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1.自然法的主观化与现代人的道德困境 寻求普世的伦理法则是西方哲人自古希腊以来的智识追求，这种法则被称为自然法。自然法的历史就是整个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历史。作为“实践哲学”的一部分，自然法在自然与规范、超验与经验、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架通了一座桥梁。当自然法转化为自然权利、进而变成实定法中的“基本人权”的时候，这座桥梁也就消失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越来越法治化，而法律越来越实定化，伦理变成私人的事情，并且濒临死亡。《自然社会》正是透过自然法探讨西方政治哲学的古今之变的一部著作。同时，《自然社会》也是其作者个人的“心灵史”，透过它可以看到李猛从社会学转向伦理学的心路历程。社会学的日益实证化是“现代性”之展开的必然结果，社会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学不再关注现代人如何安顿心灵的问题。即使当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范式逐渐被“认知主义”范式所取代之时，其中的人依然是原子式的、可被实验分析的对象。李猛从一开始便对社会学视角中的碎片化社会十分嫌弃，试图寻找将这些碎片粘合起来的质料。这种智识追求将他从社会学引向政治哲学、又从政治哲学引向伦理学。从科学的、主流的社会科学学科转向面临生存危机、甚至已经被宣告死亡的学科，这难免会被人打上“保守主义”的标签。其中的复杂认知结构，只有细读这本书才能理解。套用李猛不一定欣赏的霍姆斯的话来说：“他灵魂的欲望就是他命运的先知”（霍姆斯，2009：6）。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法官之一，霍姆斯是自然法最刻薄的讽刺者。在《自然法》一文中，他将自然法理解为一种私人的道德偏好，并用生花妙笔嘲讽道（Holmes, 1918-1919, p.40）： 对于浪漫的骑士，你仅仅同意他的可人儿的确很漂亮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不承认她是上帝已造或将造的最完美的女人，你就得准备打一架。每个人心中都有对完美的欲求，以至于那些无法拥有完美的可怜虫通过灌醉自己来满足这种欲求。在我看来，那些试图证明真理之绝对性的哲学家，还有那些用自然法这一标签来搜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准则的法学家，都是在试图满足自己的这一欲求。 霍姆斯的这段话最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然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作为一位对其当代智识状况有深刻把握的现实主义者，霍姆斯其实是分享了尼采对普世的、理性的自然法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运用到法学领域。 实际上，尼采对自然法的批判是他颠覆道德之根基的哲学努力的一部分。首先，他从怀疑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否定了恒久不变的自然法的可能性。比如，他写道： “自然法，一个迷信之词（Naturgesetz…

袁立：我的苏醒与救赎 2017-12-11 袁立 苍山夜语 演员袁立离开银屏后，竭力为弱势群体呼喊、奔走，却遭到很多同胞的谩骂。袁立说：“无论赞美、诋毁，还是恶语相加，我都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 以下内容是袁立于复旦大学的主题演讲 《我的苏醒与救赎》 ，真挚恳切，让这个寒冷的冬季，有了那么点温暖。 我是谁？大家好，我是袁立。我一定非常努力，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的诚惶诚恐。我自己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我想，以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分数，要到复旦来讲课，我觉得实在是不般配。因为这里都是高智商的人，以我的分数肯定是考不上复旦大学哲学院的。…

李涵、李晶、孔德睿编 QuestioningChristianity: A Recommended Reading List 基督教与科学 l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编者按］通识教育在理念上可以追溯至西方古典的“自由教育”，在近现代的工业化时期遭遇专业教育的结构性挑战和挤压，但其传统连绵不绝。二战之后，针对现代社会教育领域中的诸多问题，西方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反思与探索。对通识教育的探索，西方高校起步较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暴露出了某些值得重视的教训，并形成了可资借鉴的不同模式。近年来，中国高校也普遍意识到当前高等教育单纯强调专业教育的不足，并结合自己的特点对通识教育展开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多种模式。但既有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弊端和问题，尚无任何一种模式成为国内通识教育的主导或成熟模式。因此，作为中国高教改革的重要维度，通识教育改革的探索空间依然巨大。 　　 　　在国内高校探索通识教育的改革潮流中，由高全喜教授主导和设计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颇具特色。2010年，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北航成立了以高全喜为院长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办了“知行文科试验班”，组建了一支通识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团队，对通识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课程体系与教育模式的探索，至今已有两年，初见成效。他们的实践，建基于对国外通识教育理念、原理和操作模式的相对完整的理解及对国内众多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调研与比较。为此，本刊特对高全喜教授进行了采访。 　　 　　当前高教改革的一个方向 　　 　　《文化纵横》：在您看来，中国的通识教育改革主要是为了针对什么问题？ 　　 　　高全喜：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劳动分工的繁密和职业的高度分化，这在教育上表现为学科的高度技术化和专门化，在人格上则体现为专家化和工具化。教育中的专业训练已经完全被社会需求所驯化，被社会机器的工具理性所驯化，已无力担当塑造自由人格的重任。单纯专业教育只能输出大批量的专家和技术工人，但难以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和社会领导者，对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人格取向和公共伦理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西方对此早就有了深刻感受，从20世纪初就开启了现代通识教育，而且每过几十年就要检讨一番，出台个报告，搞一轮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传统经典教育体系已经瓦解，而现代教育体系则受到新中国以来更加严格的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塑造，其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中国社会转型与大国崛起的时代要求，因此，开展通识教育改革更加迫切。…

王怡 一、「使徒时代」与「信经时代」 近年来，因着对中国教会史的略微关切，以及对中国家庭教会急速变化之现状的体会、感恩、挂虑和祈祷，深感中国教会之属灵传统正面临一个困境与转折。借用刘同苏牧师的评论，是已经从「使徒时代」向着「后-使徒时代」转型。（注1） 使徒后的初代教会，于主后155年坡旅甲（Polycarp）殉道后，肉身统绪的「使徒教父」时代结束，进入澄清要道的「信经时代」。蒙主怜悯，我以「使徒时代」与「信经时代」作为福音扎根在一国、一族之基本范式。凡大公教会之信仰，必经「使徒」（一次交付）与「信经」（圣徒真道）两个时代（参犹3），属灵传承方能从一人之突破，落实于群体之交通、代际之教导。 依此范式去认识16世纪之改教运动、17世纪之清教徒运动、18世纪之大复兴，其脉络莫不如此。直到最近一个半世纪，由芬尼（Finney, 1792-1875）牵引之第二次大复兴和五旬节运动，开始偏离这个范式。然而，再求实于20世纪之福音派运动，或更狭义的基要派和改革宗神学的复兴运动，这一范式依然有效。 所谓「属灵传统」或「灵命传统」，若不经过「信经时代」圣道之传讲、阐释和群体践行的定型，无认信之确立，不合于大公之传承，偏失于「道理之模范」（参罗六17），不成形于「话语之规模」（参提后一13），则「属灵传统」云云，仍因时而异，人亡灵息。囿于本土文化却奢谈本土化，离敬拜至高上帝并基督救主之荣耀相去尚远，甚至无力摆脱异教气息，风马牛不相及。及至上帝许可、发动社会情势而遭遇大转型的时候，便难免花果飘零，羞愧于庄稼发白，恐惧于颗粒无收。 我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基本评估，其属灵传统已面对了两次花果飘零。其一，为20世纪1950年代之共产大转型，中国家庭教会在此敌基督之灭教十灾的危难之际，蒙主兴起、保守，将野葡萄枝接在葡萄树上。然而，中国教会先前之属灵传统，也因其无法以整全的福音世界观回应红色恐怖时代，也在此转捩之际，断送大半。其二，为最近三十年的家庭教会复兴运动，日益进入一个极其复杂的属灵传统之混杂时期。就时代的短促嬗变与属灵传承的歧路多元这两方面而言，在两千年教会史上亦属罕见。据我些微而强烈的评估，最近十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再次与中国的社会大转型同步，已进入第二次花果飘零的局面。 然而，既历经大患难与大恩典，中国教会这一百年的道路，从地上观察，可谓相当独特。表明天上的旨意，无论究竟，也必有特别之处。但这却不是“BTJ＂运动（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或所谓「最后一棒」的特别。事实上，家庭教会最近三十年来，不断涌现种种高看自己在救赎历史中之独特角色的异象、乱象，有的尚未出格，有的胡言乱语，有的近乎异端。这恰恰是属灵传统花果飘零的结果之一。…

乔飞 范忠信 古代以色列王权的行使受到法的制约。古代以色列的法包括摩西成文律法和不成文的先知命令；扫罗王违背法律导致王位被废。古代以色列法律对王权的制约通过制度完成，表现为组织形式上权力分立，权力运行中先知、祭司两种神职权力根据律法对王权进行制约以及百姓长老等地方势力根据律法对王权的制约。制约主体能够依法制约王权最终是由于法律在古代以色列具有至上权威，而法律的最高地位来源于希伯来一神信仰。 关键词：法；权力分立；王权制约；法律至上 法律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关键。一般来说，法治传统起始于古希腊，古希腊城邦政治是西方法治的源头，柏拉图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法治”学说的开创性的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 但《圣经》 ] 记载的古代以色列…

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吴敬琏。 核心提示： 近日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称，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 临界点 。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财经》：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原编者按：本文系萧功秦先生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出版座谈会的纪要。 　　会议时间：2012年8月18日14：00-17：30 　　会议地点：北沟沿胡同28号《看历史》杂志社 　　会议主题：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出版座谈会 　　出席嘉宾：萧功秦、刘苏里（主持人）、周志兴、马勇、华生、黄纪苏、荣剑、白夏、笑蜀、王炎、李伟东、黄宝忠、崔卫平、高全喜、穆军、江荣生（排名不分先后，参照现场发言时间顺序） 　　 　　刘苏里：今天到会的，“老同志”多，年轻人少。三十年前就是这拨人拿着话筒，说了三十年，从黑头发说到白头发，“说事”似乎成了这代人的宿命。今天这个话题尤其跟这批人有关。围绕新权威主义争论，是80年代的事嘛，在座的王炎、荣剑先生都比较清楚，还有一些当事人不在场。我看了今天出席者名单，基本上没有两个极端的，此外立场光谱分布，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去划分，都比较均匀。 　　今天我受托来串场。书的作者就坐在我旁边，是我们熟悉的老战士、老朋友，出版者有两位代表也在现场，一个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先生，一个是“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邀更年轻的人来参加，他们应该是主说者，我们应该变成旁听者。 　　闲话少说。书已提前递给大家了，好多人翻过了，即使没翻过的，只要这张脸摆在这儿，大体就知道他会说什么。80年代新权威主义争论，到现在已快30年，中间萧功秦先生有一些转变，书里写的很清楚。今天讨论会的主办方，还有共识网。先请周志兴先生代表主办方讲几句。…

本帖最后由 杨宁 于 2020-6-17 10:36 编辑 易名 编者按：本文讨论的是台湾地区的法律，部分用语不符合我国出版规范。出于保留原貌的考虑，本文未作删改。文章原名“宗教信仰自由”，仅为读者方便起见，改为现名。 一、宗教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