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文化基督化—圣经家庭伦理与中国传统的冲突之一 文化基督化的使命不仅包括企业文化基督化，还包括家庭文化基督化。中国基督徒如何把基督信仰在自己婚姻家庭中彻底化、切实实践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课题，因为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基督教家庭观念是有差异甚至是冲突的。例如关于父母在婚姻中的地位，传统观念以“孝”为核心，父母关系重于夫妻关系；而基督教婚姻观强调“两人离开父母结为一体”，夫妻关系重于父母关系。很多中国基督徒，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没有把信仰落实到自己的家庭关系中、没有处理好父母与夫妻的关系，导致众多的家庭悲剧出现，这类案例并不鲜见。如何对这些案例进行辅导也是婚姻辅导者面对的重大课题。 有个笑话说有人针对男人们提问：“如果你的母亲和妻子同时掉进河里，只能救一个人，你先救谁？”很多中国男人思考后回答：“当然先救母亲”，问其原因，回答是：“孝敬母亲是第一位的”。更有人回答：“母亲只有一个，而妻子可以再娶！”（有点象当年把妻子比喻成每天换的袜子的皇帝刘邦）。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先救妻子，母亲叫父亲来救”。虽然是笑话，但从中看出了中国传统与基督教家庭观念的冲突，也就是在家庭关系优先次序中，中国传统中父母关系是第一位的，相反，基督教观念中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 《圣经：创世记2：24》“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基督教婚姻观念中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圣经中也讲孝敬父母（出20：12），并作为十诫之一来对待。但对父母的关系要摆在夫妻关系之后，我们说夫妻关系第一位，不是要否定孝敬父母，而是一个优先次序问题。在家庭人伦中，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不容其他关系的优先和侵占，这个原则既然出自神的话，就是一个永恒的准则，谁如果违背、颠倒了这个次序，那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教训，会有惨痛的后果。 以前我所在的一间教会，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情：这是一对多年的基督徒夫妻m与n，由于在专业上很杰出，所以他们生活条件非常好。但丈夫m把原在老家的父母接到家中居住，时间长达数年。实际上m的父母是老干部，在老家过得不错，不是很有必要长期居住。而且m在对待妻子与父母的关系上，一直偏向父母。家中出现问题，就责怪妻子；父母与妻子发生矛盾，一边倒倾向父母。妻子n是个贤惠的姐妹，还掌管我们教会的财务，在家中一直顺服丈夫。突然有一段时间，妻子n不来教会了。问丈夫m，说是失踪好多天了，正在找人。于是我们全教会一起开始找姐妹n，过了2月，她发短信给我妻子，自己在家中一直忍气吞声，丈夫和他父母联合压制她，她毫无盼望，必须离家出走，再也不过这样的生活了。这是她唯一与我们的联系，她离家出走达一年半时间，等她出现后就与丈夫离婚了。整个教会为这个事情痛心，但教会的教牧长老们，也为各自没有尽到自己的辅导责任而抱歉和反省。 为了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应该在事前如何行动呢？ 首先我们应该在教会中多宣教基督教婚姻家庭观念中的优先次序问题，将基督信仰彻底化在家庭中，摒弃传统谬误，将圣经真理应用在婚姻家庭中。教牧应该召开类似的专题讲道、讲座或交流会、辅导会。先从观念上给当事人以更新和矫正为最佳。其次，要跟夫妻二人先单个后双方进行深入的交通，了解他们的情感和困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也要有些实际行动，通过具体安排，用优先次序原则归正家庭关系。 家庭观念更新的重点还在《圣经》，要告诉会众，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了，但由于世界文化的影响，我们在很多观念上可能还是儒教徒、佛教徒。而《马可福音10：7-8》中写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二人要如一，合而为一，可见夫妻关系是人伦中最亲密的关系，其他任何关系都是无法比拟的。《圣经》中特别强调了婚姻的前提是：“离开父母”。这与儒家的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差别很大。离开父母，就是夫妻不再依赖父母，在情感上、决策上、经济上、居住上等等方面实现自己的独立。离开父母，就是父母不必成为你的有盟约的伴侣，不能成为夫妻关系中同等地位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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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茂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3-1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images/article_img_3.gif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心和兴趣。而由此对于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精美的绘画艺术、巍峨的教堂建筑欣赏不已，尤其对那种如天籁的教堂音乐、唱赞美诗心往神驰。应该说，我对基督教充满了好感。可是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一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突然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它让我想起唱《东方红》，浑身起鸡皮疙瘩。这种顶礼膜拜怎么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乃尔!又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又自称是上帝的奴仆、子民，天哪，怎么仁慈的上帝也长了一张专制者的面孔?这起码违背了我对自由主义思想认同的原则。我本人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时，曾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 那么，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时为什么要批判宗教?随着进一步的读圣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也是一点一点的渐进深入的。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人的一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甘心降卑、俯首在被崇拜的对象面前呢喃颂赞，希望渺小软弱自身藉此得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崇拜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意识，亦是人的本能情感，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宗教的种子。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一切。而不管有无宗教信仰的人，当其遭遇困顿绝境都要喊“天哪、天哪”，还有世人常说的“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难道不都说明从古到今的人在灵魂深处承认上帝的权柄和大能么!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之上有一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万物，是一切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基督教承认人性的局限，使人知己罪而悔改更加向善，顺服于基督的慈爱仁义，灵魂得救有安慰，让你活得尊严有人样，效果是给人生社会带来安宁和平。…
神学无疆界，爱心无惧怕——美国湾区归正福音教会主任牧师陈佐人访谈(上） 作者：余杰 陈佐人简介 陈佐人牧师，一九五九年生于台湾基隆市，十岁时移居香港。一九七九年奉献传道，曾就读于香港播道神学院，并在华福中心工作，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组。一九八九年赴美国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一九九四年，加入美国信义会，并被按立为牧师。一九九六至今，任教于美国西雅图大学神学系，并出任归正神学院教务长和院长。二零零七年，参与组建“国际归正福音团契”。陈佐人常于各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神学论文，又为《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撰写学术性导论专文，并译有《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等，被唐崇荣牧师誉为“华人教会中最具神学深度的学者”。 陈佐人不仅是一位坐而论道的神学家，而且是一位起而行道的牧者，他是“加州湾区归正福音教会”之义务主任牧师。他的神学研究与牧会工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神学研究因有牧养群羊之背景而富于生命力，牧会工作则因有学术研究之根基而被真理所充满。他尤其对知识和专业人士的培训事工有负担，每年除了在美国各大城市主领聚会外，也定期前往东南亚、欧洲等地主领布道会及神学讲座。在中年一代的海外华人教会的牧者中，他是高举改革宗精神且深怀中国福音化异象的佼佼者之一。 采访缘起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华盛顿参加“宗教自由与法律”研讨会期间，有幸结识陈佐人牧师。他身材魁梧，文质彬彬，言谈儒雅，使我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此种胸有丘壑、颇具大师风范的华人学者，我所遇不多，老一辈如余英时先生，中年一辈便是陈佐人博士，他在华人牧者中是少有的贯通文史哲的思想家型的人物。告别的时候，陈牧师送给我一本C.S路易斯所著之《返璞归真》。那时候，我成为基督徒不过才短短三年时间，对神学及基督教文学尚未入门，更遑论登堂入室，甚至还不知道C.S路易斯为何许人也。在回国的飞机上细读此书，这方才拍案叫绝、深受启发，因而对陈牧师的推荐深怀感激。 在此次会议期间，发生了此前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布什总统白宫接见事件，此事件在海内外和教会内外引发诸多争议。一时间，向往安宁的书斋生活的我成为箭垛式的人物。最先发生的事件，是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以一种相当粗暴的方式，单方面取消了此前与我约定的访问计划，甚至殃及我推荐的其他传道人。对于该机构的此种做法，大部分华人教会的牧者和基督徒都默不作声。出于基督徒对公义和爱的持守，陈佐人牧师以中英文撰写并发表了《神学无疆界，爱心无惧怕》之公开信及神学导言。 二零零七年，我与妻子赴美访学，有幸到费城西敏神学院旁听归正神学院的夏季课程，特别是陈牧师主讲的清教徒研究，让我对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有豁然开朗之感。陈牧师不仅免收我们的学费，而且精心安排同工从华盛顿到费城来回接送我们，也安排好在费城接待我们住宿的家庭，每个细节之中都体现出对大陆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爱。此后，我完成了《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一书，陈牧师亦慨然应允为之作序。…
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潮中，中国文化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突破，而基督教在中国的适应亦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在经历了各种文化运动和艰难变革之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阶层在社会现代化的氛围中重新开始沉思中国文化的命运，探究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这种沉思和探究通常会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及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基督教在中国之文化适应及融入的可能与极限这些被人普遍关注却未根本解决的问题来展开。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在过去上千年的碰撞与交汇，已使双方在彼此认知上更为冷静和成熟，二者的思索与反省亦开始走出以往的偏颇和困惑。因此，这些具有突破意义的变化势必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一些新意。其结果将会影响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当前开放社会之中的双向契合，并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和基督教在华重构的机遇把握密切相关。 ( http://www.aisixiang.com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作为两种对话主体，在“中国基督教”这一表述上达到了统一。当然，这种合二为一并非靠或此或彼的选择及舍弃来实现，而是靠二者的沟通、协调和并存，通过彼此之逐渐吸收、消化而融为一体。在此，基督教在传递其灵性启示时亦从中国文化精神中获得启迪，从而得以丰富自身；而中国文化在接受基督教带来的信息之同时，也面临着一次变革其传统结构或扩大其内在涵盖的机遇和选择。所以说，理想境界上的中国基督教乃基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和有机共构，它不仅会充实中国文化中的信仰精神及其价值观念，而且也会丰富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文化构成及思想内容。 ( http://www.aisixiang.com ) …
作者：信力建 据报，截止2009年7月，全球已开办孔子学院268所，已开办孔子课堂72所，合计340所，分布于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26个国家93所，非洲16个国家23所，欧洲28个国家122所，美洲11个国家91所，澳洲2个国家11所。中国在外国大办教育，当然是好事，起码说明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在加快。然而，交流总是双向的——我们在对外输出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对内输入教育呢？毕竟，中国只是个发展中大国，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都是我们十分奇缺而又亟待输入的宝贝呵。 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并不乏输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和成效。譬如，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的教会大学就是显著的例子。 说到教会大学，我们第一印象就是那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然而，事实上，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 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说到这些大学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相对于传统封建教育而言，教会大学是一种破坏力量，它对传统封建教育培养仕宦之才的教育理念，国家严格控制各级官学的管理体制，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涵养为主的教学内容以及把儒家典籍作为千古不变的基本教材等等，都是一种冲击。这一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当一段时期内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应该说，在传统封建教育的衰败、瓦解直至被废除的历史过程中，教会大学所起的作用，总的来看，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这个过程。而对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式教育的萌芽而言，一方面，教会大学所强调的宗教教育、它的试图使中国基督化的办学目标，与新教育的指向并不一致。因此，在所有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教职的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中都有不准传教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明确规定；教会大学为培养宗教人才而设置的课程、所采取的种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有形、无形的举措，始终未被认同。另一方面，教会大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被视为西方教育的移植体，对于一切有志于学习西方、改革封建教育、培育人才以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志士仁人而言，教会大学在诸多方面又具有示范、导向和借鉴的意义。 其次是它的实践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最后是它的自由度。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了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如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另外，教会大学还成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
吴飞老师被评为2009年北大“十佳教师”，并作了“今天怎样做北大人”的报告，之后本刊记者就教育教学问题对吴老师进行了采访。本文是采访稿的下半部分。 采访记者：郭九苓、崔悦、王玉彬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29日，下午18：00－19：00 文字编辑：李妍、崔悦、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0年6月10日，经吴飞老师审阅同意。 ————————————————- 一、问题与忧虑：“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记者：如您前面所说，北大要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人。作为北大老师，不仅要教书育人，也被赋予了文化思想上的责任。下面还想请教一些您治学方面的问题。 我看到您写过研究波斐利的文章（吴飞：《推罗老人与希波主教》，刊于《读书》2009-6），想请您谈谈关于宗教与文明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觉得信仰本质上是反科学反逻辑的，因为有信仰必然有权威，权威往往是不容质疑的，而科学允许甚至欢迎有理有据的质疑。但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有的时候宗教恰恰成为文明的一种载体，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现在中国社会也存在很多与宗教有关的问题，像基督教现在传播的很快，您又怎么看？对于中国来讲，有没有可能使这些宗教也成为我们文明进步的一个动力或者是载体？…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第三十二期 主 题： 羊城羊文化-从狼、龙文化到羊文化 主讲人：曼德（中国企业羊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企业羊文化首倡者、中国创业家协会副会长） 主持人：姚远光（华南师范大学老师） 时 间：2008年5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00–12：00…
新加坡“羊文化·卓越管理国际论坛”履行中国企业的光盐使命 2009年1 月 8 日 到 11 日，为期四天的第二届羊文化·卓越管理国际论坛在美丽的花园岛国新加坡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工商团契代表、近百位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和数十位新加坡当地教会牧者及工商界人士参加了国际论坛。 会议在欢迎演讲嘉宾和中国各地及美国、新加坡工商团契代表的仪式中开始。唐崇怀教授、梁燕城博士的出场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而中国各地工商团契及基督徒企业家代表的见证和分享引起当场海内外听众强烈的感动和热忱。北京、天津、广州、深圳、厦门、上海、温州、台州、江西景德镇、云南昆明、山西太原等各地工商团契代表和企业家先后讲解了各自的侍奉与事工，他们的见证使海内外人士大开眼界、引起强烈的兴趣和愿望。…
陈道贤用“羊文化”破译企业发展秘诀 来源:慧聪网 | 秦思宇编辑 | 2009-02-19 11:00:40 更新 陈道贤，索肯和平（上海）电气董事长，高级经济师，中国电器工业百名风云人物，十大中华经济英才，十大创新知识型管理人才。从投资建厂到今天成为工控自动化行业的龙头企业，陈道贤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始终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去审视企业的发展，撰写了《基督教精神与企业文化》、《就电器市场发展趋势谈民营企业战略联合》等重要学术论文；以一个企业家特有的睿智和胆识，在企业改组时确立科技带动发展的思路，提出“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的研发理念，成功研发出的七代软起动装置均被列为国家级或省级科技项目，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使企业在强手如林中站在了行业前沿。…
与王怡等基督徒朋友商榷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宗教在中国的复兴，自由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成了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王怡兄就是例子之一。最近我十分钦佩的楚望台师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大家信主之后，行为上理所当然的产生了若干变化，这些变化的某些方面让我有些可能多余的顾虑，但一直不知如何表达。今天看到小楚转载的王怡一篇见证：我在为基督写作吗？得以让我从中确认我所顾虑的具体几点，因此以此文和王怡与其他基督徒兄弟姊妹进行些讨论。 我自己的背景，自由主义者，多年从事数学专业，在理性和逻辑里面陷入很深。大学高年级阶段正好赶上北京家庭教会兴起，自己多次参加，同学中也有些皈依信主。对宗教问题产生兴趣后阅读过刘小枫着作《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对神学有了点普及性的印象。一度做过绝志祷告，但未曾受洗，那时自己感觉已经信主。日后没能参加教会活动，越来越无法摆脱理性的思维习惯，如今不能算作基督徒了。不过对基督教基本体系有点粗浅认识，也愿意基于此体系和几位基督徒朋友讨论一下。 （一）信仰基督并不要求改变职业，而更意味着按基督的训导完成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去荣耀基督。 王怡兄的变化，我总结就是，在皈依之前，他的实际职业是一个公民作家，皈依之后，某种程度上转变为宣道者。自然，选择什么职业，什么写作内容是完全的个人自由，但我只是担心王怡兄的转变是否意味他没认真思索过如下的事实： 传播福音的确很好，但基督并没要求甚至鼓励每个皈依者必须专业做此事到放弃原先职业。道理很简单：上帝创造世界后人类必须各司其职才能保证万物运行良好。试想，如果每个信主的人均放弃原先职业，改为专门传播福音，那么在信主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后社会可能整体出现问题，这场面必然不是基督本意。 王怡兄从前进行公民写作，对于现实进行难得的发声。我认为他完全可以在信仰基督后按照基督的教导，以更加靠近主的心态来从事以前的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未必不是取悦神的最佳方式。这也未必不是神授予他的责任。 今年读到小楚文章：吴经熊的救赎之路——再读《超越东西方》。第一段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