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布真是英国19世纪的传道人，他讲道非常有能力，被人称为“讲道王子”。司布真讲道的能力来自祷告和阅读。司布真博览群书，从历代属灵前辈那里吸取了许多的洞见。他在一次主日讲道“保罗——他的外衣和书”，分享读书对基督徒的重要性，一个听过上帝隐秘话语的使徒保罗依然需要读书，更何况我们。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后4：13） 关于这节经文，司布真如是说： 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书，我们只能对那些皮卷是什么作一些猜测。保罗留下了一些书，可能是包在那件外衣里，他要提摩太小心把这些书带来。就算是一位使徒也需要读书。我们一些非常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弟兄认为，一位读书，为他的布道学习的牧师一定是一种非常值得谴责的传道人。 一个上讲坛，自称在现场选择他要讲的经文，讲论任何数量的荒谬之言的人，他是许多人的偶像。如果他不经事先默想就说话，或者假装如此，决不带出他们称为死人脑袋一碟菜的东西，哦！他就是传道人的典范！ 他们要受到使徒多大的斥责！他是受了神的默示，然而他要读书！他已经一直传道至少有三十年时间，然而他要读书！他见过主，然而他需要读书！他比绝大多数的人有更丰富的经历，然而他需要读书！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然而他需要读书！他已经写下了新约的大部分，然而他需要读书！ 使徒对提摩太说，也是对每一位传道人说：“你要以宣读为念。”不读书的人，他的书绝不会有人去读；从来不引用别人的话的人，他就绝不会被人引用。那不愿意使用别人脑子里思想的人，是证明他自己没有脑子。弟兄们，牧师是如此，我们大家也当如此。你们需要读书。尽你们所能唾弃轻浮的书籍，但要尽可能研习纯正的神学著作，特别是清教徒作家的著作，还有对圣经的注释。 我们相当肯定，你们使用你们空余时间最好的办法，不是读书就是祷告。你们可以从书本里得到极多的教训，以后可以在事奉你的主神和主的时候作为真正的武器。保罗呼吁：“那些书也要带来。”让我们加入，来一起这样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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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3 03:35:00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有54686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854) 核心提示：近日，北大教授钱理群表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187;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 在中国，无数家长正以爱孩子的名义、彼此攀比，破坏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而家长们对此却浑然不觉或无能为力。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一次教育沙龙中，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批评了家庭教育当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 杨东平提问道：“你的家庭到底是给孩子提供避风港还是第二战场，是让孩子多睡一个小时还是让他多上一门课？”在暂不能改变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家长依然是有选择余地的。 杨东平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孩子个性的培养与发展主要是家庭的功能，只有父母才能“一对一地、深入地、无微不至地观察、发现和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学校提供的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基本教育，无法像家长一样可以“专”。 西方教育为家庭教育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小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比国家规定的时间少1小时23分，比美国、意大利、瑞士的同龄孩子每天要少睡四五十分钟，而在高中阶段，这个差距甚至扩大到了一个小时以上。 杨东平说，在分数和考试面前，许多中国家长可以不顾孩子的身体健康，本来小孩子都聪明可爱，可惜很多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逐渐被毁掉了。一半是被学校毁掉的，一半是被家长毁掉的。 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揠苗助长，对子女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杨东平反问道，“但这能帮助孩子成才吗？其实很多情况恰恰相反，在好的教育中，人格养成、身体健康恐怕是第一位”。杨东平指，家长所要改变的主要就是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淡化分数竞争，破除名校崇拜，不要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奇谈怪论所迷惑。 他续举例解释了“第十名现象”，表明学生在中小学的学习成绩与他今后的社会成就没有直接关系，综合素质能力更重要。对于小学生来说，考60分和考90分没有什么区别，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远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 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1月 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 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作者：庄树雄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大学诊断书 临床表现： 1、道德滑坡，学术泡沫 2、教育质量下降 3、专业设置跟社会需要错位 症状：大学合并、扩招狂潮，改名、升格、校庆泛滥 诊断：狂躁病…
转自道里书院论坛 基督教旨大要 一、缘起 吾困于人生问题，求索于基督宗教多年，不得其旨。2010年师从孟晓路先生，做《佛学与西学》研究，深究基督教义，明基督教属密教法门之普被群机形式，与净土宗类。近日，参金刚经之普贤精神，有契，作此文。二、宗旨基督教之宗旨，要在一信字。信为道源功德母。基督教正是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如何依信开发诸功德呢？要有二门，一曰因果，一曰爱。因果者，知世间上有天堂，下有地狱；知有形身心之内还有无形之灵魂；知身心之衣，灵魂是我；知世间如寄，天堂是我家。知行善升天，造恶下狱。深明此理者，看破红尘，一心向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者，爱上帝，爱邻人。爱为一切功德之本。上帝即爱。此爱，人人本具。爱上帝者，依上帝开发自心本具之大爱也。耶稣者，上帝大爱之身教者也。所谓爱上帝，即以耶稣为师，得上帝之灵贯入其心而开启自心本具之大爱。大爱之本能唤醒，自身当下便为爱之化身。人本具大爱，不能爱者，因有原罪。原罪者何，曰我私。我私者，执身心为我，遂起人我之分别者也。此一切罪恶之源，故称原罪。爱邻人者，爱之践行以洗涤内心之原罪者也。故爱邻人，似度人，实自度也。因果以值其基，爱以开发其性德，此两者皆以信为根，故曰基督教者，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也。三、实修实修之道至简，即因果与爱两句。因果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句，爱上帝、爱邻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句。以生死问题为本，参透教义，验以之日常生活，于因果深信不疑。实修以持戒和忏悔为要。爱上帝句。需借助耶稣之身行，将上帝，作为无形之爱之代表，划出模样来，时时勿忘。借此正念，开发内心之真性。大要有二：一持名；二观想。持名者，即将基督精神摄归一真言，化为言音，无间断熏修自心，直捣原罪之根，直提自心之真性。此基督灵修之正旨，而以东正教无止息祷告为正宗。无止息祷告者，持“基督耶稣，请宽恕我这个罪人吧”句，行住坐卧无间断，至一心不乱，便有大效。观想之法，即通过意识分别力，观想耶稣诸事行之相貌，此将大爱之精神图像化。主要形式：祷告、吟诵、礼拜、默想。爱邻人句。能多爱一人，便去一分我私，能多爱十人，便去得十分我私。能爱一切众生，则一切我私去尽。有一人爱不起来，便存一分原罪；有十人爱不起来，便存十分原罪；所有人都不爱，则原罪深厚，不堪入爱门；当持戒与忏悔植其基。四、效验行者自常情到平等爱一切众生，中必经三关：一曰男女关；二曰名利关；三曰门户关。异性则爱，同性不爱；或异性爱得多，同性爱得少。对我好的就爱，对我不好的就不爱。此皆身欲也。常人之爱每堕身欲，为原罪之根。故基督行者，首过之第一关，便是将爱与身欲分开。此关不过，行不了爱，做不了基督徒。名利分贫福与贵贱。世人爱富贱贫者，为一已之私利也。基督徒以‘爱贫贱富’反之，实亦一已之私利也。贫人易爱，贱人易近，富人难爱，贵人难近。能贫富皆爱，贵贱不分，方是真爱。此将爱与贪心分开。能过此关，堪为人师。基督徒成于信，也最容易执信，而生门户之见。是基督徒我就爱，不是的我就不爱。主是一切人的主，主的爱是平等爱一切人，主怎会有门户之见？基督之行者，当努力修行，做到：你是基督徒，是弟兄，爱；你是佛教徒，是弟兄，也爱；你是儒者，是弟兄，也爱。你是无神论者，是弟兄，也爱。此门户之见，是最深之我私，最深之原罪。必破此门户之见，才能离一切是非之心，得平等之大爱。真到此，堪续耶稣之慧命。五、附论数则（1）要点一信、二门、三关。一信者，信而已；二门者，因果与爱。二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上帝爱邻人。三关，男女关，名利关，门户关。（2）与他教之对比信，属土。西方人属金。土能生金。基督教之成就西方文化，道理在此。中国人属土，忠信之道行得最切，能信而不迷。此基督教能大兴于华夏之根由也。因果，类佛家之人天乘，儒释道三教一致之基也。基督扎根华夏，亦当以此。爱上帝，即上师瑜伽法，参照净土宗、密宗。爱邻人，爱瑜伽法，参照印度教爱之瑜伽，与中国伦常道。（3）耶稣精神基督之教要在爱与因果，此皆普贤门摄。圣人心波动凡夫，为灵流，为爱。众生此得灵流而超脱。凡夫之间心与心之波动为气流，互益者为善，互损者为恶；然皆是业力，必落因果。因果与爱，皆人与人之关系也。此普贤门摄。成就此智者，大慈也。大慈即大爱也。故基督教以爱为根本。金刚经云，所有一切众生，无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都度尽，让他们到究竟极乐之家。即此大慈精神之体现。耶稣愿人间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同生天堂。正此种精神之小影也。所谓爱邻人者，即以慈无量心破人相我相人生相寿者相也。故基督行者，大可参究普贤之十大愿王。（4）基督教在西方西方人重物质，多外求。属金，好名相，喜分别，不擅行。故难与此法门相应。得其宗旨者少，失其宗旨者多。此其大体也。东正教以爱为本，重实修，归入爱门，得其骨也。天主教以灭罪为本，重忏悔，归入因果门，得其皮。新教者，惟一信而已，实不信也。此基督教之被误会形式也。然则虽实不信亦有一信之形式在，此或为一阳来复之生机也。此其大要也。（5）基督教在中国与三教之互补与互益。基督教为普贤行门，普贤行为基督教之高级形式。普贤法门者，开发大圆镜智之法门也，此密宗之事。故基督教在中国，可为密宗之初门。时下，藏密在西方大兴，非无由也。基督教在中国可为佛家密教之基，而与净土宗并列。基督教可为儒家仁学之补充，下则为一切教化之基，上则为求圣求贤之一法，以求理学重智偏仁之弊。作为出世教，因其离欲，可升色界天。故可与道家并列天道教。一重修身，一重修心，此其别也。景教在大唐得以扎根，非无由也。近代基督教初传，遂能发展到今日达千万之规范，亦非无由也。今日基督教在中国之问题。然今日传入中国之基督教，多为新教，有多带政治种族门户之见，此时下中国基督教之种种问题所由生之根本也。不识者遂以为儒耶水火不容，此不深察之识也。一切圣人之教，必可互益互存，不容者，皆表相也。
辛亥革命以来，20世纪中国的信仰危机，如同一个始终在游荡的幽灵。表面上，这是各种政治、社会、信任等问题的真实反映，但实际上，它却源自于辛亥革命以来的诸种信仰关系及其互动。梳理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信仰关系的复杂变迁，正可为当下中国信仰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与理论的借鉴。 “汤武革命”模式的改变 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曾给予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以非常重要、异常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四大“宗教替代思潮”，即伦理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科学代宗教以及稍后的哲学代宗教，可说是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宗教替代思潮，从其形成伊始就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之中，并逐渐在现代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主义信仰”，乃至“主义代宗教”的政治思潮，进而使此类四大宗教替代思潮渐渐被其“主义的信仰”所整合，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 每当朝代更迭或权力转换的时代，传统的信仰及其信仰形式就会发生相应的危机。因为这些信仰已经成为权力治理术，或者是直接成为了权力统治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当权力秩序发生动摇的时候，其信仰危机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 传统中国的信仰及其实践模式，曾经有“神道设教”，再经“人道设教”，接着是儒教信仰借助于法家统治，以阳儒阴法的形式建构了国家主义的“君道设教”。因为内圣外王的信仰传统，天子被打造为圣人，作为“法天立道”的道义权威，特别是从秦汉到清代，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完善，文人士大夫借助于国家权力建构“帝王即圣”、“官员如神”的权力信仰，使历代帝王成为“口含天宪”，集“神”与“圣”于一身，使有限的个人专制权力替代了无限的天命信仰，成为传统中国汤武式革命、顺天应人的信仰核心，使国家权力的“世俗”存在被赋予了超越的性格乃至神性，渗透在政治、法律、伦理诸领域中，进而使王道秩序获得了神圣化的证明。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乍看一下，好像仅仅是一个传统朝廷被推翻而已，但是，辛亥革命却在中国信仰的历史本质上，改变了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模式，改变了传统信仰伴随天子、天命的传统重建方式，以近代民国共和统治的形式把天子统治天下的形式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自此之后，天子无法重坐皇帝之宝座，传统的“顺天应人”汤武式革命信仰也就无法重建，从此构成了秩序与信仰的双重颠覆与双重危机。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宿命就是，谁要是重建权力秩序，谁就必然要担当信仰重建的使命。所以，“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取代“天下”，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潮流，与此相应，现代中国政治及其“主义”替代“天命”信仰，也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义信仰”…
What is the Gospel? 原文出自： http://www.monergism.com/whatisgospel.html 转自 http://peddrluo.ccblog.net/archives/2011/38883.html 福音不是人捏造出来的看法，或极有见识的意见，而是全能神直接启示的好消息，述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事，以拯救一切求告祂名的人。福音是述说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公义的代表——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得以称义而复活，并永远地胜过祂所有的敌人，使相信祂的人不致于被定罪。福音是宣告祂所做的一切，而不是我们该做什么。这是神的救赎，完全的拯救……不是建议，不是一套修身养性的课程，也不是一套人生哲学，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怜悯，不单单只是帮助而已。…
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关注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发展的现状和所遇到的挑战。文章指出，虽然大多数基督化教育学校非常低调，但随着基督徒数量和家庭教会的逐年增加，基督化教育的学校发展之迅速，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据该刊记者了解，中国大陆首家基督化教育学校出现是在9年前于广州，当前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还处于发芽期，普遍形制和规模较小，当前正处在发轫期的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普遍形制、规模比较小，规模最大的有80多人，最小的不到10人，很多学生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子女。因此，多数都选择了使用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体系ACE(Accelerated Christian Education的缩写，意为快速基督化教育，是国际著名的基督教教育课程） 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体系。目前，中国大陆如今已经有40余家ACE系统的基督化教育学校，以广东、北京最多，各有五六所。其余分布在昆明、大连、上海、南京、重庆、成都、温州等地。 这些基督化教育学校，有着三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基于家庭教会，通常由教会的带领人来担任学校督导，学校一些活动，都有该家庭教会的同工共同参与。林开元所在学校，即是如此。第二种不只是基于某个家庭教会，所有的孩子都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可能分属不同的家庭教会，学校的活动也没有第一种那样的教会同工参与。这种形态占了基督化教育学校的大部分。第三种近乎是家庭教育模式，由几个有基督化教育需求的家庭自行组合，他们自行挑选教材，带领孩子学习。 在文章中，记者还介绍了基督化学校教育发展的必需性和必然性，并且也坦率指出现在基督教化教育学校所面临的不安，如面临资金不足困境、现在无法与中国公立教育共融、学生升入大学是最大挑战等等。 基督化教育学校发展的必需与必然 据2010年大陆社科院公布的抽样调查显示，当前大陆有基督徒2300余万人。同时亦有其他一些数据给出了更高的数字，5000万、7000万不等，基督徒增多，而基督徒家庭亦逐渐增长，基督徒家庭的子女教育势必是个仿佛“水涨船高”的问题一般。…
福音和文化只有一种关系 自古及今对于福音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大致归整起来存在三种观点：垂直更新的关系、等同渗透的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 对此持不同观点者都各自援引圣经的一些经文，并拿出自己的一套神学来力证。从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可看出，与主同行、同工的使徒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纠缠，非常想弄个明白的；主耶稣也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设喻、多次教导，想让世人分晓的。 幸好有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记载，耶稣受害之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并在他们眼前升天。他们才不再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而是同心祷告，等待圣灵的能力，一生献上去传耶稣是基督，传讲耶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如此简单得不可思议的一个消息征服了罗马帝国，更新了希腊文化。 大数人扫罗如何成为使徒保罗的呢？不就是在于被主光照，明白了这一关系么！保罗是怎样告白的呢？以福音为至宝，视万事为粪土。万事当然不是粪土，都在神的普遍恩典中，但和福音相比，万事何尝不是粪土呢。 于此，那种认为福音和文化存有等同渗透的关系或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在怎样误解福音不言自明了。基督徒当然有文化使命、管家使命、社会使命，而且于斯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责任是主所赐的祝福，也是主所赐的权柄。但这些使命是在福音本身里自然完成，如同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所需要的主会加添一样。 人的义绝不是神的义 为什么会认为福音和文化有等同渗透的关系呢？因其一直不断的人文理想和从不放弃建造巴别塔的集体后遗症，实质上在以人度神，以文化理解福音。敬虔的有文化修养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栽倒在这上面的，对这点主耶稣骂得最不留情。当福音等同于文化的时候，福音的光彻底被遮盖，扮做光明天使和神的代言人的撒旦坐在庙堂上教训选民。中世纪教会、新文化运动等就是这样温水煮青蛙的。 为什么会认为福音和文化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呢？因为传福音有些心急而看重了眼睛看得见的部分，疏忽了眼睛看不见的部分。可圣经里说得清楚：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受了世上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东方文化长久以来的阴阳、二元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