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曾经对孚雷说：“如果你有一个平庸的学生，让他去研究1789；如果你有一个实在糟糕的学生，就让他研究1848 !”法国大革命，这个一定会被这位年鉴派大师不屑地称为“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的乱哄哄的事件，最终在孚雷这个年鉴学派的“平庸”学生手里，成为20世纪最具魅力的历史学主题之一。孚雷对法国大革命的颠覆性和创造性的阐释在一种恢宏的政治视野中开启了对现代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法国大革命以来混乱的革命和民主传统和二十世纪跌荡的共产主义理念在他的政治的思想史 的审视下，体现出深刻的关联，揭示出现代政治的内在紧张。现代性在构建现代世界的两次决定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充分地展开其内在的矛盾和危机，因此孚雷对现代政治的思想史阐释乃是对现代性病理的诊断。这个诊断开始于孚雷对自己早年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反思，因此他对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念的思考就像托克维尔对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思考一样，乃是一种介入的历史学，一种致力于理解个体和时代命运的历史学。 布罗代尔在德国战俘营中度过了五年。据说当俘虏的不幸促使这位天才的史学家在监狱里沉思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奇怪的是，他的思考却似乎和当时正在进行的与人类命运生死攸关而胜负未明的世界大战没有什么瓜葛。看不出地中海世界的命运在十七世纪而不是十六世纪衰落对人类的未来有什么决定性的不同影响。大师在监狱中几乎凭记忆写下了后来使他一举成名并成为年鉴学派伟大里程碑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他的天才一样惊人的是他在此期间长期思考形成的历史观，用他的夫人的话来说：“那些最悲惨的事件（他在战争所经历的）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之一粟：要努力看得更远，了解正在迫近的命运的意义，可能的话，还要保持希望。” 这种历史观对于那些和布罗代尔一样经历战争的痛苦甚至失去生命的人来说，多少有些骇人听闻。说实话，很难在布罗代尔的历史学中看到他对个人命运的思索，个人命运和那些和决定个人命运的直接、迫切的事件一样，被他认为是危险的、骗人的历史。对于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以后的政治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轻视和政治超然颇不寻常。然而对于大多数经历过这一段动荡岁月的人而言，这样的超然难以想象。 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期，对法国知识分子影响最为深刻的当属共产主义信念和这一信念的破灭，孚雷晚年的压轴之作《幻想的逝去——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观念》 很大程度上是他这一代人的精神肖像。反思共产主义和法国大革命是孚雷学术生涯的主要关切，虽然作为历史学学者他也曾游走于二战后颇为走红的社会史和年鉴学派门下，涉猎过十八世纪法国知识传播史，并且一度在拉布鲁斯的指导下就十八世纪巴黎的社会结构问题写作国家博士论文 —–但最终他放弃了。大概他的政治关怀和政治经历使他无法安心于学院式的实证社会史研究和按部就班的学院生涯。二战以后孚雷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一样认为唯有共产主义肩负着人类的希望，于是加入了法共，并一度在党内非常活跃，不过最终他逐渐脱离了法共。共产主义经历完成了孚雷的政治教育，同时他逐渐在漫长的学术漂泊中找到法国大革命研究这一学术志业，大器晚成。从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到以反思大革命为业并最终以一部剖析共产主义理念的著作结束人生，孚雷得出结论：革命是一种幻想，共产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创造的革命幻想的伸展和膨胀。正因此，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 一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法国知识界极权主义批判的一部扛鼎之作，他的研究也被视为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政治（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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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黄艳红 2022-07-06 11:58 来源：澎湃新闻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五卷，已出三卷）, 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祖夫主编，刘景迪、顾杭、庞冠群、申华明、张智、黄艳红、洪庆明译，刘北成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2月出版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以下简称《批判辞典》）序言中说，在这场革命两百年之后，它在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889年和1939年，共和国仍然需要捍卫乃至垄断革命记忆来巩固自身，但当1989年临近时，这种关于革命的共和记忆已经褪色，其原因正在于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末的记忆研究浪潮中，对法国如何纪念1889、1939和1989年三个革命的jubilé（五十年），帕斯卡尔·奥里（Pascal Ory）和帕特里克·加西亚（Patrick…
刘北成 2022-04-09 15:20 法国大革命，若从1789年算起，已经230多年了，但是它的影响至今不灭。 大革命为什么重要？以色列史学家阿隆·康菲诺对此作了一个解释。他把法国大革命称作一个“根基性过去”（foundational past）：“根基性过去是指代表一个时代的事件，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历史创新，成为道德和历史尺度，成为衡量一切人类事物的尺度。根基性要素不是事件的一种内在品质，而是存在于人们主观性之中的一种历史建构。”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正是上述意义上的历史创新事件。具体而言，“《人权宣言》和恐怖重新定义了政治和道德。大革命催生了从 1789 年起决定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思想和实践：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人权、总动员以及革命观念本身。大革命是关于民主和国家恐怖的第一次现代经验，因此被视为衡量现代历史的新标准。对于英国评论者埃德蒙·柏克来说，它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模式，但对于列宁来说，它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 1789年，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
摘要：英国是一个在欧洲地图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岛国，1500年后却异军突起，成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国家。但好景不长，1945年后它慢慢退出了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这种大起大落的历史轨迹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英国崛起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天时地利等，但最关键的因素依然是英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工业精神。而其衰落的因素虽不胜枚举，“一战”和“二战”都是十分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但其根本因素依旧还是英国丧失了其崛起过程中的那种工业精神。因为这种工业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诚实劳动与创新活动的价值。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这种性质的东西得不到尊重，甚至遭到鄙视，那么，这个国家就走上了不归路。或许，这就是英国兴衰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英国；崛起；衰落；工业精神； 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不大，虽也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但从未处于欧洲文明的中心区域。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欧洲边缘国家，却在几百年时间内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和强国。它一飞冲天后，又在20世纪急速下滑，这种反差巨大的起伏难免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加之新的世界霸权国美国与英国的文化血缘关系，甚至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认为已经处于衰落的状态；同时，英语国家组成的“五眼联盟”，依然在当今世界构成某种特殊的势力，在这样一些微妙因素的影响下，对英国兴衰问题的研究也就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了。 地利天时 …
原创 明白知识er 知鸦通识 2020-09-11 12:00 收录于合集#知播笔记 17个 内容来源：知播第29期直播文字实录， 明白知识…
一、民法典编纂最基本的经验是讲科学讲体系 今天我想和各位交流的题目揭示了我谈的主题。也许各位要问，现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已经完成，为什么还要讨论其编纂的经验？我想答案有两个。一个答案是在《民法典》编纂完成，也就是2020年5月28日它刚在全国人大通过，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举办了关于《民法典》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上总书记对《民法典》的编纂经验非常肯定。2021年11月，在一个公开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借鉴《民法典》编纂的法典化的立法经验，适时再推出几个法典。总书记没具体说推出什么法典，但是现在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已经开始研究做这个事情。另外一个答案是，有一些法学研究的班子已经在着手做学者建议稿性质的法典编纂工作。我了解的情况是，呼声比较大的是环境和生态方面的法典。它的名字还没确定好，是叫“环境法典”还是叫“生态与环境保护法典”，现在还没确定。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过去讲环境保护法，基本上理论和制度上比较成型了。但现在我国确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过去大家熟悉的环境保护法，已经无法容纳生态恢复的制度内容。所以这部法典其体系和内容怎么确定，现在并没有一致的清晰的方案。另外呼声比较高的法典，就是行政法方面的法典，或者叫“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方面的立法编纂成为统一的法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行政法的范围实在太广了，涉及军事、财政、民政、土地等自然资源、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公安等等，相关的法律系统庞大，编纂成像《民法典》这样统一法典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围绕行政法，编纂提炼出一个通则性的东西倒是有可能的，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再者，我国也有可能编一部“教育法典”。《教育法》刚刚修改之后大家觉得很不解渴，因为教育既涉及民生，老百姓对教育很关心；教育也涉及国家发展的长久大计。从幼儿园、中小学一直到大学，教育中产生的问题非常多，所以现在制定的法律已经比较多，将其编纂成为法典是有可能的。除了这三部法典呼声比较高之外，还有人主张编“土地法典”和“建筑法典”。 不论是总书记、立法机关还是学术界，都说要借鉴《民法典》编纂的经验再编几部法典，那么《民法典》自己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应当有一些可供研究参考的总结。事实上，《民法典》编纂完成后，已经有人写了这一方面的稿子，我觉得这些稿子都比较侧重于立法政治背景方面的经验总结，这当然很好但是并不足够。因为，政治指导思想方面的经验，距离立法科学方面的考量，还有一定的距离，甚至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社科院的课题组，一直高举的旗帜是“体系化、科学化”，强调立法要尊重立法科学逻辑，法律制度要讲究体系化规则。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别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应有遵循。本次《民法典》编纂工程开启很多年以前，我本人就多次撰文，探讨《民法典》编纂应该遵守的体系化科学化逻辑，讨论此前数次法典编纂未能成功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没有遵从体系化科学化的要求；现实法律实践中，碎片化的立法和司法，任意性或者随意性的法律思维、法学观点，就是我们通过本次《民法典》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个现实问题的清晰认识，我本人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之后，坚持一再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议案，并且在法典编纂的全过程中一直坚持要依据体系化逻辑，解决碎片化立法和司法问题，要依据科学化思维解决任意性或者随意性思维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坚持数年一再提出立法建议，促成相关问题解决的原因。 我们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体系性，基本的依据是我国《立法法》中的三大原则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坚持，是符合总书记的要求的，也是符合《立法法》的规定的。 …
这就是霍布斯鲍姆指出的：“一个全盘工业化的工业经济体意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至少工业化将持续往前推进。”一个国家，面对全盘工业化的进程，推进有力，就持续领先；推进无力，便迅速落伍。不列颠新帝国首尝工业革命的甜头，但也势必首尝落后于工业革命步伐的苦果。 这一跌落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漫长，是因为英国逐渐跌落的过程，耗时达到一个世纪。但跌落的世界霸主、新型帝国不列颠，不再重蹈古典帝国的覆辙：帝国的衰败，不再是一场国家衰亡之旅，而是国家毫不逊色地位列发达国家行列，仅只失去世界霸主的叱咤风云地位而已。这也是现代新帝国不同于古代帝国的一大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帝国兴衰“怪事”，就是因为新型帝国的国家运行逻辑几乎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国。结合前述，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首先，国家由盛到衰的发展，不再是一个从狂风暴雨的军事征服到国内衰退、被征服或毁灭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发展，首先是长期蓄积内功的结果，其次才是对外战争与征服的产物。借助的帝国拓展动力，不仅有军事的、政治的，更有经济的、社会的因素。新帝国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从这个国家的切近日常生活的创新和工业化转制上体现出来。诚如霍氏指出的，英国工业革命锻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的世界机制。这是诸社会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此前，各个社会要素很少如此交错地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勃然兴起的新帝国，即使遭遇一时的国内困难，或者碰上国家挑战，也不会催生一场国家迅疾毁灭的悲剧。“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代帝国定势宣告终结。 其次，国家由盛到衰的演变，不再是一场基于无序性的骑马民族的飘风骤雨征战，也不再是一场基于稳定性要求的农业民族的韧性德性较量。而是不断创新的工业机制是否持续复制和连绵发酵的过程。只要一个国家建立起了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就会像不列颠新帝国那样，成为一种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制。即便这个国家不再领袖群伦，成为世界霸主，但它的绵绵内力和对外关系，仍然可以保证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而不至于完全被挤出这一队伍。 再次，国家由盛到衰的变迁，不再是有一种社会要素引导的畸形兴衰过程，也不再是政治与经济要素不平衡导致动乱，而一旦达成平衡则让社会陷入死寂般的宁静。不列颠新帝国创制的工业革命机制，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创新机制。人们处在这样的机制中，总是会产生种种遏制和逆转它的冲动，农业乌托邦总是引导这些人，要么试图回到已经不知所以的传统，要么迈进美轮美奂的理想境界。但结果总是差强人意，甚至造成巨大灾难。新式帝国总是促使人们相信，基于现实的进步主义，才有望引领人们迈向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5) 最后，国家由盛到衰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国家独秀始终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崛起，确实是独秀于林。但工业化的进程，不会因为不列颠新帝国不再独领风骚，就失去了工业化的国家载体。工业化是一个向全球范围推进的人类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不列颠新帝国将工业化的诱人景象示范全球，凡是接受工业化逻辑的国家，尾随而来，努力效仿，力求超越。结果英国成为一个各国谋求发展的典范。典范本身的典范性未必能够长期保持，但模仿者本身却可能成为这一发展范式的新典型。这是一个一个工业国家接力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推动不同国家进入富裕与文明生活的扩展型发展模式。…
一、礼是一套规则体系，也是古代中国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它对现代社会是否有意义，或有何意义？至少在多元文化成为潮流的当今世界，值得深入探讨。应该说，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商业冲动笼罩世界、市场法则支配全球的21世纪，仅仅依靠法律和民主不能建设起有序和谐的社会。为了提高精神生活的品质，发扬道德价值，指导人生方向，需要开放各种探求，而其中的一个课题是：有必要把东亚传统中的礼文化经过选择而有益地应用于人文教育的实施、社会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调整，城市文明的建设，以期达到提升人性价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创和谐的秩序。 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也不应当企图全部恢复古代关于礼制、礼俗仪节的体系，我们必须一方面依据创造的转化和批判的继承发展的原则，把儒家古礼的精神、结构、气质、原则、范式提炼出来，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对治当今世界的病症。另一方面，发扬古礼的礼让精神，建设适宜现代城市文明的新的礼仪体系。的确，“礼”的涵义本来就是十分丰富的。那么，在古代文化史上的“礼”究竟意有何指呢？这必须加以分析和说明。可以说，“礼”在古代文化中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涵义： 1、礼义—贯彻于礼之细节规定的核心价值和伦理原则 2、礼乐—文化的体系 …
人们怎么区别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不同因素是什么呢？伊懋可（Mark Elvin）在他的《中国以往的模式》一书中给了我们答复：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它的一种文明。他的解释基于技术决定论，即军事装备和政治手段决定了一个帝国的疆界与寿命。如果与罗马帝国做大致的平行对比的话，这种解释对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还可以适用。但在公元4世纪之后，这个解释就不足以说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把技术看成是最重要的因素，伊懋可忽视了关于“统一”这一意识形态的或规范性的概念的重要性，而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上曾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化概念。 “天下”，中国的天朝——建立在中国传统秩序中心的帝国，用强调中国文明化过程中的统一作为对它的解释似乎太简单了。但这种理解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去认识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然而，与此相比，在欧洲，类似庞大的欧亚移民和蛮人入侵却降伏了罗马帝国的统一，并导致了它的肢解——中世纪的特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世界上的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变大了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与其说与伊懋可相近，不如说是对已故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思想的延伸：他在解释为何中华帝国得以在公元589年即隋朝（581—618）时能够真正重新统一，而公元800年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只不过代表了其帝国的一小部分统一的原因时，强调了文化、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欧洲接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而中国在经受了368年的分裂后，这时却在政治上得到统一，这个统一以王位为标志。 …
原创 闻郁 经典与生存 2022-04-24 10:28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 谢文郁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7ORLpsWw2NYKRJA1ojPgkwyorwPcafzqkWcNEoLFCc4PMOBpyqtfl2Xz96K5LCQOKv32Rbvic1QvAdjWzoX9wHw/640?wx_fmt=png 太平天国是基督教运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