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1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新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普世价值问题。在7月5日的第七次论坛上，好几位专家都对这个问题作过精彩的论述，今天再把它列为论坛主题，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普世价值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王占阳在上次论坛的发言中，把普世价值分为应然的、观念的、实然的三个层次，并且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应然的普世价值转变成为实然的普世价值的发展阶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普世价值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如果现在再不确立普世价值观，中国就绝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很赞成王占阳的这个判断，确立普世价值的社会观念，并付之实践，确实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徐景安在主题发言中说：“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我十分同意这个见解，想在这里作一些补充论述。 （一）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猫论”和“摸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于改革开放的性质、目标，它的时代意义、发展前景，却格于“不争论”的禁忌（首先而主要的，是姓“社”姓“资”之争），缺乏深入的探讨，至今模糊不清。所谓“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都没有点中改革开放的要穴；“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指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远景和途径，是指导思想的一大进步，但仍不能说明改革开放的性质，也没有描画出改革开放的明确前景。 我在近几年来有一个看法：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义性质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在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全面建立以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只能是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回顾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由于存在着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极权势力的复辟。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实现一党专政；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吗？当然不是，相反，却具有专制极权的所有特征。“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专制主义的复辟。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 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因为中国的社会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社会优势、政治优势都已不复存在，而资本主义早期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厂、两极分化、贪贿腐败、赌毒黄娼、假冒伪劣等等，则已经无法避免。“新民主主义”已经被历史淘汰了。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是王占阳说的要实践普世价值。所以，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他们拒绝改革的民主主义方向，希望中国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个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时代去。徐景安把普世价值之争归结为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改革方向之争，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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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体思想 来源：光明网 作者： 摘要: 亚里士多德由其中庸的伦理思想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体思想。这一中庸的政体思想建立在中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之上，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种特质，注重平衡、维护正义——这一点体现在政体的选择、建立、维持、延续等各个方面，强化公民教育，这样建立起来的政体就是亚氏最为推崇的共和政体。亚氏的中庸政体思想影响深远。后世政体研究与政体发展莫不源于亚里士多德。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中庸政体中产阶级共和调查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其一，国家是基于自然的生长、演化和创造。即从为满足一切日常的需要起见所设立的家庭，到由多数家庭集合而成的村落，再到被亚氏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后的阶段的国家。其二，国家的目标，绝不单单是生殖与生存，而在于国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国民的幸福，当然是指一切美德的实现，所以，在亚氏看来，国家是有其高尚的伦理目的的。他所谓的国家，不是单单希图共存的团体，而是向着美善精进的那种社会生活。质言之，自然的本性的衍生和强烈的伦理目的，构成了亚氏审视国家的独特视角，也是其对政治学的两大贡献。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亚氏的政治学并非一种独立的科学，而是为完成其伦理学起见的辅助科学。1] 诚然，为完成这一学科构想目的，单单只是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过度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学内部进行构想与慎思。亚氏思虑的是，为完成其伦理目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政体如何构建？什么样的政体是理想的政体？理想政体如何维系？其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亚氏在构思其政治思想与政体理论中所必须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还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亚氏对后世政治学的影响何在？其要义何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求解，构成了本文的运思逻辑。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其中庸的政治思想。…
新年伊始，跪下唱诗祷告，有圣灵能力与我同在。本想聚会讲《圣经·约书亚记》，可是，心有感动，瞻望一下2008年。 圣经上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3：1）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传3：15） 圣经真理启示我们，“七”是属灵的完全数，解经家贾玉铭认为，“十”是属地之完全数，所以，以“七”预言基督教会，以“十”预言国家社会。回顾百年中国逢“八”的年份，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就可以瞻望2008年的主调，有机会再请教成熟的基督徒先知们，补充一些精细的事项，求主引导我。翻阅史书，列出相关事件。 （一） 1908年，清王朝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登基，孙中山、黄兴率领的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马笃山、黄明堂等地的四次起义。中国各民间团体的活动十分活跃，纷纷谋求政治变革，大清王朝摇摇欲坠。 1918年，徐世昌、段祺瑞组成北洋政府，统治中国北方；孙中山、岑春煊的南方军政府与之分庭抗礼。北京的国会、广州的国会非常激烈地进行内部争权，各种思潮纷纷出笼，各种政治势力、党派团体均有发展空间。 1928年，激烈战争的一年，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张学良服从民国政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中共红军以井冈山为根据地进行暴动，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和济南惨案。湖南、江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经历战乱。 1938年，抗日战争鏖战正酣。中国大地以民国政府为正统和主导，另有伪满州国统治东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伪南京维新政府，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中共组成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国民党军队为抗日主力，进行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华南战役等。全国炮声隆隆，战火纷飞。…
三种中华文化基督徒 ［ ］ — 杨凤岗 上帝独一不二。但道成肉身的基督进入不同时空的社会文化，便有了不同文化对于福音的理解和表达。谢文郁兄说“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能在中国式思维的基础上来接受”基督之真理。我想根据社会学的观察来谈这一点。 如果把中国人放在全球大视野中来看，二十世纪后几十年，中国人对于基督的接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海外很多国家的华人中，认信基督者超过佛教等其他制度化宗教。但是，这些华人基督徒同时有着强烈的中华认同。 以北美为例，华人教会有很强的中国人认同，Chinese 总出现在教会名字中。但这里的…
作者：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问：您曾在法大读书，之后留校任教，在您的心目中，法大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相较于您曾经待过的其他大学，法大有何特色、传统及精神内质？ 答：任何一所大学，倘若具有自己的传统，必区别于其他大学，也才能真正区别于其他大学。所谓一所大学的特色，构成此之区别于彼不一样之处，常常就体现在自己的传统上，而所谓“传统”，属于更为深厚与丰蕴一类的东西，有待于时间，非“特色”所能尽述。法大具有自己的天然优势，譬如，第一，它位居北京。第二，它唤作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二字既非随便动用，则冠此二字，较诸同侪，便已先占鳌头。第三，仅就法学的学科布局来看，它是中国大陆地区法学专业最为齐备的法学院。恐怕举凡能够以法学二字含括者，尽在法大矣。第四，它大，是世界上就读人数作多的法学院。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法学院具有如此规模。想一想吧，一、两万法科学子云集一堂，旖欤盛哉！ 这么大规模，如此齐全的学科，意味着每个学科每个领域都有一定的教学研究者，而构成一“大”一“全”之势，非其他法科院校所能比拟。清华、北大号称冠绝国中，若论法科，却无法匹敌。在同类法科院校中，西南政法大学在学科布局上不见其弱，师生用功程度、向学钦敬之心亦且犹有过之，但位处西南，先已屈居区位弱势。虽说互联网时代“环球同此凉热”，资讯上再无旧日垄断独霸的可能性，但诸如“氛围”之类的软环境，却非互联网所能替代或者弥补的。同时，就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而言，法大师生能够利用的交往渠道为其他区域所难比拟。身处好大学，蒙承“政策倾斜”，媒体关照，教员和学生的机会多，才俊之士固然如虎添翼，中、下才之人因得借重外在妆饰以充门面，亦且身价增益，如此而已。当今中国，尚未触动的“大锅饭”不多了，大学是其中之一，所以才会有这类物事。 所以，尽管法大校园一直破破烂烂，但这几年西南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其他院校的教授纷纷“跳槽”到法大来了。他们一方面深感法大校园条件简陋，甚至简陋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另一方面却为京城整体性的学术环境而生耳目一新之慨。混迹其中，鱼鱼雅雅，难以苦乐一言以蔽之，滋味只有当事人清楚。毕竟，当今之世，北京蔚为中国学术的中心，也是汉语法律文明的中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仿制出来的。向学之士，少长咸集，辐辏而来，且非顺理成章。 很长时间里，法大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如今40岁以上活跃于法学教研中的杰出之士，不少曾经就读于此。至于“公检法”等法律实务部门，更是校友云集。据说，全国司法机构中，法大校友什有其一。这是法大引以为豪之处，也是母校为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贡献所在。1983年以后，随着北京政法学院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生源质量获得较大提升。研究生教育的大规模“上马”，生源和学科的逐渐多元性，为法大造成了思想激荡的可能性。当其时，一时间集聚而来的不仅有法科毕业生，还有其他学科的学人。人才来源的多样性，知识门类的多学科性，是思想领域风云激荡的前提，而这是纯粹单科的法学院校不可能出现的景象。当然，多元性所造成的知识、思想的交融互动不仅有助于提升法学的品质，激发新知，对于一切学科而言，亦且如此。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校舍问题首当其冲，换言之，中西法律文明的交汇没有物化的安放之所与象征之物。当然，学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后勤怎样为教学服务，教、学的主体性等等，是中国所有大学都面临着的体制问题。我在政法大学前后十七年，是一生中最有理想主义的时段，真正是“身无分文，胸怀天下”。1983年到法大入读研究生时刚刚20出头，留校任教，做了一年的助教，五年的讲师，将近十年的副教授。岁月无情，青春易老，唯留怀念凭吊，心事浩茫随流水。 至于“精神内质”与传统，法大暂时还没有，原因无他，历史太短，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这种“内质”，也见不出任何传统。非唯法大，整个中国一千多所大学，除开寥寥可数的大学得言自己的传统外，其余均尚不足以侈谈传统二字。晚近半个多世纪里不正常的政治、社会条件下设立的大学，千人一面，均为大型或者超大型“国营单位”而已，毫无独立与自尊可言，亦无自由精神与超越向度的追求，何来传统？又何来“精神内质”？如说“特色”，则森严严的官本位和僵腐无效能的行政化，可谓其共同发育的痈疽。对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在位者视之璨若桃花。君不见，就连北大、清华，其所谓传统还不是千疮百孔，遥遥乎欲坠矣。…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P1-28 提要：本文依据作者近10余年来对中国东部和南部较发达地区村庄的实地调查资料，探讨当下中国农民在本土非农化压力、城市化暴力和工业私有化境况下采取的博弈策略，尤其关注其中新出现的合作机制再生发的意义。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条件下，当农民面对不确定的生存和保障前景时，会坚持固守一条独特的公正底线——“转换生计，持续保障”。这种公正观具有其坚实的草根基础。农民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运用“韧武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即采取非对抗性的抵制方式，选择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借助于“集体（合作）力”的效应，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公共化，从而获得行动的合法性。 关键词：韧武器；非对抗性抵制；互惠式交换；合作；参与；保障 *本文初稿曾在“詹姆斯。斯科特与中国农村：阅读与对话（James Scottand Rural China ：Reading and…
老鹤按 ： 这是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写来的一封邮件，对于“三个至上”谈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意见。征得来信者的同意，发表在这里，以期得到更多关注。 —————————————————————————————— 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先学过法律，后又学过政治的学生，对于什么至上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说什么至上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并不能“一揽子”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实践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具体情况，比如我们说一个家庭中婆婆的利益至上， ok ，那是媳妇不能顶撞婆婆，但是不是说为了让婆婆高兴这一点点利益就可以把媳妇砍死，损害媳妇的生命利益呢，显然不是， 因此，至上只是指导原则，而非严格的必须毫不打折适用的逻辑体系。…
10月8日，我有幸旁听了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30多名著名学者与100多位与会者就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理论重点、学术热点、方法论难点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声势浩大、阵容强大。任职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做了“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的演讲，在中国公共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家庭教会”这个概念，给整个会议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们自己都公开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你们究竟想把他们怎么样呢？ 我想，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和演讲总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吧？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当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这次会议与于建嵘先生的演讲的新闻时，我感到失望透顶。从人民日报到光明日报、以致网络的博客和论坛，几乎都假设于先生的演讲是不存在的，然而，所谓的新闻报道照样产生，照样去误导公众和执政党。联想到于建嵘先生在演讲中、刘澎先生和高师宁女士在点评中反复提到的“家庭教会”这一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我再次确信了媒体为什么被迫对于先生的演讲和质疑视而不见。 在这个国家，一切最应该受重视的问题，譬如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以及家庭教会的合法化问题都被认为是敏感问题，不许学术界和舆论有意义地讨论，只能出现在普通民众永远看不到的内参、“三自”提供的诸多假情报之中,于是政府就这样有系统地被误导. 在演讲中，于建嵘先生这位长年累月行走在底层社会的优秀学者幽默地说，他好不容易才在家里找到一件西装，想不到到了会议现场，他发现他的论文没有在现场发放，到了现场不知道找谁去签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会议主办方并没有安排他去签到。高师宁非常不满地说，这么多年来，她所写的一切有关家庭教会的论文和学术著作不能在内地公开发表和出版，只能在香港和海外才能出版。由于执政当局的这种对家庭教会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公众对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会认识不多，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常常是为所欲为，任意侵犯普通信徒的宗教自由和合法聚会的权利。于先生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会”这个非法词汇去宗教执法。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执法者带头犯法、却栽赃和嫁祸民众的做法。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半官方的、吃纳税人饭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宣布只有1600万。国家宗教事务局也相信了这个数字。真的这么少吗？“三自”为什么要这样刻意隐瞒和欺骗舆论？原来，这样的隐瞒和欺骗，就可以在上级面前显现他们的政绩。于是，海外的韩国人、乃至民_运机构则宣布中国拥有基督徒一点三个亿。上下一对比，整整相差了一个亿。不知道是谁的对错。通过他辛勤不懈的底层研究，于建嵘先生认真地告诉与会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在他看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至少在6300万。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究竟有什么样的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分布范围、培训课程、以及他们究竟抱持什么样的与政府相处的态度？于先生都耐心地告诉大家：多样性是家庭教会在社会学上最重要的表现特征，中国东西南北、乡村城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教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我看来，于先生似乎想告诉大家，整体上，中国的基督徒都有个盼望，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尊重他们信仰的权利和自由，在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来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中负责任的公民。不知道政府和执政党是否听到了人民的心声。 我想，中国的执政团队中共中央肯定是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三自”欺骗了。为什么要这样欺骗中共中央？原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在教会中做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是多么舒服啊，既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种种政治和物质上的好处，又可以在政府那里早已登记注册的基层教会和在政府那里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教会那里作威作福。高师宁女士说，在北京有个叫守望教会的大型知识分子教会，有800多个博士研究生聚会，他们不知道多少次主动找到宗教事务局要求登记，可是宗教事务局就是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有人不负责任地说，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是异端和邪教的温床；又有人说，家庭教会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还有人说，异议知识分子正在对家庭教会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利用家庭教会干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在与会的学者看来，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 通过对教会史的考察，刘澎先生明确指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基督教是明确反对政教合一的，家庭教会并不存在人们揣测的那种受利用成政治工具的现象。…
来源：参与 文/赵妍慕 10月8日，我有幸旁听了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30多名著名学者与100多位与会者就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理论重点、学术热点、方法论难点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声势浩大、阵容强大。任职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做了“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的演讲，在中国公共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家庭教会”这个概念，给整个会议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们自己都公开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你们究竟想把他们怎么样呢？ (博讯 boxun.com) 点击这里加入 有5美元折扣 我想，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和演讲总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吧？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当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这次会议与于建嵘先生的演讲的新闻时，我感到失望透顶。从人民日报到光明日报、以致网络的博客和论坛，几乎都假设于先生的演讲是不存在的，然而，所谓的新闻报道照样产生，照样去误导公众和执政党。联想到于建嵘先生在演讲中、刘澎先生和高师宁女士在点评中反复提到的“家庭教会”这一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我再次确信了媒体为什么被迫对于先生的演讲和质疑视而不见。 在这个国家，一切最应该受重视的问题，譬如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以及家庭教会的合法化问题都被认为是敏感问题，不许学术界和舆论有意义地讨论，只能出现在普通民众永远看不到的内参、“三自”提供的诸多假情报之中,于是政府就这样有系统地被误导.…
文/蔡少琪 编者按：奥运结束，中国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国家和教会此后的日子将会如何，相信是许多基督徒心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作者蔡少琪弟兄系香港九龙城浸信会牧师，曾于建道神学院任教八年。九龙城浸信会创立于1931年，为香港最大教会之一，会友达一万四千名，许多大型聚会，如著名的“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即在此举行，建道则是香港最大和主要的神学院之一。相信蔡牧师所代表的，一定程度上是香港教会的主流立场与感想。本刊希望借此文促进香港和内地教会彼此更深的了解与交流，共同思考和面对文中所涉及的，诸多极有价值的问题。 又艰难又强盛的中国年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年。2007年年底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崛起”（What’s Next: China）为封面，把2008年视为中国跃登世界舞台中央的一年，北京奥运则是中国的亮相盛会。主题文章《一个强悍而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The Rise of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