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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泰:基督教传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及应对——以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在…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五个认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中缅边区为例,探讨基督教传播对当地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弱化;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认知及解决方案。需要说明本文所涉及的基督教是广义的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 一、20世纪初中缅边境地区族群国家认同的混乱 传统的中国,以“华夷之辨”呈现汉与其他民族、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不同的族群分类,如西南地区的“蛮”、“苗”、“夷”等族称,但此时的汉文书写并没有重视这些族群复杂的自称与他称。20世纪初,随着国与国之间边界的清晰,这些所谓的“蛮夷”逐渐形成国家、“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观念,认识到自我、他者、国家以及三者之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在西南的宗教活动促进了西南各族现代民族意识、自我意识的形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祖国观念,抵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割裂了边疆与内地的关系,出现国家、民族认同的混乱,甚至在界务纠纷中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清末民国时期,中缅划界产生了一系列纠纷。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缅南段、北段还未能定界,这期间英国不断蚕食我国领土。1933年底,缅甸公司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护送下,企图进入班洪地区开发炉房银矿,引起当地民族与英缅军队的武装冲突,此次事件被称为“班洪事件” 。 “班洪事件”后,中英均意识到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的严重性,重启了中断30年之久的勘界工作。1935年中英双方组织了“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委员会”,共同勘界。勘界过程中,班洪地区土著居民的国家认同比较混乱。如班洪王悬挂国民党党旗迎接会勘委员会成员,总管胡汉民称“我数代人服汉朝,汉朝对我家好,我不能背叛祖先之意,洋人来,我一定要打,这是我的责任” 。面对英国经济的诱惑,军事的威胁,班老头目也曾言:“除非月亮落地之日,余必不降英” 。但班洪地区上层的土司、土目对“中国”的认同并不一致,如永邦王“背叛中国”,与班洪、班老为敌。班弄头目马美廷为英国人所利用,“忘本卖国”。…

刘晗: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摘要: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传统的国内宪法领域。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各国司法审查的活动也开始相互借鉴和援引各自的法律资源和司法判决,各国高等法院法官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宪法全球化肇始于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传统议会主权的衰落以及对于行政权扩张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极大促进。宪法的全球化同时也在实践上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法民族主义的抵制,在理论上带来了问题:司法审查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高等法院逐渐脱离本国的民主过程和特殊的宪法文化,呈现出国际的反多数难题。 关键词: 宪法全球化;司法审查;成文宪法;反多数难题;宪法文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在推动各国法律秩序的变革。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贸易法等私法领域,也已经扩展到了传统的国内公法之中。在传统的理解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根本法、基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同时也是一国政治实践、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最高法律体现;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因而,传统的宪法话语一般以特定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宪法领域,开始消解民族国家内外之间的严格边界。一方面,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最终的宪法化进程,极大地挑战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制定宪法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宪法审查的实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国宪法法院或高等法院不断地参照国际同行对类似条文或权利的解释,法官们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 宪法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宪法的全球化起源于何种历史背景?哪些因素推动了宪法的全球化进程?宪法全球化的当今发展状况如何?宪法的全球化带来了何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宪法的全球化?本文试图从比较宪法、历史研究、法理反思和社会学分析的多重视角出发,勾勒宪法全球化的来龙去脉。 一、起源 (一)现代宪法的早期发展…

阎明复: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到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今日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说,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了后,他们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你父亲是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事隔四十多年我才从澜波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讲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的。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总理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同志,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你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还有一次父亲给家人讲述了自己的过去。那是在不平静的1967年夏天,“文革”已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在中办学习班已无自由,父亲感到形势严峻,可能危及自己,需要向家人打招呼。一个星期天,我爱人吴克良回家看望老人。父亲对她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二次大战中周恩来交给我为苏联搜集情报的任务,我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前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父亲最后说,我一旦被抓,你们赶快去找总理。不幸,父亲的预感很快成了现实,他被诬陷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要员,于1967年11月7日被捕,不到半年惨死在秦城监狱。在父亲的死亡报告上江青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道“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直到1978年专案组还继续混淆视听:在1978年1月5日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上胡耀邦同志的悼词稿中,专案组竟删去了“迫害致死”的公正结论。当时中央统战部对专案组这种掩盖“四人帮”罪行的做法还提出了抗议。好在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父亲得到“正名”。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周恩来同志交给我父亲情报任务时的形势。1941年春天,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退居重庆,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英国、法国、德国极力推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使日本能腾出力量来从东方进攻苏联,与希特勒一起对苏联形成合围之势。当时苏联也很紧张,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国界。斯大林的策略是先后同德国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企图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时间,加强国防。同时,苏联密切关注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加紧收集中国的情报。据我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适合这个工作。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后来说,阎宝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什么说我父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父亲相关的经历。我父亲青年时代是一位基督教徒,曾担任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发动民众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扩张做了大量工作,是张学良将军的密友。“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作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他先后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的理事,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除了这些工作以外,父亲仍积极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疏远他,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新生活运动总会改组,他被降职做副总干事。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1937年入党后,周恩来嘱咐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继续广交朋友,收集各方面的动态,父亲没有辜负周恩来的重托。 父亲在1965年,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份《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文革以前,父亲跟我讲过,我隐约记得,他说中组部请他谈了当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写了一份材料,他们很重视。但是这份材料我们始终没有见过。…

汪安南:从黄河流域生态演变看人与河的关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二十八讲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的事情始终牵念于心,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两次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书记指出,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总书记还深刻指出,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高屋建瓴阐明了水安全问题是事关生态和文明兴衰的基础性问题。通过对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学习领悟,我认为研究黄河流域生态演变,需要沿着“人与河”“人与自然”“发展和安全”交互影响这条主线,透过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用系统、全面的观念去分析认识。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汇报。 一、黄河的基本情况和生态功能 在我国古籍中,黄河很早就被尊称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炎黄子孙视黄河为“母亲河”。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黄河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支撑着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流域内万千生灵的重要生存依托,更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黄河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中华民族 黄河是一条源远流长、滋养万物的生态之河。大约150万年前,黄河已开始孕育和发展,经过漫长地质时期的溯源侵蚀和夺袭,距今10万年左右,古黄河逐步连通湖盆、劈山成峡,形成东流入海的海洋水系。黄河由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涓涓细流起步,一路携川纳流,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9省区,于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黄河宛如一条巨龙,横跨我国地势三大阶梯,穿越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大地,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地形地貌,连接了类型多样的生态单元,养育了各具特色的生物群落,创造了充满活力的河流生态系统。 黄河是一条光辉灿烂、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河。华夏先祖在黄河流域辛勤耕耘,开辟了先进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大约3400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诞生了“四大发明”,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中华民族在应对黄河水旱灾害的逆境中一路走来,锻造了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萌生了“以水为师”的朴素生态智慧;统一修治黄河的需求使社会组织体系更加紧密,促进了国家形态的形成,由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权安平河患,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发端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和魂魄,历经历史变迁而赓续传承、绵延至今,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在中华民族的“初兴”之地布局落子,擘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必将有力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黄玉顺:从“生生何谓”到“生生何为”——《系辞传》“生生”的原初观念与当代转化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提要】讨论“生生”观念,不能脱离其原初文献依据,即它在《系辞传》中的原初涵义,亦即“生生何谓”的问题。然后才是“生生何为”的问题,即“生生”观念在当代哲学语境下转化的可能。就其原初涵义来看,“生生”观念乃基于“生”观念,而“生”是说的形上存在者“天地”的活动;因此,“生生”是说的形上存在者“天地”的运行。就其转化可能来看,可将“生生”观念“存在化”,即成为一个前存在者的观念,因而不仅作为形而下者的“万物”,而且作为形而上者的“天地”,都是“生生”的结果。 【关键词】系辞传;生;生生;何谓;何为 近年来,《周易》“生生”概念受到中国哲学界不约而同的重视,形成了一种堪称“学术思潮”的现象。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整个“周易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都只能由“生生”来涵括,中国哲学的当代转化发展也只能由“生生”来统领。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生机;但同时却存在着根本问题,亟需辨明。 讨论“生生”概念,要确保学术的严谨性,首先必须确定原初的文献依据,即“生生”出自《系辞传》。《易传》与《易经》并非同一时代的文本,《易经》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易传》是战国时期的义理之作,因此,本文的文献依据仅限于《易传》;不仅如此,《易传》的七个文献亦非一时一人之作,绝不能假定这些文献的思想观念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本文的文献依据仅限于《系辞传》。 此外,本文严格区分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生生何谓”,即“生生”这个概念的原初涵义;然后是“生生何为”,即“生生”观念在当代哲学语境下的转化路径。 引论 首先应当检视一下学界关于“生生”观念的研究现状。笔者发现,学界的讨论依然是在一种传统的观念下进行的,即“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这是从轴心时代到20世纪之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共有的一种观念架构,中国哲学通常表述为“本—末”(宇宙论模式)或“体—用”(本体论模式)乃至“性—情”架构。 对此,李承贵教授已指出,这是“形上、形下结构模式。‘形上’部分是关于生生之学基本理论部分的论述,‘形下’部分是关于生生之学实践运用部分的论述,从而又表现为‘即体即用’结构模式”…

茅海建:也谈近代湖湘文化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拜读林增平教授的《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获益匪浅。林先生所论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勃兴,湘籍人士在中国的崭露,湖南在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省份,皆为有理有力之论。特别是移民对湖南的作用一章,考据充分,论证完美,读之令人信服。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出发,具体地研究该区域的政治乃至全国的政治,林先生论文的意义也是重大而又深远的。 但是,笔者对林先生的湖湘文化的实体、湖湘文化在维新至革命即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作用诸论点,尚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不揣浅陋,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林先生及其他各位师友。 一、近代中国文化的区域结构 大约从东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其中心也随之南迁。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犯,中原兵灾不断,北方的文人士子们纷纷南下,更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兴盛。至南宋,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南而不在北,已经成为定势。起源于河南、山西、山东、陕西诸省的中国文化,在这些省份,除了顽强保存至今的民俗传统外,在文化的其他领域反不如江南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诸省发达。战争造就了武士,经济哺育了文人。江南的名士与北方的侠义,成为中国南北区域文化差别的明显特征。 到了清代,这一差距更加拉大。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北方的儒生们再度避之南迁。作为历史规律,文化落后的满族人必然会接受相对先进的汉族文化的改造;而在这一过程的同时,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满族人,也用自己骑射为重、尚武轻文的文化观念超文化强制地改造关内各个地区的文化。由于满族势力在关内十八行省中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各地区所受到的改造程度也是不平衡的。北京作为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几乎为之所控制,所受到的改造程度最高。居住在北京的人们,今天仍能呼吸到满族文化的习气。以北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华北、西北地区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要比江南、湖广等南方地区大得多,且在清代之前北方地区已经受到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持久而又深刻的影响。…

刘军宁 ||法国大革命:清0思维的滥觞

刘军宁 I 法国大革命:清 0 思维的滥觞 今年七月是法国大革命234周年。而保守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反对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误解在拥护与反对保守主义的人中间都很普遍。其实,从柏克的生平事迹,我们就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并不站在一切革命的对立面。在保守主义的分类学中,革命有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式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保守主义拥护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深刻。这种差别决定了柏克对不同革命的不同态度。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后者是乌托邦革命。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的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如稳定、远见、慎审、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的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