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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妻制遇到了传教士 梁发芾《中国经济时报》专栏(2009,7,3)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明朝后期就到了中国，进行他们所谓的神圣的传教事业。在中国，传教士的事业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以致在中国，皈依基督教的人是异乎寻常地少，发展新的信徒相当难。 两个挑战，一是中国人祭祀孔子和祖先，二是中国的多妻制。对于第一个挑战，传教士基本上采取默认态度，虽然罗马教廷并不认可；而对于中国士绅普遍的多妻制，传教士却毫不相让。可以说，一方面，是中国的多妻制如同一道高墙，阻挡了西方宗教对中国的渗透，家有多妻的中国人不愿也无法皈依基督教；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传教士的呼吁批评，如同涓涓流水，终于腐蚀了中国多妻制的墙脚。多妻制终于在中国崩溃，传教士居功至伟。 中国的多妻制，严格来说应该叫做“一夫一妻加妾”制，借用一种曾经十分流行的语式，是以一夫一妻为主的，以纳妾制为辅或者以纳妾制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一个男人只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妻子，但是，他可以拥有与自己身份相同的数目不等的妾，组成一个多女共夫的家庭。 按照中国古代的规定，任何男人纳妾的数量不能超过皇帝妃子的数量，这是等级制社会不言而喻的事情。皇帝可以娶１２１个女子，如果一个是正宫皇后的话，另外的１２０个应该就是妾，虽然皇帝的妾并不叫妾，而是叫做什么贵妃、婕妤之类。皇帝以下，人们纳妾的数量随他的地位递减，读书而未做官的士，只能拥有一妻一妾。一般情况下，老百姓是不能纳妾的，元朝的法令明确禁止老百姓纳妾娶小。这种规定，并不一定是考虑到人人纳妾，势必使得女性集中到达官贵人家中，很多人因此不可能娶到老婆，根本的原因是，如果老百姓都娶小老婆，则社会等级秩序、上下尊卑、纲常伦理、上流特权等都无法维持。 虽然古代制度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可以纳妾的数量，但是，作为最高道德模范的皇帝本身就不遵守这种规定，其妻妾数量经常是严重超编的，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皇帝在历史上绝不少见，有些皇帝如晋武帝据说有１０万人的庞大后宫队伍。这么多的后宫佳丽，虽然并不一定就是皇帝实质上的妾，但是，只要皇帝愿意，任何一个宫女也可以成为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的小老婆严重超编，因此，民间娶妾纳小的风气也就不可遏止，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在买到官员身份之前，家里就养着四五位小老婆。人们对此只有羡慕和妒忌的份儿，因为纳妾的目的之一就是炫耀身份地位，没有足够的财富，是养不起那二房三房甚至七房八房的姨太太的。 在中国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以多妾和美妾炫耀身份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对此瞠目结舌。不少商人和知识分子怀着艳羡的心情看待此事，但是坚持基督教婚姻观的传教士却拒不认同。 中国的士大夫认为，纳妾自古已然，古代大圣人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自己的接班人舜，这就是纳妾的最早典范。而传教士则认为，古代经书说尧将二女嫁给了舜，实质上指的是第二个女儿，而不是两个女儿。传教士还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圣人孔夫子、孟夫子，他们也没有纳妾，足见圣人并不热衷纳妾。传教士对于中国历史并不十分精通，比如据孔子后人著述的《孔丛子》记载，孔子也是有妾的。但传教士为了废妾而研读中国历史，其认真劲头令人起敬。…

邓安庆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现代性的宗教批判使得基督教声名扫地。其直接的表面后果之一，就是人们不再愿意进教堂，不再愿意去听牧师的布道了；而其深层的后果之一，即是现代人在失去了宗教信仰之后不得不在一个无救恩的俗世中，仅仅依靠微弱的一己之力在充满丑恶而冰冷的人生境遇中孤独地生存。但在18世纪末、向19世纪迈进的德国柏林，有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牧师试图改变这一不幸状况，他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饱满的激情和虔敬的信念把许多人（当然主要是贵妇人）吸引到教堂来，把听他的布道作为一种精神的享受，而且他也以哲学的雄辩，科学的实证和宗教的经验深深打动了现时代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的心灵，创立了具有“现代典范”的基督教哲学和信仰体系。这个人就是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在神学上的名声，在宗教学界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像任何伟人一样，其地位也不会是无争议的。坚定地站在施莱尔马赫一边的当代系统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港台译为“田立克”）毫不含糊地说：“他是现代新教神学之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时，他的地位是公认的” 。但是，由于后来以卡尔.巴特(Karl Barth)为首的新正统神学开启了另一种神学的可能，他的门徒于是便企图剥脱施莱尔马赫作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的地位，对他进行了许多激烈的批评。但即便如此，卡尔.巴特本人还是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最近时代神学史上的首要地位归于并将永远归于施莱尔马赫，无人能与他竞争”，“我们面对的是一位英雄，是神学中难以得到的那种英雄。任何人如果没注意到（或从未屈从于）这位人物发出的和仍在放射的光芒，都可以可敬地越过他而采纳其它的、也许是更好的方式。但是请别对施莱尔马赫作哪怕是十分轻微的指责。任何人在此如果不曾爱过，而且如果不会一再地爱的话，那也不会恨” 。来自敌手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赞词比任何一个后继者的颂歌都更加真实而可贵。 与他在神学上的名望与地位相比，施莱尔马赫在哲学上的知名度则相当逊色。尽管严格说来，他应该是后康德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作为《柏拉图全集》的德文译者，将辩证法推进到所有文化领域作为至高无上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德文译者，他是康德伦理学最早的系统批判者，将古典的德性与浪漫主义的情感紧密结合，将虔诚的信仰和自由的个体性注入到冷酷的理性主体性哲学中；作为著名的注经学、教义学家，他把诠释学从单一专门的注释技艺提升到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哲学。这一切都是他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明证，无人能撼动其地位。但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视野一直深受黑格尔狭隘的哲学史观之害，把施莱尔马赫仅仅作为世界精神所要克服的主观性、个别性的发展环节，从而把他与其它浪漫主义者一起作为与费希特哲学相联系的几个方面之一而打入了冷宫…

温德博士：如何帮助中国才好？ 比较两位到中国很不同的宣教巨人 / 改变字体大小 #160; #160; #160; 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mis/mis_20090508_timothylee.jpg #160;…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有的是贵族，有的晋升为军官，但至终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这首歌是赵君影牧师的心声，也是剑桥七杰的心声。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有的是贵族，有的晋升为军官，但至终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 纵然有人怀疑，有人讽刺：究竟他们怎样和艰难的中文奋斗，究竟在一个与基督教文化断绝的国家，每天接触着无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他们的虔诚能持续多久？但至终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时代，直至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仍无丝毫减退。 板球手施达德 查理.施达德( C. T.…

他是个基督徒 　　——读《改教家路德》 　　看过马丁路德电影的人，不能不对一些非常戏剧化的情节感触深切。比如，路德被雷电追击，情急之下向上帝许愿：愿意奉献此生给上帝；之后，他就成了一位修士，深锁在高墙之内，为自己的罪拷问上帝……而路德生命中奇异的转折点非常多，这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刻画人物的重点汲取的重点：不缺故事和冲突，这个人物好塑造啊！但给我们这些普通的凡人的印象，却是上帝作为的另一种莫测——难怪我们不是路德啊，上帝这样做事我能理解吗？所以，大众电影等艺术化形式追求细节突出人物某方面的性格特征，就往往在这些细节的摘取中，造成了我们对整全的路德理解上的伤害。昨天，我看到夜航先生的话，他甚至会认为圣经里的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基督徒自然就一并打到）是做假见证，显然是这种艺术的深刻塑造的一种“文化”拥趸。 　　世俗的世界中，人们认为许多偶然的事件构成历史，但基督徒却从来不认为一切会灵机忽现。夜航先生没有这个认知或者说信仰的根基，以为基督徒的见证会是一种灵异的自我诠释者。这当然只能解释为他深受这种所谓世俗化的艺术形式的影响，当然，他现在也对此来施加影响。且夜航先生已经成为这种文化的执着者和追随者，因为他甚至越来越起劲的认为自己有了新发现。 　　我探究其中的原因：路德是世人无法绕过的历史话题。无论褒贬，因着人们想让他在人类的历史上占据那么一席之地。所以历史、思想、艺术、文化……的阐述中，都少不了他们的从自己的角度的阐述。但越来越多的，他作为整全的生命个体已经成为淡淡逝去、模糊不清的背影。而我们对他的多少认知是从艺术、历史课本、芜杂的各类思想史得到的？！ 　　但这是路德、或者是路德所想要得到的吗？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觉得自己从中有所得着，也希望你读它，从而也有所得。 　　不能把路德作为我的一位属灵的长辈——一个基督徒，而把他作为一个被推崇者。即使在我成为基督徒后，这种局面也鲜有改观；因为我相信基督徒生命中的许多见证都是和他自己的整个生命历程相关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偶然事件，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所以，路德和基督教文化的被诡异化和脱离本质生命的塑造的层面，而世俗化的基督教被越来越多的接纳和诠释。从这层意义上我能理解夜航先生的。 　　现在看《改教家路德》，其中也谈到的他的生命中的这个细节。但却有在此事上做出的属灵意义上的分辨：到底呼召出自上帝还是灵异出自鬼魔？路德的选择显然出于信仰，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有上帝强有力的呼召，这两方面不可或缺；还有，就是他父亲对他抛弃一切遁入修道院的支持；之外，他父亲有着的另外一层精神上的拷问：上帝说，当孝敬父母，路德可否告诉自己的父亲他的所做是否有违神的教导？因此，可以说，路德的每一步都有他坚实的属灵基础；而他仰靠上帝的保守。因此他的决定或者一生的所得决不是雷电迫击之下，他闪展腾挪、跳跃躲避之后的幡然悔悟或者神秘的灵光一现：他每一步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试探诱惑、面对那个迷惑世人，使他们不能定睛上帝的另外一种势力时，所做的苦苦的挣扎；他的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在既往中穿行，他最终没有沉沦陷落，是因着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真实的引导，他属灵同伴的扶持。他的一生是上帝指引的生命之道的印证。 　　作为基督徒，我知道读马丁路德，是读这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上帝给他的鲜活带领的回应，如同历代的圣徒。但许多人却认为马丁路德重新阐述了圣经的真义。这是因着这些人并不知道，对基督徒来说，圣经的真义，神自古以来就以同样的方式显明出来，但却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引领和印证，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如此的特别。而马丁路德不是重新阐述圣经的人；他是上帝给那个末后时代的一位严厉的医生——这个世界病的很重。所以的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出于上帝，也完全是上帝的作为。而基督徒从古至今所信的都是唯一的真道，不论是旧约的先知、使徒时代的保罗、中古世纪的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还是现在的城市民工、乡间村野不识字的农妇，都是在坚守着同一个信仰。马丁路德是知道神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对他这个具体的人是怎么带领的上帝的门徒。如同上帝也带领其它人。而每个人鲜活、完全的生命历程就是上帝之道在这个世界的切实印证。…

　　　全国同学们！各界被压迫的民众！ 　　　　帝国主义除了运用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以宰割中国外，更运用基督教文化侵略以麻醉中国人民，使其永远屈服于洋神父、牧师、西教士的诱惑之下而毫不发生反抗作用。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树立了根深蒂固的势力。他们欺骗了百万以上的基督教徒进入各地教会、福音堂，吸收了六十万以上的青年学生进入各地教会学校。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于中国人民施行麻醉手术，使我们于未亡国之先，即饱受亡国教育，于未做亡国奴之先，即深具亡国顺民的素养！ 　　　　民族革命运动的怒潮，震荡久受帝国主义压迫、麻醉的中国青年，所以在三年以来的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经过中，随时随地都有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基督教！”的呼声。在“五卅”举国一致与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时候，各地基督教学校即完全撕破了他们“平等”、“博爱”的面?，拼命的摧残教会同学之爱国运动，于是激起了普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教会学生退学运动。现在教会势力，已开始发生动摇，我们今后更当再接再厉的进行反基督教运动，打倒基督教在中国之一切事业以完成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局部工作。 　　　　所谓圣诞节，实际不过是一千九百余年以前，一个处女与人私通而生下的一个无父的孩子的生日。但是每逢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基督教徒为甚么慎而重之，如临大典的来举行这个生日纪念，美其名曰“圣诞”呢？因为基督教是历代统治者用以欺骗被统治者的工具，他们为吸收多数人民受其欺骗计，就不得不把他们所奉为救主的耶稣造成一个神乎其神，至尊至大的偶象，因之，这十二月二十五耶稣的“私诞”日，随着叨了光，变成“圣诞节”了！ 　　　　在圣诞节这一天，中国各教堂、青年会、教会学校中的牧师、神父、西教士们将要率领无数的中国男女同胞，来祷祝耶稣的圣寿无疆，其实就祷祝帝国主义利用耶稣教侵略中国的胜利，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一天对中国民众表示得意的讥笑与侮辱！全国同学们！各界被压迫的民众！在过去八十年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掠夺中，我们已觉悟了帝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众的真正仇敌；在“五卅”运动发生后各教会学校当局尽量压迫摧残各教会同学之爱国运动的事实中，我们更证明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麻醉中国民众，制造走狗顺民的工具。在今天耶稣的诞日，帝国主义的走狗、牧师、神父正在眉飞色舞，祷祝他们文化侵略政策的胜利的时候，我们要本反抗帝国主义、力争民族独立的决心，标揭反对基督教的旗帜，高呼下列的口号而前进！ 　　　　反抗帝国主义！ 　　　　收回教育权！ 　　　　打倒基督教在中国之一切事业！ 　　　　中国民族革命万岁！…

盐光沙龙 第十七期 三自教会的现状与走向——对 M 市基督教三自教会的调研报告 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马可福音： 12 ：…

使万民得福 ——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宣教 应明 按照中国的民族划分体系，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为10449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有18个，人口在10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民族有17个，人口在10万以下1万以上的民族有13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民族有7个 。尽管这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比较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少数”，但是其绝对数字却是绝对不容忽略的，并且其中相当多的族群仍然属于“未得之民”。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教会来说，基督福音所关注的“万民”，乃是不以其人口数量来决定是否“值得”付出宣教努力的，何况，基督的心肠乃是不愿有一人沉沦，而愿“人人”悔改得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内外教会（不仅仅是华人教会）近年来对少数民族事工的关注日渐增长。一些海外教会直接派遣宣教士或支持中国传道人到少数民族中宣教，而一些国内的教会也开始有意识地针对少数民族展开宣教事工。这些努力和实践无疑都是值得称道和感恩的，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希望能更快，并且是更好的在少数族群中传福音、建教会，我们还有必要从历史中有所学习，不重复曾经的错误，承继前人卓有成效的策略，效法先辈为福音摆上的心志，因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事实上，近年来广为讨论的“归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异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940年代向西北边疆宣教的“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 历史上的边疆布道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在四十年代还成为其中一个热点。…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680篇 戴绍曾克绍箕裘 最近读了《举目》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是张陈一萍写的，题目是《从内地到高山》，副题是,《戴绍曾牧师克绍箕裘》。戴绍曾牧师2009，3，20去世，这是一篇记念他的文章。 ‘克绍箕裘’这个成语,译为白话文是‘能够继承簸箕和皮裘’，比喻‘能继承父祖的事业’。其出处在《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译为白话文的意思是‘善于冶炼锻造之家的孩子必定能学习做裘衣皮遥朴谧龉业暮⒆颖囟茏鲷せ！罢唠 戴绍曾牧师（Rev.Dr.James Hudsen Taylor 1929,8,12-2009,3,20)是戴德生（1832－1905）的曾孙。戴绍曾的英文名字和父亲戴永冕（1894－1978），曾祖父戴德生的完全一样，在汉语里很好区分，在英语里，只能用罗马数字的3，2，1作后缀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