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网首发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你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罪债， 如同我们免去人的罪债。 ——引自：耶稣基督的主祷文 都说我们现在进入了粮食和石油的危机时代，其实对于当下的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人性的危机：如果我们的粮食是有毒的，如果石油是来污染环境的，生产它们的是人，使用它们的也是人，尤其是粮食这古老的养我们性命的食物，有着毒性或者带来对身体的伤害，我们还如何可以生存？所谓“食色，性也”——对于国人，吃食还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食物的问题所暴露的就不仅仅是缺少的危机，而是中国人人性本身的危机！中国人之为人本身的危难！ 这一次三鹿奶粉加入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婴儿泌尿系统结石乃至死亡，成为所谓的结石娃娃，彻底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之为造假时代的本相！ 因此，这并不仅仅是食物的危机，也不仅仅是人性的险恶，而是生命的灾难：我们这个时代，这个2008年历史拐点的时期，从雪灾到地震，已经越来越直接打击生命本身，尤其是地震开始，都是指向孩子们，从不久前黑砖窑的童工伤残事件，到大头婴儿，再到地震中不合格校舍导致成群死亡的孩子们，直到现在的有毒奶粉，孩子们的年龄越来越小了，直到婴儿，刚出生的婴儿，越来越深入孩子们的身体，这是对这个文化剩余生命的再次牺牲式地无情征用！是造假时代所需要的代价和本钱！ 中国文化一直有着一个没有被揭露的剩余生命的悖论：一方面总是相信自然和人事会有着剩余和余地，总是可以再生和延续，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生生之为德的信念，推崇生养也要求养生，因而反复利用生命有着剩余的潜力；可是另一方面，又极力征用甚至盘剥剩余生命，既然有着无尽的剩余，那就以为可以无尽征用，极尽掠夺之能事，对剩余生命的伤害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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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P1-28 提要：本文依据作者近10余年来对中国东部和南部较发达地区村庄的实地调查资料，探讨当下中国农民在本土非农化压力、城市化暴力和工业私有化境况下采取的博弈策略，尤其关注其中新出现的合作机制再生发的意义。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条件下，当农民面对不确定的生存和保障前景时，会坚持固守一条独特的公正底线——“转换生计，持续保障”。这种公正观具有其坚实的草根基础。农民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运用“韧武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即采取非对抗性的抵制方式，选择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借助于“集体（合作）力”的效应，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公共化，从而获得行动的合法性。 关键词：韧武器；非对抗性抵制；互惠式交换；合作；参与；保障 *本文初稿曾在“詹姆斯。斯科特与中国农村：阅读与对话（James Scottand Rural China ：Reading and…
老鹤按 ： 这是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写来的一封邮件，对于“三个至上”谈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意见。征得来信者的同意，发表在这里，以期得到更多关注。 —————————————————————————————— 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先学过法律，后又学过政治的学生，对于什么至上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说什么至上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并不能“一揽子”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实践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具体情况，比如我们说一个家庭中婆婆的利益至上， ok ，那是媳妇不能顶撞婆婆，但是不是说为了让婆婆高兴这一点点利益就可以把媳妇砍死，损害媳妇的生命利益呢，显然不是， 因此，至上只是指导原则，而非严格的必须毫不打折适用的逻辑体系。…
10月8日，我有幸旁听了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30多名著名学者与100多位与会者就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理论重点、学术热点、方法论难点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声势浩大、阵容强大。任职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做了“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的演讲，在中国公共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家庭教会”这个概念，给整个会议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们自己都公开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你们究竟想把他们怎么样呢？ 我想，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和演讲总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吧？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当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这次会议与于建嵘先生的演讲的新闻时，我感到失望透顶。从人民日报到光明日报、以致网络的博客和论坛，几乎都假设于先生的演讲是不存在的，然而，所谓的新闻报道照样产生，照样去误导公众和执政党。联想到于建嵘先生在演讲中、刘澎先生和高师宁女士在点评中反复提到的“家庭教会”这一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我再次确信了媒体为什么被迫对于先生的演讲和质疑视而不见。 在这个国家，一切最应该受重视的问题，譬如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以及家庭教会的合法化问题都被认为是敏感问题，不许学术界和舆论有意义地讨论，只能出现在普通民众永远看不到的内参、“三自”提供的诸多假情报之中,于是政府就这样有系统地被误导. 在演讲中，于建嵘先生这位长年累月行走在底层社会的优秀学者幽默地说，他好不容易才在家里找到一件西装，想不到到了会议现场，他发现他的论文没有在现场发放，到了现场不知道找谁去签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会议主办方并没有安排他去签到。高师宁非常不满地说，这么多年来，她所写的一切有关家庭教会的论文和学术著作不能在内地公开发表和出版，只能在香港和海外才能出版。由于执政当局的这种对家庭教会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公众对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会认识不多，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常常是为所欲为，任意侵犯普通信徒的宗教自由和合法聚会的权利。于先生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会”这个非法词汇去宗教执法。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执法者带头犯法、却栽赃和嫁祸民众的做法。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半官方的、吃纳税人饭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宣布只有1600万。国家宗教事务局也相信了这个数字。真的这么少吗？“三自”为什么要这样刻意隐瞒和欺骗舆论？原来，这样的隐瞒和欺骗，就可以在上级面前显现他们的政绩。于是，海外的韩国人、乃至民_运机构则宣布中国拥有基督徒一点三个亿。上下一对比，整整相差了一个亿。不知道是谁的对错。通过他辛勤不懈的底层研究，于建嵘先生认真地告诉与会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在他看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至少在6300万。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究竟有什么样的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分布范围、培训课程、以及他们究竟抱持什么样的与政府相处的态度？于先生都耐心地告诉大家：多样性是家庭教会在社会学上最重要的表现特征，中国东西南北、乡村城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教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我看来，于先生似乎想告诉大家，整体上，中国的基督徒都有个盼望，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尊重他们信仰的权利和自由，在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来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中负责任的公民。不知道政府和执政党是否听到了人民的心声。 我想，中国的执政团队中共中央肯定是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三自”欺骗了。为什么要这样欺骗中共中央？原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在教会中做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是多么舒服啊，既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种种政治和物质上的好处，又可以在政府那里早已登记注册的基层教会和在政府那里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教会那里作威作福。高师宁女士说，在北京有个叫守望教会的大型知识分子教会，有800多个博士研究生聚会，他们不知道多少次主动找到宗教事务局要求登记，可是宗教事务局就是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有人不负责任地说，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是异端和邪教的温床；又有人说，家庭教会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还有人说，异议知识分子正在对家庭教会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利用家庭教会干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在与会的学者看来，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 通过对教会史的考察，刘澎先生明确指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基督教是明确反对政教合一的，家庭教会并不存在人们揣测的那种受利用成政治工具的现象。…
来源：参与 文/赵妍慕 10月8日，我有幸旁听了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30多名著名学者与100多位与会者就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理论重点、学术热点、方法论难点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声势浩大、阵容强大。任职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做了“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的演讲，在中国公共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家庭教会”这个概念，给整个会议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们自己都公开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你们究竟想把他们怎么样呢？ (博讯 boxun.com) 点击这里加入 有5美元折扣 我想，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和演讲总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吧？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当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这次会议与于建嵘先生的演讲的新闻时，我感到失望透顶。从人民日报到光明日报、以致网络的博客和论坛，几乎都假设于先生的演讲是不存在的，然而，所谓的新闻报道照样产生，照样去误导公众和执政党。联想到于建嵘先生在演讲中、刘澎先生和高师宁女士在点评中反复提到的“家庭教会”这一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我再次确信了媒体为什么被迫对于先生的演讲和质疑视而不见。 在这个国家，一切最应该受重视的问题，譬如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以及家庭教会的合法化问题都被认为是敏感问题，不许学术界和舆论有意义地讨论，只能出现在普通民众永远看不到的内参、“三自”提供的诸多假情报之中,于是政府就这样有系统地被误导.…
文/蔡少琪 编者按：奥运结束，中国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国家和教会此后的日子将会如何，相信是许多基督徒心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作者蔡少琪弟兄系香港九龙城浸信会牧师，曾于建道神学院任教八年。九龙城浸信会创立于1931年，为香港最大教会之一，会友达一万四千名，许多大型聚会，如著名的“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即在此举行，建道则是香港最大和主要的神学院之一。相信蔡牧师所代表的，一定程度上是香港教会的主流立场与感想。本刊希望借此文促进香港和内地教会彼此更深的了解与交流，共同思考和面对文中所涉及的，诸多极有价值的问题。 又艰难又强盛的中国年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年。2007年年底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崛起”（What’s Next: China）为封面，把2008年视为中国跃登世界舞台中央的一年，北京奥运则是中国的亮相盛会。主题文章《一个强悍而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The Rise of a…
朱大可：中国文化领域的“毒奶现象” 朱大可 中国毒奶事件，成为所谓“后奥运时代”的典型案例。本国奶粉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引发世人对食品制造业的深切怀疑。但奶粉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些无耻的科技发明，已经应用到食品工业的所有领域，由此捍卫着食品消费的完美格局。已经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利润至上和零度道德，就是毒化中国食品的两个主要原因。 有毒食品工业构成了庞大的集体罪链。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业领域的专家们，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创造出各种造假和使毒技术，为食品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是大规模造假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业为谋取利润，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种有毒的化学添加剂，把劣等和造假食品推向市场。地方政府为实现GDP指标，纵容和包庇食品犯罪。食品检验机构不仅没有发现这种造假事实，而且还向其颁发免检证，为投毒行径开放门户。向所有上述这些环节问责，进而向整个食品制度问责，才能击碎食品罪链，维系基本的安全防线。 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为惊心动魄的，应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却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审视与警惕。 尽管民众对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于大规模人口基数的存在，终究形成了庞大的文化诉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和无限的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类似食品的尖锐矛盾。然而，我们既丧失了制造当代原创性产品的能力，也丧失了从历史库房里提取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悬浮在空中，在长期面对文化匮乏和文化饥饿之后，它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为贪婪。 为了满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产品被加速制造出来，其间饱含着从注水（口水化和价值稀释）、造假（抄袭、伪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种有毒文化观念）等繁杂工艺，它们构成了密切关联的技术体系，对它们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现有文化产品做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盛大文学公司网站向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签约作家连载小说的写作速度太慢时，饥渴的网民就会发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写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从3000字/1天的正常写速，加快到10000-20000字/1天以上。这种“盛大文学现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兑水和造假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餐化过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无二致。它势必导致文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写作速度，无疑是测量文化产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国汉学家顾彬宣称，一个德国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据我所知，天才横溢的中国作家，却只需要一至三个月时间。本土畅销书作家写速更快，有时只需一到两周时间，就能炮制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香港武侠作家拥有30000字/1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写速，则到了50000字/1天的惊人地步。但这显然不是天才式写作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只能体现某种垃圾化写作的特点，但这种可笑的书写模式，却为消费时代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样板。…
任军锋 译 2006年12月 ——————————————————————————–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伟大著作《民主在美国》一书接近尾声时指出，在民主时代，“那些真正热爱自由和人类之卓越（human greatness） 的人们”尤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今天下午，经过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冀纯堂同志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由石家庄市委提请市人大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冀纯堂市长职务。新华社的新闻中提到，河北省委做出免职的原因是“根据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 在处理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过程中，石家庄市政府知而不报，隐瞒事实，最终造成了三名婴儿死亡，上千人患病，以及其他的社会稳定等重大负面影响，相关责任人理应受到处罚。冀纯堂先生被免职这一结果，确实是政府用于担当责任的表现。 但是处罚应该有处罚的依据，免职应该有免职的原因。对于党政机关的任免，理应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结果的正确也应该保证过程的规范。对于党政机关干部的任免，尤其是市委干部的任免，当然不能想当然尔，否则就有威权任免干部的嫌疑。 但是我们在河北省通过新华社发布的任免新闻中，并没有找出河北省省委作出这一免职决定的依据，仅仅是一条：“根据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但是这种情况进展到了何种程度，致使河北省委做出免去一省省会市委副书记的决定？当中经历了怎样的程序？是谁最终决定的？组织部还是省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现在所看到的信息中，都不能回答如上的种种疑问。 对于重大问题，实行官员问责，当然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一种尊重和负责的态度，也是政府摆脱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官员问责显然不仅仅是 “问责官员”这么简单，还应将问责的原因与程序公之于众。处置一名官员或者几名官员，只是对当下问题的一个解释，是政府对当下问题的一个态度。但是严格遵守问责的程序，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的问责过程，才能显示一届政府在吏治上尊重法律，摆脱维权执政的态度和决心。 对于一件重大的决策失误，重要的不是结果的正义。结果的正义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而程序的正义才是维护党政机关健康运行的重要因素。但愿我们过两天能知道冀纯堂先生的职务是谁罢免的，以及为何罢免的。
贺卫方 ：陈(忠林)教授强调“常识常理常情”，强调对于法官进行“良心教育”，但是这“三常”以及“良心”的含义如何，如何进行良心教育…终究不明就里，颇给人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感觉。 陈忠林 ：他(贺卫方)是一个想为“奴隶”造福、但是“奴隶”必须服从“精英”才可能得到自己利益的人。卫方老师想为“奴隶”谋利益，我是想让每一个人自己解放自己。 张千帆 ：我们所面临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人民”或“大众”，而只是他们当中声音被不成比例放大的一小部分人…真正的大众化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司法大众化更是某些学者脑袋里子虚乌有的虚拟存在。 何兵 ：司法民主化批判者津津乐道的一个理由是，司法活动如此复杂…普通人民无法理解，遑论参与。此言的实质是，人民水平不行…这是历史上多次被批判的司法神秘主义的再一次抬头… 高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