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安淳等 时间：2008-9-20 ——————————————————————————– 9月初发生的“北京律协直选”事件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关于律师管理制度改革与行业民主的问题引起了从普通律师到青年法学者再到一般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北京律协欠缺法理论证的简单声明更将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声明中对律协民主泼了冷水，指责相关动议的动机问题，但回避了对关键性问题（组织民主、会费征收）的回应。事实上，律协直选代表了一种行业民主模式，它不仅可以改善目前律师行业管理中的种种缺陷，促进律师业的自律发展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品质提升，而且有利于树立行业民主的典范，对十七大力倡的“参与式民主”或“有序的政治参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公开信与呼吁书作为法治社会的一种公民动议形式，有着宪法上公民建议权的规范基础，其利用短信与网络等的动员方式完全是现代技术社会公民行动的正常途径——然而对此律协自身乃至政府部门却有着非常滞后的理解。律师制度与法治发展密切相关，而律师自身的管理与执业环境的改善显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公民维权的法律化。为此，本刊推出这一期“律协直选与行业民主”专题，希冀对相关讨论起到知识沟通与理性说明的作用。 本期有幸约取到5位法学背景的中青年作者对这一主题下的相关问题进行专业评论。卜老的《民主，应该发扬，不能克减》从法条规范主义的立场剖读了《律师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之间关于律师自治管理的条文，肯定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内部选举自治权的民主进步，批评了《律师法》和《章程》遮蔽地方律师协会内部选举自治权的民主倒退。这也暗示了规范一致性与规范审查的深层问题。黄建军与方铭两位博士的文章都提到了议题讨论中的民主规则问题，引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驳斥北京律协追问动机的不当，并强调律协内部讨论中坚持平等、理性、协商的重要性。黄秩和是职业律师，他对律协直选的直观反应是一种自由，而不仅是民主，在富于诗意的梦魇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律协民主与律师自由的丰富理解与渴求。毕雁英的文章则从社会管理体制改进的角度论证了律协直选与行业民主的理论妥当性与实践可行性。fficeffice” / gt; 之一：民主，应该发扬，不能克减 ·卜安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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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 /P P BR 陈端洪* /P P 原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三十年改革开放与百年制度变迁 日期： 版次： 版名： 稿源： ◎秋风知名学者 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持续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奥运会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繁荣展示给了全世界。这种繁荣、富裕，也令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另眼相看。 但是，对于一个好社会来说，财富的丰裕固然重要，却不是唯一重要的。好社会的主要指标是人的普遍幸福，这种幸福并不完全由财富决定，更是由制度安排决定。如孔夫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均”当然不是指平均，而是指“政理均平”，也即正义的治理和财富的正义配置。…
读书 2008年8期 字数：3073 BR BR 一九八二年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香港人给予了高度关注。从马岛战争以来，香港人比英国人还要关心战争的每一天，人们争相传阅报纸上的战况报道，试图从中领悟自己的命运。他们甚至怀着隐隐的期待，梦想着大英帝国也能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与邓小平会谈后的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在下最后一阶台阶时不小心跌了一跤，迷信的香港人似乎意识到，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输给了中国人。此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具有的价值。正如林行止所言，香港人努力赚钱保持香港的繁荣，在此时就“多了一层赚钱之外的政治意义”。中英谈判的多少个日日夜夜，香港人就在这梦想与挫折、希望与失望、挣扎与无奈的煎熬中度过。少数香港精英开始奋力自强，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惜背负“亡国奴”或“汉奸”的骂名，为香港人争取英国国籍。 BR BR 然而，英国人早就做好了撤退准备，为了防止香港人涌入英国。英国的国籍法改革将香港人划为“英国海外公民”，不享有英国居留权且不能自由出入英国。从小对英女王表示效忠的香港精英阶层被彻底出卖了，他们意识到不能再相信英国人，必须依靠自己。于是，他们透过立法局和行政局向港府施压，这刚好使伦敦在与北京的谈判中又多了一张牌，即香港民意的支持，这也强化了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谈判思路。由此，英国政府就希望把香港地区作为独立的一方纳入到伦敦与北京谈判中，形成所谓“三脚凳”。英国人的目的很明确，把香港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纳入谈判，既有利于英国争取最大利益，也形成将主权移交给香港人的迹象，最终形成类似新加坡的独立局面，将香港变为一个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还政于民”的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余世存：游戏结束了——奥运观摩的心得体会 一． 我没有全看“内廷供奉班头张氏艺谋”（饕餮先生语）的作品，但晃了几眼，感觉可以打上八、九十分。可以了，还是个东西嘛。那些指责开幕式糟蹋传统文化、宣扬暴力美学、推广唯漂亮主义之类的看法，都太学者了。 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学者多是人民大众的朋友，他们这样说肯定有他们的理由。甚至我自己给开幕式打了九十分后，心里丝毫没有电视画面上的国人那样”与有荣焉”的自豪，更没有上海文人那”人人都是李宁”的认同。我的心理难以言喻，一如我的生存难与人分享。我的朋友毛喻原先生晃就没晃一眼，他大概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没有看热闹的朋友。 即使可得一百分又如何？是的，人人都看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不少人称颂开幕式的成功。但当夜我们获得的快讯却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宣布:鉴于中国的热情和周到和开幕式的巨牛B,下届奥运会仍在北京举办！消息一经传出，中国上下官员几乎全部晕厥，北京警察率先暴怒：老罗,我操你大爷!!!对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苦笑，由衷地同情北京警察。我几年前就听说，警察阶层是我们社会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三大阶层之一。时过境迁，他们不仅没有盼头，而且常规工作和非常任务更多了。但愿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国民时，还是一个个正常的中国人。 但谁来同情我们自己，我们十几亿同胞的身心安泰？十几亿人或提心吊胆：人分三六九等，或关闭企业：社会不再为你服务，或不能进首善之区：即使是良民也得为国家减负，或仓皇”避孕”出京城，……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十几亿人几乎人人出让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吃穿住行，到眼耳视听，到身意心力，人人都让渡了一部分，来接受奥运的盘踞、轰炸、洗礼，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 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即使是国家的游戏，也不应该上升到末日般辉煌的最后演出，以至于忘记了刚刚献祭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童男童女，忘记了刚刚闭眼、坟头并没有送上电视机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冲喜也不是这个冲法啊。因为真正的冲喜，是不应该有所掩饰，有所屏蔽的。因为真正的冲喜，参与者是庄重的，肃穆的。但这一次的体育冲喜活动，奇怪地残酷化也喜剧化了。一次体育活动，被上升到大喜的人人有份的高度。残酷得一切为奥运让路，喜剧得一切都跟奥运相关。非喜勿听，非喜勿视，非喜勿言。一次体育活动，奇怪地为一般常理难以理喻地被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中国、中华民族、国家荣誉、百年衰败，等等，那些自大的名词，全被借用来打压卑微渺小的国民个体的生存。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捏一把汗。 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指责，新华社、国新办、外交部发言人等机构和个人已经代表人民表达了中国观点。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斗争，针锋相对得如戏如剧。从未有过的护送圣火活动已非游戏，而如黑社会老大们争抢火龙棍一样充满了阴谋、血腥、惨烈；充满了正义、权利、英勇。自然，这种火而圣的传递到了国内，各地各级政府也像是做烫手山药的甩手游戏一样，人力物力全用来接手，全用来欢送。乡村的线人都调动起来，狙击手布满道路两旁，至于新开一条山路传递圣火，则需要官员们亲自上山用竹棍一类的武器打蛇。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好奇。它的想象力匪夷所思，非凡俗如我者、升斗小民如我者所能理解。 一个国家请求举办一次体育活动，得意的也许是”利维坦”一样的国家，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但一个前现代国家有办法让大众感觉到荣辱攸关。给国家一个机会，国家还世界一个奇迹。一时间，一切的宣传、舆论、民意民情，似乎都同意，举国奥运是值得的，是应该的。能够上媒体的国民都在谈论为奥运做贡献，为国争光。这样一种国家集体的氛围孤立、打击了不合作者、持自己意见者，连达赖都为奥运致意。而人们的口头和心里支持就是一种参与，与有荣焉、咸与奥运的国民们多年没有参与类似的大事喜事了。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只要他在亲友中谈论起奥运，他就觉得一阵阵的充实，一种类似高潮的兴奋和宣泄，他就感觉到了生活意义的降临。我们中国人太孤独寂寞了，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着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冲动和要求，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一种狂欢或发泄。我们中国人太聪明太有才了，不少人都需要国家层面的项目来供自己研究、分析，来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和谋略。国家立项的奥运就是这样的一次机会。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叹息。…
STRONG FONT size=5 WBR 查韦斯： FONT color=#ff0000 中国道路是“拯救全人类”的唯一道路! /FONT…
南方人物周刊 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的状态之中。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十多年的高考考场，迎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时刻。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几乎完全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获得分化与流动的生机。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挤过那道刚刚连接上的独木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察游戏规则变化时间的先后、手中资源占有的多少，以及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逐渐成为了塑造他们生活品质的根本因素。随着政治从社会生活缓慢抽离，个人得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粗略说来，我们可以大致将这30年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罗列如下： 高考——1977年是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高考的大门重新开放，这仍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路径。以200 8年高考的录取率为例，最高的省份达76.8%，即使是最低的省份，也有33%。这和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倒爷——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造就了“国际倒爷”。当年一句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虽被人诟病，但在客观上融化了计划经济的坚冰。 打工潮——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最新的《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剩余劳动力10年内不会枯竭。…
P 在一个法治社会，律师是维权先锋，是法治捍卫者，是公民权利保护神，如果律师连自身合法权益都无法保障，那何以承担为公民维权重任？ BR 作者：杨涛 /P P 9月23日，深圳律师刘尧被判刑一案正式开庭二审。6月，广东省东源县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刘尧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后，刘尧向法院提出上诉，法院采取书面的不开庭审理方式致使国内多名律师联名上书全国律师协会，由此在国内律师界引起巨大反响。（9月23日《中国青年报》） /P P…
“神佑美利坚” 任军锋 2006年1月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中，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日趋世俗化，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便构成了其中最为核心的哲学命题。尽管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政治与宗教开始在建制上走向分离，但这并未缓解神圣与凡俗两种视野之间的紧张。如何在上帝与恺撒、教士与帝国、教会与国家、良心与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建构性张力”？仍然是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所力图索解的基本问题。在世俗领域摆脱教会的羁缚之后，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如何确立一种新的权威？而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世俗领域将无法获得一种新的自身所特有的威严，将失去先前教会支持下的派生的重要地位。” “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被提出的。它承接了古典政治理念，即任何城邦（国家）要强大且持久，公民群体的道德共识和神祗认信是不可或缺的。公民宗教为现世的政治国家提供了某种超世的维度，赋予政治社会以恒常性，它强调的首先是信仰的社会和政治功用，而非某种宗教真理。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罗马贵族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看来，政治社会的维系首先在于民众养成服从的习惯，而只有当民众将这种义务视为某种神圣意志的要求，这种服从的习惯才能养成。而如果各社会阶层放弃了宗教认信，这种乐于服从的习惯将遭破坏，政治体也会随之走向崩溃。 1967年，社会学家罗伯特 #8226;贝拉（Robert N.…
P “拒服兵役之良心自由”比较研究 /P P /P P /P P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