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多位宗教領袖秉持信仰發聲挑戰民主黨 魯德 / 基督日報記者 大會上，宗教人士們參加名為「行動的信仰」的多信仰崇拜，傾聽演講者的發言。（圖：大會網站） 為吸引有信仰的選民的支持，正在召開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設立了许多破天荒的措施來顯明他們的虔眨渲幸豁椉此麄冄埗辔蛔诮填I袖和信仰人群的代表出席大會。有些出乎人們意料的是，這些宗教領袖並沒有只是靜靜坐在觀眾席上，而是秉持自己的信仰發聲，從多個方面與角度質疑與挑戰民主黨的政策。 據美聯社報導說，大會上由宗教領袖發出的挑戰聲音此起彼伏：來自美國最大的一個非裔美國人組成的教派的領袖質疑民主黨的墮胎合法政策，猶太教的一位拉比批評民主黨在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上的態度，還有一位30多歲的福音派作家則對那些嘲弄信徒的民主黨人士發出警告。 宗教人士希望信仰人群應超越黨派性像先知般發聲…

郑争文 生活的“滞落”伴随着人们对本初的创造的遗忘 ; 同时，慢慢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在其过度的运用中导致人和社会的物化。对此困境，我们不妨朝向“神圣本身”，在认信基督事件之中仰承上帝的“自行显示”；个体的人和见证了世界的深度、承担着世界之分裂的基督发生关系，从而体现人身上的非现成性的上帝的形象.。基督教组织在此奠基性的领会中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有关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讨论对于人们反思和审视社会问题、改进社会现状极有裨益。而谈公民社会的困境似乎为时过早；公民社会因其传统的承袭和现实上的优势（“多元性、开放性等”）而被认为是保持或促进社会公平、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但鉴于现代社会整个儿陷于困境，公民社会看来亦难幸免。临此困境，似乎可以发现一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解决之道；或至少切近到那个事关解决之道的奠基性的领会之中去。 一、公民社会的困境 有很多其标题含有“终结”的书对我们这个时代作出了特定的评判，发人深省。《政治的终结》、《全球化的终结；对全球化及其对商业影响的全新激进的分析》、《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科学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等，给人的印象是一切大事都已经发生过了， 一切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上已具备了，…

一 这是美国丹佛市的露天体育场。8万人将这里塞得满满当当，光媒体就涌来15，000人。 无数面星条旗在空中挥舞，无数个条幅标语汇成起伏波动洋流，掌声、口号声、口哨声、欢呼声如疾风暴雨般一遍遍扫过人头攒动的会场。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头上、帽子上、脸上和身上印着各种符号，他们尽情地喊着，开情地笑着，有人摆着屁股扭动着腰肢，有人晃着脑袋如醉如痴。人们或相互交谈，或握手拥抱，或自娱自乐。在彩色灯光闪烁摇曳之中，在客串歌星和乐队烘托起来的热烈气氛中，一个个superstar（超级明星）相继登场，而会场便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这是一个盛大的party(派对)，但这是什么样的party？是流行歌王的演唱会吗？是奥斯卡的颁奖晚会吗？是最让美国人激动的橄榄球、棒球或NBA的决赛吗？是美国的奥运会开幕式吗？不是，这是美国民主党08年的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刚在北京经历了一个世界上最盛大的party，这与政治毫无关系的party却无处不投下政治的阴影，而政治是那样强横，那样令人畏惧。人们不得不伴着担忧欣赏，从压抑中愉乐，在规矩中狂欢。这party开得太累、太沉重。party结束了，人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接着我们便有机会欣赏美国人的另类party。 二 party本来是个洋玩意儿。字典上说，它指的是“聚在一起参加一项活动的一群人”，可以是生日聚会，可以是婚礼，可以是庆功。如果为政治，为了选举而聚在一起搞活动，那就是政党（Party）。所以顺理成章地，美国人将确定总统候选人的党代会也开成了party。 但政治是何等严肃的事情。政治涉及的是政权，中学课本就告诉我们，政权之争如何生死攸关，如何血腥，如何残酷。历史上一次次国家残破、血流成河，无非为了政权的争夺。而潜藏在场面壮观的阵发性的政权之争下面的，是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而在平常的生活中对人民的压制和戕害。它使人民无知、无欲、无能，它让一个民族成为智障的群体，它让社会在高昂的政治成本重压下几乎窒息。几千年来，政权为人类之罪，政权为人类之轭，政权为人类之累，政权为人类之祸。人类的苦难如果不是全部由它造成的，至少大部分是它造成的。…

石衡潭 别尔嘉耶夫自己所处时代的东正教徒大声疾呼：“东正教不能始终是僧侣—禁欲主义占主导的，基督教不能归结为对个别灵魂的个人主义拯救。教会必然要面向社会和世界生活，必然应该参与生活建设。……信奉东正教的人们要对教会在世界、历史现实中的命运负责，他们被迫要承担以下任务：教会建设，教区生活，对教堂的关怀，教会生活的组织，彼此相爱等等。但是，东正教心理的这个改变不能局限于教会生活的建设，这个改变还应该扩展到生活的所有方面。全部生活可以被理解为教会生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包含在教会中。”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基督徒可以有为吗？我认为今后要是在这样一些方面做些调整与改变，中国教会和信徒还是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顾圣经也顾时代 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基督徒当然离不开圣经，思想意念行为言语都应该以圣经为标准与依据，不偏左右。要努力研读圣经，发现其中亮光，感受到其历久弥新的魅力，从其中得到滋养、力量与帮助，以使自己不断长进，合乎主用。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教会目前使用的和合本中文圣经，虽然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居功至伟，哺育了数代信徒，但应该看到它还是受到当时时代、环境、神学背景等因素的限制，还未臻完善，有些译文还需要重新推敲与理解。在我们的时代，要鼓励传道人与信徒读多种版本的圣经，包括中文和英文的各种译本，更要鼓励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圣经，这样能够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理解，也能够纠正以往神学上的偏差。 在圣经的运用上，也要注意时代背景与环境等因素，不能原封不动地把每一节圣经经文都直接引用到今天的现实。重要的是要把握经文的精义，了解此段此节经文的上下文背景，而在运用时要对时空等因素加以必要的翻译与转换，然后，再落实在今天的生活中。应该知道，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经文的应用与落实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有些要求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但可能实现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或不够成熟，那么，就不必非得现在实现不可。耶稣最初出来传道时，先去家乡拿撒勒的犹太人会堂中传讲救恩信息，可当地人不接受，甚至要把他退下山崖，他就很快走脱了，后来，到迦百农等地区继续传讲。中国人说过犹不及，主张中庸之道，还是有道理的。圣经中也说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英国福音派神学家斯托德在论到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关系时说：“今日教会两大神学阵营的对比，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自由派与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我们应该祷告，求神兴起新一代的基督教传播者，有决心要跨越这道鸿沟：使神不变的信息与这变化万千的世界建立关系；拒绝为建立关系而牺牲真理，或为真理而放弃关系；定意要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 教会要关注时代，要关注热点事件与问题。这次药家鑫案的审理与判决，教会是可以出来表面自己的立场与态度的。因为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偿命”这种以暴易暴的古老传统是不能根绝与制止罪恶的。就在药家鑫案后不久又连续发生了几起类似案件：2011年4月13日下午3时多，湘乡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犯罪嫌疑人陈卫平驾驶一辆奥迪车，先将在路边写作业的7岁男孩肖健的手臂压住，下车查看后复上车进行开车，将小孩压死。2011年5月7日，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东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车号为“闽A2F209”的司机将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车查看，上车之后倒车碾过小女孩的后背，造成死亡。2011年5月8日，犯罪嫌疑人田厚波以故意杀人罪被批捕。两个月前，他在重庆市忠县将一女乞丐撞伤后逃逸，一个小时后又返回原地将伤者压死。 惟有来自基督的宽恕怜悯的爱才能够消弭仇恨，根绝犯罪。在基督里有公义，也有怜悯，恨罪也爱罪人。杀死罪人不是目的，救人灵魂才是。这种宽恕怜悯之爱在1991年11月1日于爱荷华被卢刚所杀的安妮·科莱瑞的亲属身上得到彰显，在2000年4月1日于南京被害的德国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普方的亲属身上得到体现，可是，这种宽恕怜悯之爱在中国基督徒怎么没有表现出来呢？也没有人去大力宣扬呢？中国教会不应该在社会上呼唤饶恕、宽容、怜悯、同情吗？药家鑫案及其类似案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我们只关心自己，不考虑他人。那些为药家鑫被判决执行而欢呼的人其实与药有着同样的心——对生命的漠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咏叹到：“我将长远为人民敬爱，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民善良的感情，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和同情。”在这样重要的事件上不发出声音，教会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何在？又何以能成为山上的城和金灯台呢？ 历代基督徒都是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如奥古斯丁领军中世纪文化，马丁路德开创宗教改革局面，约翰·卫斯理避免了英国流血革命，威伯福斯废除了黑奴贩卖制度，怀特菲尔德、爱德华兹带来了大奋兴，克里·威廉兴起了宣教运动……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也理当如此。…

2008年的国家叙事，遭遇了语文的狭隘瓶颈。这是早期意见社会所要面对的必然困境。本次奥运会的最大败笔，就是一对央视解说员的解说。他们的陈旧理念和文艺腔抒情，显得如此酸腐可笑，跟人类的普世价值离蹄万里，从语词内部分裂了中國观众与世界的关联。与此同时，张艺谋等人对传统符号的误读，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为开幕式的第一乐章，2008名武士击缶而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典型的语义错误。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除非设计者有更深远的用意——蓄意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诅咒。 　　除了奥运会开幕式，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宣示文本中，也出现过大量语文错误。从华南虎事件、瓮安事变到杨佳血案，有关部门的告示、新闻发言和答记者之问，其中隐含的逻辑错误和叙事漏洞，都已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国家叙事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官员讲故事的能力。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表述，首先必须符合事实真相，其次应当符合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否则就只能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华南虎照片的造假（“修辞”）破绽，从一开始就被民众识破，而地方官员还要振振有辞地加以辩解。瓮安事变的官方叙事，至今无法就少女自杀动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俯卧撑”之说，已成为低级谎言的代名词。杨佳的杀人动机，更是有关部门的叙事漏洞。这些官方叙事的语文错误，正在对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伤害。 　　就在文官作文屡屡犯错的同时，官方作家叙事也出现了严重病兆。走红于90年代的散文作家的“含泪劝告”、山东作协副主席的“坟墓颂歌”，以及某军旅作家的“死者礼赞”，都曾遭到互联网民众的广泛批评。但与官方发言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错误不在逻辑层面，而是在于修辞过度。他们不仅滥用拟人（以鬼拟人）、象征（以坟墓象征天堂）、隐喻（以眼泪隐喻忠诚）和夸张（“含泪”）手法，由此引发互联网民众的正义怒气，而且还时常滥用小说虚构技巧来自我表扬。余姓作家是玩弄这种技巧的行家，但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所谓网友“赞美信”，却被人当即识破——那不过是一堆伪造的赝品而已。网民就此判处其作文“不及格”，评语是“编造书信”。这是一场奇特的角色置换游戏：名作家沦为语文不及格的小学生，而网民成了嬉笑怒骂的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官方语文的叙事危机。语文，这件寻常的交际工具，从反面证明了自身存在的重大意义。所有那些行政官员和官方文人，在庄严悠久的语文先生面前，突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在意见社会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霸权优势，变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社会进步。在意见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國推入“有限的意见社会”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社会，无非就是意见社会的某个初级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1、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言行；2、民众意见揭示并放大了政府叙事中的语文裂缝；3、民众的意见表达，还有各种不成熟的表现，例如未能自我过滤各种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等等；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但无论如何，这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犹如旷野上的稗草。 　　民众成为语文老师和语文考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和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几乎成为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民众站在滑稽语词的台座上，跳起令人晕眩的语文舞蹈。他们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中國语文经历长期冷遇之后，再次被意见社会送上了无限炽热的云端。 　　不错，“语文”既是一种批评性隐喻，也是一种真切的文官技能。行政表达的语文弱势，业已成为民主建设的严重障碍。落后的语文水平，拖了政治改革的后腿。为此，重新恢复大学语文公共课的呼声，正在变得日益高涨。那些新闻发言人、官方新闻稿的写手，政府文件的起草者，有必要率先作大学语文的教育回炉，重修逻辑、语法和修辞课程。只要通过严格的测试，他们就能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官方叙事和公共言说。这种基础能力测试，应当被列入全体公务员的考核体系。毫无疑问，公务员在具备政治良知的同时，必须兼备基本的语文能力，据此讲述合格的故事，维系政府言论诚信的底线，而不至于被民众误解为拙劣的谎言机器。在意见社会，只有穿越这狭小的语文瓶颈，行政体系才会有自我进化的希望。…

发布时间: 2012-01-05 12:55 作者: Richard Madsen 字号： 大 中…

承认对集体行动自由进行调整乃至限制的必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压抑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举措。关键在于避免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过度的制约 为了显示中国的开放性和确保奥运会场的安宁，今年7月23日，北京的有关部门指定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日坛公园为三个专供集会、游行以及示威活动使用的场所。这项举措赢得了各界的好感。但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些已经得到官方承认的自由表达设施里，却始终没有看到集体表达行为的发生。 实际上，截至8月18日，在接待窗口提交集会或游行示威申请的有77起、149人次。但据官方公开信息，其中74起申请因拒发表格或协商、说服而已经“自行撤回”；剩下的三起，一起已经做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另外两起正在补办相关手续。甚至还发生了申请者事后遭到拘留的问题。 喟叹之余，记起一段中庸之论。洞察社会机制的底蕴并擅长理性对话的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在《伦理学》中发出过这样的告诫：“对人们的行为既不要嘲笑，又不要悲哀，也不要诅咒，而要理解。”他似乎有些顺应现实的保守化倾向，但对这段名言，也可以从积极方面进行诠释——所谓要理解，应该是双向的、相互的，既包括政府对异议者的体谅、宽恕以及包容，也包括个人对公权力运作的逻辑的客观认识。从法学的角度来把握斯宾诺莎式的“理解”，以理解的态度来考察公民的自由表达行动与警察的强制性权力之间的对峙，当然要以规范文本及其客观解释为出发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第35条，所有公民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严格说来，言论、出版的自由与其他各种形态的集体行动的自由是有所区别的。但宪法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基本权利放在一起规定，表明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自由表达权”的范畴，共性大于特性。对这一点，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第2款－4款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相应的集体行动都是向外部公开表达共同意愿。 尽管如此，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共同意愿（特别是政治性主张）不得不在露天公共场所或公共道路上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怎样调整与其他人的自由行动、公共场所利用权以及相应的各种合法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为此需要加以适当的限制。另外，多数人聚集在一起会产生较强大的物理性力量，情绪也容易互相感染进而形成共振或暴徒化现象，进而构成对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因此，警察部门的办事逻辑势必倾向于加强控制以防不测。在这两层意义上，暂时性的群众集会以及作为“移动性集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至少与单纯的言论、出版自由相比较难免要受到较多的约束。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承认对集体行动自由进行调整乃至限制的必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压抑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举措。这里的关键，在于怎样避免公权力进行过度的制约。 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的自由界限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禁止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第4条）；不容许使用暴力或煽动使用暴力（第5条）；必须事先取得主管的公安机关的许可（第7条）；不许可申请的标准是对现行政治体制表示异议以及对公共秩序具有直接的、严重的危害（第12条）；主管机关在接到申请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单位同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将申请的举行时间推迟五日（第10条），等等。 在上述限制规定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集体表达意愿的申请的处理方式是许可制，而不是报备制。按照现代宪法思想，既然基本权利是个人防御国家权力侵犯的坚固屏障，那么，对表达自由之类基本权利的事先审查或者事先压抑只能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偶尔一用，原则上是要被摈斥或否定的。但在中国，许可制并没有设置“必要的和最小限度的”这样极其严格的标准。不仅集会游行示威法第12条第（1）项和第（4）项很容易被扩大解释，而且第10条的非正式协商规定还为“不许可”判断的不透明化、任意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北京奥运会期间“自行撤回”的74起集会游行申请，已经证明了第10条为裁量权张目的实效。…

黄剑波 阿萨德（Talal Asad，1932－）长期任教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是一位极具批判力的理论家。他早期因后殖民批判知名，之后则以对现代宗教概念的批判确立其学界地位，近来则主要关注世俗主义的问题。 　　尽管阿萨德自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类学家，但我们有必要首先认识他传奇式的父亲——穆罕默德·阿萨德（1900－1992）。这位被认为上世纪欧洲最知名的穆斯林原名韦斯(Leopold Weiss)，本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他年轻时接受了系统的希伯来旧约圣经的训练，对犹太经典塔木德、密西纳有很深的研究，后来曾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1926年，在与穆斯林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他决定改宗伊斯兰。此后，他在沙特、埃及、阿富汗、伊朗等地游历。1932年，他在英属印度结识了几位推动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经历。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后，他被授予国籍，受命负责伊斯兰重建工作部，并参与制定了巴基斯坦的第一部宪法。两年后，他进入巴基斯坦外交部，负责中东地区事务。1952年，他被任命为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全权大使，长住纽约。 　　作为老阿萨德的次子，人类学家阿萨德继承了其父强烈的批判意识。他幼年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来到英国求学。1968年，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0年，阿萨德出版《卡巴比什阿拉伯人——游牧部落中的权力、权威与共识》，探讨阿拉伯人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的思考和行动。 1973年，阿萨德主持编辑出版《人类学与殖民相遇》，其中收录了一些重要学者的重要文章，一经出版就得到广泛关注，成为后殖民批判思潮中的代表性作品。 　　阿萨德采用尼采所开创、在福柯那里得到充分发展的谱系学方法展开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对于人类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等都习以为常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考察。这些知识考古学的成果后来被结集为《宗教的谱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权力规训与理性》（1993）。在这些文章中，阿萨德对人类学“广义的宗教”观点或“宗教普遍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梳理，对宗教定义本身提出质疑：“今天在人类学家看来是不证自明的问题，即宗教本质上是一个与一般秩序的观念相联系（通过仪式、教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象征意义的问题，它具有属的功能／特征，绝不能与它的任何历史的或文化的特定形式相混淆，这实际上只是特定的基督教历史的观点。” 　　阿萨德进一步提出，西方人类学家对宗教信仰的论述是一种现代的、私人化的基督教观念，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是信仰的优先地位，并把信仰看做思想的阐述而不是建构世界的活动。阿萨德指出，欧美学者这种试图论述和探讨某种普遍的宗教定义的努力，其实有着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他认为，宗教改革打破了之前天主教对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全面性掌控，随着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宗教的重心越来越放在信仰者个人的情绪和动机上。这一变化使西方人的宗教观变得极具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西方人一方面相信宗教应当普遍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同时也相信宗教信仰只能通过个人内在的信仰来达成。阿萨德对此尖锐地指出，无论是巫术-宗教-科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观，还是巫术-宗教-科学的平等主义社会人类学解释，其实都反映了17世纪以后西方宗教普遍主义对于神圣性和世俗性之间界限的重新界定，无非反映了“启蒙了的”欧洲人带领世界各民族走出非理性的黑暗的“必然道路”。…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早在2006年10月10日，市府相关负责人即表示正在调研是否取消暂住证，而由居住证取而代之的相关事宜。这是关系到北京６００万新市 民的命运何去何从的重大公共议题，我们作为北京市民一员也非常关注，但鉴于市府有关的调研、改革方案尚未公之于众，我们谨以公民建议 的方式表达我们对居住制度改革的观点和诉求。 　　自从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以来，人力资源的流动日益频繁。但原有社会体制解构后却迟迟没有替代性的机制予以跟进，新市民一直被视为“ 暂住人口”，所居住城市还克隆出一套新的以有无当地户籍为划线并分而治之的居住管理体制。 　　如果北京现行居住制度维持不变，新市民承受的差别待遇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代际继承。与此同时，北京新市民的定居趋势与被排斥感同 时与日俱增，以同城待遇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显得更加的迫切和必然。诚然，新市民作为北京市民的一员，同等履行市民义务，北京的公共 政策当然不能忽视或漠视他们期待得到社会认同、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热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