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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捷 　　　　 　　　　 近来国内大事频发，既有天灾又有人祸。这些事件都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几乎无人对此有所预期和准备，也没有现成的法律、习俗、惯例或者制度能够用来指导人们的行为。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的挑战，很多地方都陷入混乱。老一辈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默顿等都对这类情况非常忧虑，称之为“失范”。失范者，无范可依也，人们茫然不知所措，很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病态扭曲。 　　　　可是就在没有明确的、针对的规范的情况下，人们自发组织了一系列社会活动，有效填补“失范”留下的真空，继续推动社会机器有力运转。以这次地震救灾为例，在很多权力机关没来得及投入和注意的地方，个人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经济社会学对这类行为称之为“集体行动”，直到晚近才有对此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过去，经济学主要关注个人行动。经济学家相信，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人总是理性的，按照自己的偏好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人们也会在制度中发挥自己的才智，为自己谋求最多的福利。 　　　　反过来，社会学则关注明确、统一规范下的人类行动。社会学家注意到人是社会的人，必须在符号作用下有机地团结在一些社群周围，诸如家庭、社区、宗教团体等等。社群中的人有可能集体行动，但只有明确规范、明确价值、明确目标下的集体行动才有意义，否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能保证行动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服饰的时尚也有可能是一种集体行动。比如某种颜色、某种款式的衣服一夜之间风靡全城，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但是时尚往往缺乏意义，这就使得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无法被长期固定。若是给它赋予一点符号意义，比如穿非动物毛皮衣物以支持野生动物保护，比如穿唐装以支持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行动就有更大可能保持延续。 　　　　地震发生二十多天，最痛苦的时期已经过去，它对我们心灵的震撼逐渐从最直接的伤害转变成为符号。我们终于可能从一种压抑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将地震作为一种外在于自身生命的客观事件来看待。这时总结地震之后集体行动的模式和绩效就很重要。柏拉图曾说，人的大脑如同一架马车，由“情感”和“理智”两匹烈马拖曳前行。现在到了让“理智”把我们拖回正规的时候，这样才能揭示这个社会在危机过程中的动员和组织机制，也有助于理清下一步灾区重建的思路。…

李向平 倪柝声（Watchman Nee，1903～1972）及其“地方教会”的神学思想及其具体实践过程，在20世纪华人基督教的教会发展历史中，无疑占有极重要的一页。对中国基督教的意义，即在于其“地方教会”主张，超越了固有的基督教宗派意思及其限制，人人传福音，社会动员力量强大；重视平信徒教育，促使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承担教会的发展重任。以“家庭” 为主要的聚会场所，使教会的运作机制简明而便宜，同时深入日常生活之中。 虽然，倪柝声主张抨击基督教固有的宗派观念，自命为唯一合乎上帝旨意的教会，从而引起基督教教会间的正统之争，但是，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二十世纪以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大多是出自西方传教士之发动与领导。直至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才有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基督教教会。倪柝声和他所提倡的“地方教会”，他不仅成功带领“地方教会”运动迅速扩展到中国各地，并日益受到欧美教会的瞩目。这就奠定了倪柝声所创导之“地方教会”的神学意义与历史影响。 “地方教会”，可说是 倪柝声 及其 同工…

作者：法制网记者 蒋安杰 法制网实习生 刘显刚 赵 丽 2008-09-02 08:35:05 来源：法制网…

卓新平 论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基督宗教如何参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在相互理解和接纳上仍存有一定的障碍或问题。“全球化”发展使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再次拉近，在这种已无法回避的“近距离”或“零距离”的彼此“亲近”中，究竟是找到一种“亲切”，还是感到一种“紧张”，就成为反思二者关系的历史并重构或开创其今关系的一个重要契合点。这是一个挑战，也是新的机遇。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现了重大变化和积极发展，社会主流表达了与世界共在、求人类和谐的美好愿望。然而，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撑，缺乏一种信仰的凝聚，社会和谐并不容易达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社会恐慌，实质上是一种信心上的危机，即在金融、经济交往中信任的缺失。这种信心上的危机和信任上的缺失使金融“资本”变成失控的“幽灵”，在其飘荡中引起市场的震荡和人心的震动。恰如以往这种信心和信任曾带来金融资本的扩大、膨胀那样，今天其信心和信任的缺失则使这种金融资本迅速消失、蒸发。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在金融资本上的“信仰”或其殒灭可能会直接影响其“资本”的大与小、有与无，因而使“信仰”本身也成为一种独特且颇具影响力或决定性的“资本”，并直接对社会的稳定或动荡起着作用。没有信心、信任，则很难建立和巩固其信仰。顺着这一启迪来思索，我们也可以考虑“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精神资本”的意义及其变化和影响的问题，进而分析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信心、信任状况，由此尝试揭开基督宗教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定位及命运之谜。应该说，我们仍需要相关的信心及信任来恢复或重建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和谐，而“爱的神学”的提出，则正是回归基督宗教作为“爱的宗教”之本真的当代努力；通过这种“爱”，“和谐”则可以从理想而变为现实。 　　 一、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中“爱”的缺失或遮蔽 　　回顾和反省基督宗教的近代传华历史，我们会产生复杂的心情和有着种种感叹。本来，基督宗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和平传入、平等对话、积极交流的经历，留下不少佳话。然而，在清朝的中欧宗教交流中，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和信仰认识上的分歧出现的“中国礼仪之争”最终引发或转变为政治上的冲突与对峙，这种平等交流、和谐对话结果被阻遏。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不再支持和鼓励这种开放与交流，而西方列强在打开中国大门时则使用了“鸦片”加“枪炮”。颇为遗憾的是，基督宗教的近代来华传播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中，并且直接卷入了相关的政治及文化冲突。这样，中国近代社会听到的“福音”显然已经有所“变音”，基督宗教所提倡的博爱精神也难以真正体现。由于在社会现实之中的“卷入”或“陷入”，基督宗教所面对的更多是中国社会及民众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反抗和谴责。人们习惯于将基督宗教视为给西方势力提供精神支撑和信仰动力的宗教，即将之看作“政治性宗教”而不是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宗教。“洋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知定式。在这种政治的选择和历史的纠缠中耗掉了教会的大部分精力，使之难以全力投入社会关爱和慈善，相关的事业也在当时的政治阴影中“变色”或“失色”。其结果，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出现了“爱”的缺失或遮蔽。从总体来看，基督宗教在这一时期没能真正获得中国民众的信心与信任，因而也不可能使其宗教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或认可的信仰。 　　长期以来，基督宗教被卷入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和政治对抗之中，基督徒成为“少数人”群体，与中国主流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脱离，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也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思想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在这种隔阂中，西方教会对中国社会状况主要是抱怨和批评，缺少一种对其近代在华传教历史的自我反思和反省。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则以怀疑、警惕的眼光来看待基督宗教的发展，在政治共识和社会共建上对教会的参与及作用也没抱有太大的信心。这样，基督宗教在猜忌、不解的氛围中很难表达其“爱心”、展示其“爱的宗教”之本真。而中国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把基督宗教视为或理解为一种“爱”的宗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中国社会对基督宗教基本上持一种“斗争”观念或意识，而教会及其基督徒也主要是以一种自我封闭、与外隔绝之态来自我防范和保护。 　 　二、在改革开放、社会和谐的发展中对“爱”的重新找寻和发现…

文/曾慧燕 2008年08月20日，星期三 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8年8月3日 從「天安門的孩子」到成為美軍牧師（Chaplain），到為開赴伊拉克戰場或戰死沙場的美軍士兵主持宗教陡鎯x式，提供宗教道德和心理諮詢等，平生富傳奇色彩的熊焱，已經從軍14年，擔任軍牧也五年半，經歷戰火洗禮，與砲彈擦身而過。 目前軍階為上尉的熊焱，7月剛結束在南韓的海外服役，隨即進入南卡軍事學院受訓五個月，到12月18日訓練結束後，可望升至少校，然後將派駐阿拉巴馬州一所專門訓練直升機飛行員的軍事航空學校做牧師。明年1月，可望獲得麻州高敦神學院教牧博士學位。 2004年3月至2005年3月，熊焱隨第一裝甲師第四旅駐紮在離伊拉克巴格達40多英里的CampTaji，曾「差點被砲彈炸得飛上天」。2007年3月至2008年7月，他在南韓服役一年零三個月，充分領略南韓文化和風土人情，對南韓人的團結互助留下深刻印象。 熊焱返美後，與妻子錢立筠及兒子天樞、女兒天璇一家四口從西雅圖自行駕車前往南卡報到，途經紐約。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訪問時，暢談五年半的軍牧生涯、伊拉克戰地見聞及派駐南韓的心得感受等。 下一目標 西點軍校…

刘小枫 对于某些曾亲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来说，“革命”已意味着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政治行动；另一方面，革命赖以兴起的那种变革社会，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又仍然是激发志士仁人的酵素。至少，自二百年前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中的革命运动频频出现，功过难断，颂歌与诅咒并存。法国大革命以崇高理想肇始，以血腥暴政为终的历史，并没有使得后人们对革命行为变得更为审慎，有所收敛：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曾使放逐、苦役、残杀进一步合理化；一九六六年的革命则给人类增添了更多死无葬身之地的盲目献身者的血和埋葬不了的死屋记忆。 革命不是政治形态中的唯一形式，而只是其极端形式，它直接指向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形态。尽管历史中的革命屡次引导出更为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形态，革命的价值意义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贬值。无论如何，究竟什么是革命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近二百年来，革命运动的频繁出现，使得“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古老断定显得更为彰明。对于某些人，尽管对革命的恶心已扩展为对一般政治的恶心，他们依然无法逃脱“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古老的规定。 作为美国现代著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R #8226;尼布尔曾这样宣称：基督教的长处在于，它对政治领域从不抱幻想，政治界的不平等、不公正、冲突以及强制性措施，都是人类罪孽深重的绝好体现，任何政治秩序都不可能充分代表最高理想。 可是，同样是这位尼布尔，对政治形态极为关注。作为二十世纪对政治问题发言表态最多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尼布尔提出，既不能把世俗政治形态神圣化，也不能完全放弃政治领域，因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爱的理想——既不能放弃，又无法完全实现，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性现实。 　　　 二…

奥运之后的经济走势变化万端，难以预测。仅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各种隐忧已露端倪。 当前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奥运经济不论从心理上还是从投资上都在近几年拉动了经济增长，奥运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自己人为“设定”的一个拐点，奥运之后的经济走势变化万端，难以预测。仅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各种隐忧已露端倪。 　　首先，全球范围的通胀加剧，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中必然面临的一大现实困难。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从而促使国际石油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只能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已经基本固定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现实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将要长期面临的最无奈也最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社会灾难。所以，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临的一大现实困难。 　　其次，我国经济很难避免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步入另一个下行周期的影响。去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已引爆过去数年埋下的全球经济泡沫；次级债风暴迅速演变为全球信贷风暴，而且正恶化为全球经济风暴；美、欧、日经济面临衰退，从而使得依靠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严重冲击。例如，印度不但要采取紧缩措施，遏抑已逾11%的通胀率，还要面对出口放缓的挑战；中国亦正加紧防范外围环境恶化促成的经济滑坡，如调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出口。在全球化背景下，次级债危机很可能并不是一次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它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 　　第三，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据统计，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差距极其明显。内需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必须转变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通过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或者改变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向中游和上游转移，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但这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至少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处境，在短期内难以有根本上的改观。 　　第四，长期以来，也是在内需不振的背景下，我国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以房地产来说，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之一，近十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导致房地产市场投机气氛非常浓烈，国际热钱大量涌入，目前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存在着很大的泡沫。一旦国际热钱抽走，地产泡沫破裂，中国将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如同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曾经红极一时，最终因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为了防止出现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把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并把稳定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放在重要位置。可以预见，业已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消弥，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最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过30年的今天，已经到了攻坚的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存在明显滞后，地方和中央的利益格局需要调整和平衡。还有涉及8亿多人口的“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复杂，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矛盾相互交织并逐渐暴露，不稳定因素在增加。这些都会反过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应当指出：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决策层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减轻阵痛和缩短时间。唯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刘海涛 　 在当今中国基督教界以及学术界，“三自”是“自治、自养、自传”的简称。不过，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上，“三自”的具体表达方式有细微的差别，如“自立”、“自理”、“自决”等词语都曾出现。当然，无论使用何种表达方式，其目的都是要说明中国基督教会要在经济、管理以及神学方面实现自主。那么，“三自”的理念源自何处？在中国教会中又是如何生根、发展的？ 　 　 “三自原则”的提出 　　就目前可查的文字资料来看，完整的“三自”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行教会牧师、总干事亨利·樊1855年6月1日对传教士的临终谈话中。在此之前，他还曾多次谈到“三自”原则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自”。据此，有人认为“三自”概念是亨利·樊首先提出的。 　　但是，仅仅一年后（即1856年），美国美部会干事鲁弗斯·安德森的《差传方针之纲要》面世了，书中提出了与亨利·樊非常相近的“三自”思想。据此，有人认为，鉴于两个人相似的经历以及密切交往，“三自”思想也可能是安德森首先提出的，或者是两个人共同切磋的结果。 　　亨利·樊和安德森都强调“三自”的历史渊源。安德森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我无法明言，也无需知道，差传中这一基要真理或法则（指‘三自’原则——笔者注）由谁最初宣布。正如科学中的很多发现一样，极有可能是由若干人、在几乎同一时期、自共同经验而得出的结论。”从亨利·樊为此著写作的序言看，他的看法也与此基本相同。…

● 张旭 一 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巴特的弟子戈尔维策编选的巴特的《教会教义学》（精选本）。 这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的代表作的汉译，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译文差强人意，多由对巴特神学以及整个基督教神学的陌生所致。戈尔维策为此书写了一篇精彩绝伦的导言，对于理解巴特神学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过，正如戈尔维策所说，《教会教义学》（精选本）只是这一十三册巨著的一个节选本，巴特的三一论、预选论、和解论等重要内容未能选入，读者尚无法从中领略巴特神学全貌。 《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由曾经就学于巴塞尔大学十分倾心于巴特的刘小枫精心编选。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中（页46-75）的文章《上帝就是上帝》使我国学术界在八、九十年代第一次知道了巴特的名字。 刘小枫另外还将巴特早年的代表作《〈罗马书〉释义》组织出版，不过这本于1998年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在大陆尚无法普及。香港在翻译巴特著作方面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早在1963年和1965年的时候，香港教会方面就翻译了巴特的《教义学纲要》和《福音神学导论》。总体来说，相比于已经译出巴特绝大多数著作的日本和韩国，巴特著作的汉译还是少得可怜，巴特研究迄今尚未有重要的著作出现。 中国人最早知道巴特，应该是从美国的彭彼得以汉语著述的《基督教思想史》（1936）和《基督教义诠释》（1936）两本书，在这两本书中，彭彼得介绍了巴特神学及其在欧美的影响。解放前国内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Chao Tzu-ch’en）早在1939年就写了一本研究巴特的小册子《巴德的宗教思想》，由上海青年协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