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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到体制：改革三十年知识分子的转型史 屈指一算，改革如今已过三十年。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各种梳理与检讨改革三十年经验的讨论会与出版物已经为数不少，但是笔者所在意的问题却是，在这三十年的过程里的知识分子，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观察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许最为便捷的方式是观察知识阶层的状态，比如他们的心志状况、与社会、政治体制的结合方式以及提供的文化与知识内容等等。 总体而言，1978年以前，知识分子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基本上和体制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整个一元体制下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只负责对一套政治话语进行不断的论证、转述与传播。但是由于1978年所启动的改革进程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政府开始动用体制内“理论工作者”来炮制新的党内意识形态给予改革以正当性，如1978年5月10日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中央授意，由体制内的“理论知识分子”起草发表的，从此之后，改革开放的实用主义逻辑得以基本奠定。 改革的实用主义逻辑也诱发了体制内的许多知识精英开始对过去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与矫正。1983年3月，由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上海宣传部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与《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联合起草的“周扬报告”，掀起了体制内的一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从论争的内容与参与人员来看，这开启了80年代以后体制内知识分子分化的序幕，一部分对改革怀有热情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分道扬镳。从具体形态上来说，一些体制内的政策研究单位，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等，成为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的集中分布地。 在文化方面，1985年左右，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三大民间文化机构。分别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及“中国文化书院” 编委会。这标志着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利用当时体制内的空间，相对独立的选择知识、文化资源来进行传播，这些主事者基本上都是当时大学、研究所等文教部门的成员，这意味着，尽管大学、研究所等文化单位仍然属于体制内，但是由于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些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以体制身份从事体制外的文化生产与推广工作，或许可以将这些人称为“准体制外知识分子”。 除开与体制关系紧密的这些“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的聚合其实也早已开始风起云涌。要了解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史，或许要往前追溯到60年代末。当时由于知青下乡运动，许多城市里的初中生与高中生散落在内地各个角落，促使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思当时的政治与思想问题。他们开始私下传阅有关部门从 50年代开始翻译的一部分内部书籍，也就是著名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外国著作。从思想群落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民间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各地已经通过阅读内部书籍与组织讨论开始积聚民间知识分子的力量。 这些知识群落的主要成员后来通过返乡进城运动，大部分通过高考被吸纳入体制之内，但是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却保留了非常浓厚的体制外色彩，反抗任何体制化的文学与艺术生产的原则与模式。象1978年创办的《今天》诗刊的主要成员：北岛、芒克等人，还有1979年“星星画展”的一批画家，如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今天仍然是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主力，既没有被吸纳入90年代日趋专业化的学院体系之中，也与商业媒体的文化生产机制保持着一定距离。…

自从网络世界诞生以来，基督徒在公共领域的见证面对新的挑战。在网络世界中，具体的人变成了笔名与文字，许多在网络上交通的基督徒也不自觉地把有血有肉的网友、弟兄姊妹化成一个符号、一个思想，因此导致各种不当的言语粗暴，互相伤害，不荣耀上帝，不造就他人的事情出现。有鉴于此，我们经过个人交流，从个人角度特达成以下共识，向主内肢体们声明如下： 1． 网络空间不纯粹是虚拟空间，基督徒所面对的仍然是具有上帝的形象的个人，基督徒的使命仍然是爱上帝，爱人如己，通过爱心的话语和行为见证恩惠的福音。 2． 我们不能混淆真理与异端的区别，也不能混淆罪恶与非罪的区别。但是，我们不能自以为纯正，动辄就把不信主的人称为”异教徒”，把信仰上有一定偏颇的人称为”异端分子”。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爱心来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在信仰上有一定偏颇的弟兄姊妹同行，归回圣经，荣耀上帝。 3． 在教会内部和不同教会之间，我们不赞同任何不经长期的个人交流和正式的教会会议裁决就自行将别人定为异端的说法和做法；更是反对那种认为唯独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教会和宗派才是正统的宗派主义的做法。 4． 改革宗神学不是宗派神学，乃是回归圣经，追求敬虔的运动。在欧美教会中，不管是在路德宗、长老宗、浸信宗、公理宗、安立甘宗、循道宗等各大宗派中，都有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人。改革宗神学更是当今福音派神学的主流神学之一，威斯敏斯德神学院、改革宗神学院、加尔文神学院、三一神学院、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圣约神学院等各大持守福音主义信仰的神学院都有为数众多的持守改革宗信仰的教授和学者。近来中国大陆包括基要派、福音派、聚会所、灵恩派等具有各种倾向的各个教会内部，都有学习改革宗神学的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源自上帝的恩典。…

浅谈宗教工作与反宗教渗透 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观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借助宗教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出去，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影响。宗教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传播是以宗教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手段，跨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争取信徒、扩大宗教影响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主要是作为一种信仰资源而被宗教组织或传教者个人所使用的。宗教交流是以宗教自身作为媒介开展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交往双方的友谊、加深相互理解的宗教间双方面的文化友好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资源。宗教渗透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破坏的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争取更多的个体信仰者，而是消融异质社会的信仰基础，是针对异民族的社会整体进行的一种单方面的政治霸权行为，能够给目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宗教渗透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 “ 、活动国际性、手段多样性、细织秘密性、破坏严重性。其中最核心的特征是政治恶意性与文化侵略性。任何一种良性的宗教活动， 只要加入了恶意的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就可能演化成宗教渗透。 “ 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 ” 。…

愿更多公民真正懂“政治” 2008年03月13日 09:32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大 中 小 】…

布什连任美国总统（第 55 届）就职演讲（全文） 2005 年1月 20 日 演讲：乔治 -沃克-布什…

狱中致爱人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安娜为何没有离开中国而病死监狱？赵林如何死在街头？一个远离政治的商人为什么卷入六四并为此走向刑场？请购买精彩历史小说《天安门情人》原价$15，现在$8，免费国际邮寄、美国购买送耳机 博讯需要您的支持 可以邮寄支票订购 　…

王容芬：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他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博讯 boxun.com)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 ，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覆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垚的家…

作者：薛遒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8-3-1 滴血的十字架 据说，晚年的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感叹：“我是一个打着破伞的孤独的和尚，无法无天。” 2000年前的耶稣，独伫于死海岸边的星空之下，也曾有着与毛泽东同样的悲哀：“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有人子没有安放枕头的地方。” （《新约·路加福音》） 弥赛亚 =…

活出使命:布殊總統的信仰》 嶄新角度詮釋布殊 Article Photos Primary Article Photo: 譯者：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旨意 ra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