胞，孔子在他们的认知中早已被歪曲了，他们盼望能重新认识孔子。基督徒则渴望在信仰的亮光下，摆正孔子及其学说的位置。这场“信仰与文化讲座”由北美浸信会信友堂与温哥华短宣训练中心合办，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协办。 孔子的成就与缺失 洪予健牧师首先指出孔子的品德、修养、智慧、才能均杰出无比。他谦恭自省，敬天重人，安贫乐道。他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他执着使命，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宏扬仁义。他克己复礼，知其不可而为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无权、无势、无财，但他的品德学问感人至深，也深得弟子的景仰爱戴。 无论孔子的品德学问怎样冠绝群伦，但他仍是人，有人的限制。我们也看见他学说有偏差的地方。（箴九：10）例如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歧视妇女之嫌。他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反映他对超自然的存在采取存而不问、回避逃避的态度。孔子既是亚当的后裔，他当然有与生俱来的罪性，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拯救。（罗五：12）孔子求天道，但上帝的特殊启示没有临到他，他不可能认识上帝，也不可能知天道。弟子问他生与死的大问题时，他只答：“未知生，焉知死？”没有正面响应。孔子没有向上作突破超越的追求，他追求的是人道，是向下针对人伦、器物层面的研究。 洪牧师指出不认识上帝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孔子的伦理教导因此失去重要的根基。他虽然看见人性的败坏，但仍相信人本自足。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孔子相信人有能力自我完善，达致“仁”的境界。他虽然关心国事，但不知如何制衡监督掌权者的权力，让民众免受苛政之苦。他最大的理想是倚靠圣君明主以德治天下，使天下归仁。结果反被专制者利用，帮助他们的统治，成为他们的帮凶。因为没有上帝，专制者以为自己就是上帝。任意妄为，残民自肥！孔子却侈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就是邪恶！ 2010-11-22 http://www.shwchurch1.com/images/email.jpg http://www.shwchurch1.com/images/print.gif http://www.shwchurch1.com/images/gywm.jpg “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马太福音 14:3-4） 1 作为第三届洛桑大会的应邀代表及其中一名组织者，前些日子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在海关被拦截、在未出示任何执法证件且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手机被抢走、被强行拉到一宾馆软禁二十四小时等等。在那之前我周围的其他人身上也上演了一幕幕：一位年轻女牧者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强行从地铁上拖下而受伤、另一位身体软弱腿上稍有残疾的牧者出家门赴机场时遭到强行拦截并被推倒……。过去发生在那些所谓政治敏感人士身上的事情，今天竟落到了教会众牧者的身上，北京众教会因此也经历了自己教会的牧者和同工失踪、遭软禁、24小时受监控等事件，甚至有些教会的信徒居然发现牧者来教会时还有寸步不离的“保镖”在身边。…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孰是孰非？ 　　今天我想关注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启蒙与救亡。从当代分析传统的历史哲学来看，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应该是一个“历史叙述句”，在一定意义上被作为中国近代发展史逻辑的归纳。大家都知道在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这个文章后部，他把“创造性转换”逻辑性反转为“转换性的创造”，认为这个创造应该通过社会体制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方面来转换。其实很多人提出质疑，首先是知识产权不归他，应该为美国女学者舒衡哲，1984年她在海外发表《长城的诅咒–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在里面更早提到救亡与启蒙冲突。当时关键词是“救国”，还没有用“救亡”这个词，她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第一次启蒙的时段是1915～1921年，中国启蒙不同于欧洲启蒙，特别不同于法国启蒙，启蒙的重点首先是摆脱封建伦理。后来她又提出一个“后政治”启蒙的问题。 　　更有趣的是，李泽厚把他80年代看过的英文资料都给我，我发现了舒衡哲给他那篇文章的复印件，这个复印件给他的时间是1985年12月16日，李老师读了这个文章，在重要的地方、讲救国的地方做了标记。而舒衡哲本人也声称，1982年她在卫斯廉语言大学讲座的时候，最早提出这个东西，并且在1986年正式的书里面，使这个观点确定下来，1986年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她改书名为《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与1919年五四运动的遗产》。舒衡哲1980年在北大学习后曾见过他，1982年李泽厚受邀到美国又见到舒衡哲，他们有很多思想的撞击，但是，李老师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舒衡哲抄袭我倒是可能的；第二句话，谁抄袭谁的问题此后我跟她再见面，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事。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只能给出两个判断，第一个是或然性的判断，“启蒙救亡说”可能被异曲同工提出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1980年始他们的几次畅谈，可能两个人有一个思想上的交锋，我感觉可能是一个模糊的共识，但1979年李泽厚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还是潜意识，后来两个人用不同的观点讲述了这个想法。 　　另外一个是必然性的判断。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启蒙救国，其实变奏这个说法，就是李泽厚说的，但是差异在于李泽厚更明确提出了压倒说，这是李泽厚明确提出的，而且从早年反帝成为压倒性主题，就是近代史一开始，他就明确确定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其一。 　　第二，李泽厚试图把这种压倒说贯穿到整个近代史发展逻辑当中，而舒衡哲并没有野心，现在我更加认为其实中国是一个未完善的启蒙运动，这是哈贝马斯的观点，就是现代性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的现代性更是如此。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他们的视角不一样，舒衡哲更多是从历史到思想，而李泽厚更多是从思想到历史的不同的眼光。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他们之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在研究严复的时候，更早有了启蒙救亡思想的萌芽，从他主编的书《五四运动的思考》里面开始就有。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逻辑到底怎么样？这就是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谁来启蒙、谁来救亡的问题。我们回到1964年史华兹的书《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那本书讲，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可能有它自己抽象的内在价值，但是引起严复最强烈反响的就是它作为达到富强手段这一直接价值。所以我们再回到严复1895年《原强论》当中，他也讲了很多类似的想法，比如他强调要富强压倒自由，外竞压倒内竞，其实质也是接近于我们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但是从严复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救亡压倒启蒙，哲学上看，这到底说了一个什么哲学的问题，更高层次在说什么？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根本问题，对中国来说，我们到底要的是国家富强，还是个人自由？就是国富和自由哪个重要？这可能是近代以来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严复内心深处尽管选择了自由，但是他认为富强的目标在现实中始终是高于个人自由的。在情感上我们向往自由，但是在理智上我们毫不犹豫接受富国强民的基本目标，这恐怕是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内在悖论的东西。 　　换句话说，李泽厚的启示来自哪里？在中国大陆，启示来自反帝压倒反封建，这种观念李泽厚在70年代末就已经形成，对反帝反封的阐释，可以看作启蒙救亡的一个基本的来源。特别是1979年《历史研究》第6期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当中已经非常成熟地表露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历史上来说，按照李泽厚的观点，表露为讲求启蒙的邹容与讲求救亡的陈天华之间思想的对峙，李泽厚在1979年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他的这篇文章后来修订很多，增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此紧迫痛切的民族种族的危机感，如此愤慨激昂的救亡呼声都证明了“救亡爱国”成为了压倒性的主题。如果说，在严复心目中，还纠结着我们要担当一个启蒙者还是救亡者的矛盾的话，那么，严复选择了前者，邹容想担当理想化的启蒙者，陈天华则是一个现实化的救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