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１２月１２日，他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书面采访。 《凤凰周刊》：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８０年代走下神坛，９０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泽东像以辟邪，这透露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社会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高华：国内崇毛热的再次升温有两个背景，最重要是与近几年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以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光辉正确论”， 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 《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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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出版自由与“非法经营罪” 作者：曹志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大陆的“非法经营罪”，近年在教案中被频繁使用，以认定宗教信徒私自编印、无偿发放大量教义书籍的行为构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并罚金的刑罚。 自费印刷、无偿发放教义书籍的宗教信徒，为什么屡被定“非法经营罪”而判刑？这是促动本文研究的起点式问题。所以，第二部分首先探求“非法出版活动”为什么被“法” 纳为威慑、防范和惩治的对象。由于发现“行政权力－行政‘法’”在国家强制行为体系内起中枢作用，本文不得不在第三部分检索50年来国家如何凭借行政法规和文件建构出版审查机制的历史。对出版的行政管制若要彻底实现其强制效力，在现代法制背景下，司法审判必须为这种管制“保驾护航”。因此本文第四部分集中分析司法解释将 “非法出版活动”纳入“非法经营罪”的内在机理，并凸显背后对其支配的政制惯例。第五部分则从两个案例出发，探讨3个问题：从对“非法经营行为”类“非法经营罪”的指控到认定，公安局启动刑事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尤其是法院刑事审判的逻辑如何展开？这种司法现象寄居的刑事司法结构体现一种怎样的犯罪控制理念？该罪背后的犯罪控制场域与政治权力运行惯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力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归纳权力结构中“宗教出版自由”的品质。 二、非法出版活动被定“罪”的立法逻辑 （一）从“反投机倒把”到“打非”的开始…
文/康晓光 一场伟大的运动，不但会创造出激动人心的理论，掀起波澜壮阔的行动，还会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伟大的运动必然产生伟大的成果。而一场失败的运动所能贡献给人类的，充其量也就是一部乌托邦。 文化复兴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改变将带来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波及文化、政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 本文直接关注的是这场运动对价值观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影响，进而推测对政治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政治、文化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人们往往认为文化是虚无缥缈、软弱无力的东西，只有经济和政治才是真实而有力的力量。其实，文化不是消极的力量，不是其他力量的附庸，不会简单地、轻易地被经济和政治力量所改变。相反，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在受到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的同时，也会积极地影响经济和政治力量，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关键力量。这是政治文化学者尊崇的基本信念。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本文的基本分析逻辑。 本文的分析不是“书上来，书上去”式的空泛议论，而是脚踏实地的经验分析，所依据的经验资料来自我们的典型调查、积极分子问卷调查、10个城市的随机入户问卷调查。 一、预测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上层 建筑 、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否认文化因素的作用。葛兰西(Antonio…
从自我撤离到自我抗拒—并论“三个至上”为何让人忧心 作者：潘圣山 【本文的主要思路】引言：执政党的新挑战——社会转型与政党的自我撤离式演进——政党演进中的自我抗拒——“三个至上”与自我撤离式转型的背离——以司法独立巩固和深化政党—国家体制的自我撤离式转型。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以《 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 》为题做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警告党内成员：“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如果我们再回想改革开放以来，从市场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的不同提法，就能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出发，一直在不断进行着意识形态创新。这说明，执政党自身也在努力寻求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试图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重塑执政党的政治权威。马克斯·韦伯对权威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正当的权威不外乎三种历史形态，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他认为，组织与权威的关系密切，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包括政党）都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权威，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这即就是著名的权威理论（ 引自王利平：社会危机与政党转型—基于法治的角度 ），也就是说，政党转型必然与法治建设密切相关。 按照匈牙利学者玛利亚·乔纳蒂的观点，政党—国家体制的演进模式可分为自我掠夺性、自我解体型和自我撤离型三种，她把中国的体制转型理解为自我撤离型的（玛利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这种自我撤离型的演进同样属于执政党重新谋求政党合法化、巩固政党权威的一种努力。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在新时期里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转型的瓶颈在哪里？如何突破瓶颈，逐步演进为新的政党—国家体制？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法律和司法系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司法权与党权、行政权的关系如何？对最后一个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受到最近一个时期，法院系统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中，对司法独立的动摇及对党的领导权的重新强化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如果说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说的是司法工作的三个不同方面，不存在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问题，也许我们对高院的最新动向大可不必忧虑，但如果不幸暗含了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这一命题，我们就不得不给予严重的关切。…
——2008年8月31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新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普世价值问题。在7月5日的第七次论坛上，好几位专家都对这个问题作过精彩的论述，今天再把它列为论坛主题，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普世价值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王占阳在上次论坛的发言中，把普世价值分为应然的、观念的、实然的三个层次，并且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应然的普世价值转变成为实然的普世价值的发展阶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普世价值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如果现在再不确立普世价值观，中国就绝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很赞成王占阳的这个判断，确立普世价值的社会观念，并付之实践，确实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徐景安在主题发言中说：“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我十分同意这个见解，想在这里作一些补充论述。 （一）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猫论”和“摸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于改革开放的性质、目标，它的时代意义、发展前景，却格于“不争论”的禁忌（首先而主要的，是姓“社”姓“资”之争），缺乏深入的探讨，至今模糊不清。所谓“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都没有点中改革开放的要穴；“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指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远景和途径，是指导思想的一大进步，但仍不能说明改革开放的性质，也没有描画出改革开放的明确前景。 我在近几年来有一个看法：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义性质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在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全面建立以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只能是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回顾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由于存在着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极权势力的复辟。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实现一党专政；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吗？当然不是，相反，却具有专制极权的所有特征。“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专制主义的复辟。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 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因为中国的社会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社会优势、政治优势都已不复存在，而资本主义早期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厂、两极分化、贪贿腐败、赌毒黄娼、假冒伪劣等等，则已经无法避免。“新民主主义”已经被历史淘汰了。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是王占阳说的要实践普世价值。所以，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他们拒绝改革的民主主义方向，希望中国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个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时代去。徐景安把普世价值之争归结为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改革方向之争，是非常恰当的。…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体思想 来源：光明网 作者： 摘要: 亚里士多德由其中庸的伦理思想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体思想。这一中庸的政体思想建立在中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之上，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种特质，注重平衡、维护正义——这一点体现在政体的选择、建立、维持、延续等各个方面，强化公民教育，这样建立起来的政体就是亚氏最为推崇的共和政体。亚氏的中庸政体思想影响深远。后世政体研究与政体发展莫不源于亚里士多德。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中庸政体中产阶级共和调查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其一，国家是基于自然的生长、演化和创造。即从为满足一切日常的需要起见所设立的家庭，到由多数家庭集合而成的村落，再到被亚氏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后的阶段的国家。其二，国家的目标，绝不单单是生殖与生存，而在于国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国民的幸福，当然是指一切美德的实现，所以，在亚氏看来，国家是有其高尚的伦理目的的。他所谓的国家，不是单单希图共存的团体，而是向着美善精进的那种社会生活。质言之，自然的本性的衍生和强烈的伦理目的，构成了亚氏审视国家的独特视角，也是其对政治学的两大贡献。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亚氏的政治学并非一种独立的科学，而是为完成其伦理学起见的辅助科学。1] 诚然，为完成这一学科构想目的，单单只是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过度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学内部进行构想与慎思。亚氏思虑的是，为完成其伦理目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政体如何构建？什么样的政体是理想的政体？理想政体如何维系？其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亚氏在构思其政治思想与政体理论中所必须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还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亚氏对后世政治学的影响何在？其要义何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求解，构成了本文的运思逻辑。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其中庸的政治思想。…
新年伊始，跪下唱诗祷告，有圣灵能力与我同在。本想聚会讲《圣经·约书亚记》，可是，心有感动，瞻望一下2008年。 圣经上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3：1）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传3：15） 圣经真理启示我们，“七”是属灵的完全数，解经家贾玉铭认为，“十”是属地之完全数，所以，以“七”预言基督教会，以“十”预言国家社会。回顾百年中国逢“八”的年份，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就可以瞻望2008年的主调，有机会再请教成熟的基督徒先知们，补充一些精细的事项，求主引导我。翻阅史书，列出相关事件。 （一） 1908年，清王朝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登基，孙中山、黄兴率领的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马笃山、黄明堂等地的四次起义。中国各民间团体的活动十分活跃，纷纷谋求政治变革，大清王朝摇摇欲坠。 1918年，徐世昌、段祺瑞组成北洋政府，统治中国北方；孙中山、岑春煊的南方军政府与之分庭抗礼。北京的国会、广州的国会非常激烈地进行内部争权，各种思潮纷纷出笼，各种政治势力、党派团体均有发展空间。 1928年，激烈战争的一年，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张学良服从民国政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中共红军以井冈山为根据地进行暴动，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和济南惨案。湖南、江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经历战乱。 1938年，抗日战争鏖战正酣。中国大地以民国政府为正统和主导，另有伪满州国统治东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伪南京维新政府，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中共组成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国民党军队为抗日主力，进行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华南战役等。全国炮声隆隆，战火纷飞。…
三种中华文化基督徒 ［ ］ — 杨凤岗 上帝独一不二。但道成肉身的基督进入不同时空的社会文化，便有了不同文化对于福音的理解和表达。谢文郁兄说“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能在中国式思维的基础上来接受”基督之真理。我想根据社会学的观察来谈这一点。 如果把中国人放在全球大视野中来看，二十世纪后几十年，中国人对于基督的接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海外很多国家的华人中，认信基督者超过佛教等其他制度化宗教。但是，这些华人基督徒同时有着强烈的中华认同。 以北美为例，华人教会有很强的中国人认同，Chinese 总出现在教会名字中。但这里的…
作者：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问：您曾在法大读书，之后留校任教，在您的心目中，法大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相较于您曾经待过的其他大学，法大有何特色、传统及精神内质？ 答：任何一所大学，倘若具有自己的传统，必区别于其他大学，也才能真正区别于其他大学。所谓一所大学的特色，构成此之区别于彼不一样之处，常常就体现在自己的传统上，而所谓“传统”，属于更为深厚与丰蕴一类的东西，有待于时间，非“特色”所能尽述。法大具有自己的天然优势，譬如，第一，它位居北京。第二，它唤作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二字既非随便动用，则冠此二字，较诸同侪，便已先占鳌头。第三，仅就法学的学科布局来看，它是中国大陆地区法学专业最为齐备的法学院。恐怕举凡能够以法学二字含括者，尽在法大矣。第四，它大，是世界上就读人数作多的法学院。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法学院具有如此规模。想一想吧，一、两万法科学子云集一堂，旖欤盛哉！ 这么大规模，如此齐全的学科，意味着每个学科每个领域都有一定的教学研究者，而构成一“大”一“全”之势，非其他法科院校所能比拟。清华、北大号称冠绝国中，若论法科，却无法匹敌。在同类法科院校中，西南政法大学在学科布局上不见其弱，师生用功程度、向学钦敬之心亦且犹有过之，但位处西南，先已屈居区位弱势。虽说互联网时代“环球同此凉热”，资讯上再无旧日垄断独霸的可能性，但诸如“氛围”之类的软环境，却非互联网所能替代或者弥补的。同时，就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而言，法大师生能够利用的交往渠道为其他区域所难比拟。身处好大学，蒙承“政策倾斜”，媒体关照，教员和学生的机会多，才俊之士固然如虎添翼，中、下才之人因得借重外在妆饰以充门面，亦且身价增益，如此而已。当今中国，尚未触动的“大锅饭”不多了，大学是其中之一，所以才会有这类物事。 所以，尽管法大校园一直破破烂烂，但这几年西南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其他院校的教授纷纷“跳槽”到法大来了。他们一方面深感法大校园条件简陋，甚至简陋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另一方面却为京城整体性的学术环境而生耳目一新之慨。混迹其中，鱼鱼雅雅，难以苦乐一言以蔽之，滋味只有当事人清楚。毕竟，当今之世，北京蔚为中国学术的中心，也是汉语法律文明的中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仿制出来的。向学之士，少长咸集，辐辏而来，且非顺理成章。 很长时间里，法大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如今40岁以上活跃于法学教研中的杰出之士，不少曾经就读于此。至于“公检法”等法律实务部门，更是校友云集。据说，全国司法机构中，法大校友什有其一。这是法大引以为豪之处，也是母校为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贡献所在。1983年以后，随着北京政法学院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生源质量获得较大提升。研究生教育的大规模“上马”，生源和学科的逐渐多元性，为法大造成了思想激荡的可能性。当其时，一时间集聚而来的不仅有法科毕业生，还有其他学科的学人。人才来源的多样性，知识门类的多学科性，是思想领域风云激荡的前提，而这是纯粹单科的法学院校不可能出现的景象。当然，多元性所造成的知识、思想的交融互动不仅有助于提升法学的品质，激发新知，对于一切学科而言，亦且如此。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校舍问题首当其冲，换言之，中西法律文明的交汇没有物化的安放之所与象征之物。当然，学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后勤怎样为教学服务，教、学的主体性等等，是中国所有大学都面临着的体制问题。我在政法大学前后十七年，是一生中最有理想主义的时段，真正是“身无分文，胸怀天下”。1983年到法大入读研究生时刚刚20出头，留校任教，做了一年的助教，五年的讲师，将近十年的副教授。岁月无情，青春易老，唯留怀念凭吊，心事浩茫随流水。 至于“精神内质”与传统，法大暂时还没有，原因无他，历史太短，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这种“内质”，也见不出任何传统。非唯法大，整个中国一千多所大学，除开寥寥可数的大学得言自己的传统外，其余均尚不足以侈谈传统二字。晚近半个多世纪里不正常的政治、社会条件下设立的大学，千人一面，均为大型或者超大型“国营单位”而已，毫无独立与自尊可言，亦无自由精神与超越向度的追求，何来传统？又何来“精神内质”？如说“特色”，则森严严的官本位和僵腐无效能的行政化，可谓其共同发育的痈疽。对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在位者视之璨若桃花。君不见，就连北大、清华，其所谓传统还不是千疮百孔，遥遥乎欲坠矣。…
资料图中新社发 井韦 摄 日前，本报记者从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独家获得《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 该报告由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副所长陈光金等人撰写。报告依托于2006年3月~5月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资料(调查覆盖全国东中西部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00户，有效样本7061个)。 八成人相信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暂时的 调查统计显示，74.9%的人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非常和谐”和“比较和谐”。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非常稳定”和“比较稳定”的人所占比例为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