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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众基督徒圣诞节祭奠林昭 华神清 圣诞节前，上海信奉基督教部分弟兄姊妹相约到离上海一小时路程的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特区林昭墓地纪念献花。 林昭1932年12月16日生，1968年4月29日被张春桥下令枪决在上海提蓝桥监狱。她是中国杰出的民主人士。在1980年前，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对中国政治改革言论，还没有人超过林昭……林昭祖籍苏州，也是上海的儿女。林昭不能忘记，尽管当局不断隐瞒淡化历史真相，但神爱世人，林昭是一位基督教信仰者，她当与所有上帝的儿女一样，不会灭亡，反得永生。 在地球140个国家同欢圣诞之时，人们不会忘记林昭! 2007.12.24. 本帖最后由 曹志 于…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联系。 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於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1949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於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对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号须眉属我老」，下联是「五陵秋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为甚麽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手。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手，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於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鲜明又独特的表现。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捧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于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於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咿呀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於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於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於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於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麽几个「由於」，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派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甚麽？因为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於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於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於「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甚麽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於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麽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馀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於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甚麽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甚麽这样难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麽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於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发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甚麽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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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希腊贤哲对“物”自体和“物”之上（或“物”之后）的反思及其推理逻辑，构成了西方宗教精神中的“理性”传统，铸就其特有的“宗教理性”。这种“理性”对此后形成的基督教哲学至关重要。西方宗教中的神学之思亦直接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以“智慧”和“思辨”为特色，体现出追寻“物”之“源”的深度和领悟“形”而“上”的高度。这种“自然之探”和“超然追求”使西方传统中的哲学与神学得以打通，其“现实”与“永恒”、“此在”与“终极”之关切及其意趣最终在基督教哲学上达到整合和统一。“哲学”（philosophia）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之用，其原意乃“爱智”，表达了人们“趋向智慧的努力”。毕达哥拉斯强调寻找规律，通过推演而达到抽象，由此发展出一种既抽象又神秘的“数字主义”，为宗教理性的逻辑论证奠定了基础。罗素认为，基督宗教中视基督为“道”，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加以逻辑证明，其思路正是受了毕达哥拉斯的启迪。这种在认识“物”上达到抽象化的进路被亚里士多德所延续，并被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亚氏在研究自然世界，即外在客体上创立了一种“形而上学”，从而使对“物”的认知达到了一种升华和超越。“形而上学”（metaphysica）在古希腊文中有“在物理学之后”或“在物体之后”这两种解释，前者在形式上源自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在整理亚理士多德的著作时将这14卷著述集为一册而放在其《物理学》之后，故给人一种直观理解；后者则因这些著述乃讨论“作为有的有”、“有本身”等问题，关心的是“在物体之后”，故给人一种抽象理解。这后一种思路正好与《易 #8226;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相吻合而被中译为“形而上学”。但在中国语境中，“形而上学”因被视为“玄学”而往往也被解释为一种僵化、僵死的理论学说。实际上，“形而上”或“形上学”在西方语境中并非负面词或否定义，而乃指对物自体认知和理解上的一种抽象性、本体性和整体性把握，即一种“本质洞观”。而这种对世界事物的“本质洞观”在西方宗教精神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它说明人对物的认知要具有超越和升华。“形上学”在此实乃西方科学精神之魂，它使科学建构、体系化成为可能。西方科学体系主要由其形上学和方法论所构成。与西方文化相比较，我觉得在上述认知上有必要为“形上学”正名，我们仍需要挖掘和发挥这种“形上”精神和“形上学”，在认知世界万物之“本质”及其“整体”上获得突破性进展。在西方传统中，也正是有了这种被视为“太初哲学”、“元哲学”或“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督教哲学的构建和发展才水到渠成。 　　 　　　　 　　 其次，与对“物”的认知相并列的，在古希腊精神中亦包括其哲学家对“己”的认识。此乃西方思想传统中“主体精神”的萌芽。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留有“自知”（认识你自己）和“毋过”（不要过分）的古代遗训，颇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庸之道”之古风。苏格拉底按此启示而提出“认识你自己”，并通过认知而深感“我知我无知”。这里，苏格拉底已从认识“自然”之“物”而转向认识“自我”之“己”，从“外在”转向“内在”，从“客体”转向“主体”，因而代表着西方精神史上“主体意识”、“主体哲学”的最早开端。可以说，苏格拉底对“自我”有限的认识和其人生态度上的超越“自我”，为西方宗教的谦卑精神、超越精神、拯救精神和殉道精神提供了宝贵资源。 　　 　　 　　…

二、西方宗教精神的基本构成 　　 　　 　　 一般而论，基督教哲学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二乃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遗产。而西方宗教精神则由古希腊精神、古希伯来精神和古罗马精神这三者汇聚而成。由此可见，基督教哲学的思想精神与西方宗教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实际上乃是一种共构、叠合、传承、宏扬之关系。当然，这种关联不仅仅是基于史实之发掘，而乃有形而上之意义。其脉络神髓之交融互渗乃在于一种精神体悟，恰如中国思想大家汤用彤先生所言：“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而见道深泓。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得者其糟粕而已。” 　　 　　 　　 （一）…

卓新平：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 　　 　　作者：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有着内在的、结构性关联，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结合和共构。就其体系和传承来看，基督教哲学是“西方”的，是一门“西学”。接续了西方的希腊精神、希伯莱精神以及古罗马精神，并受到西方宗教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两大传统的影响。基督宗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可以超越东西方之限，问题在于这种“宗教”、“神学”和“哲学”如果在中国之构建，那它究竟是一种“移植”还是一种全新的“重建”？前者是一种宣教，后者不过是重新起步。究竟会是哪一种可能，未来依旧是一种疑问。 　　…

侯军：读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⑴ 的写作缘起，是集中反驳学者顾彬在文章《上帝病——人病：论中国和西方的不完美性问题》提出的观点：与西方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乃基督教救世思想的世俗化形式几近相侔，现代中国革命思想也受到西方基督教世俗化思想及社会运动影响；其中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范例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见本书P2-P5） 顾彬提出这一观点对刘小枫无疑有很大刺激。作为当代中国汉语知识界基督（宗教）话语的代表性人物，刘小枫对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一向保持严厉批判态度，他或许能够勉强承认，西方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与基督教世俗化之间具有极内在的关联；⑵ 但是他绝不能容忍顾彬把基督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相联系——“‘新中国’的精神想像为什么不可能出于周公，而非要是基督？难道只有基督才讲‘新天新地’？”（本书P8）（事实上，儒家的“新”是返古而开“新”，是“旧”瓶盛“新”酒，与基督教的用“新”皮袋装“新”酒在时间方向上产生的思想影响确实有微妙不同）在反驳中，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一种企图，企图把二者之间的哪怕一点点藕断丝连都摘得一干二净。 另方面，刘小枫亦反感中国儒家/儒教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一起对个体权利的道义性剥夺。在刘小枫看来，中国儒家/儒教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两者本就具有某种通约性，（本书P57、P58）然后再进一步，论证儒教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的“亲和性”——如此一来，儒教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就成了互相亲和、沆瀣一气的“三位一体”，施以系统批判，正是一箭三雕。 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这本小册子里，正埋头中国经学研究的刘小枫小试牛刀，以现象学为考法，依据历史文本，追究历史中的精神现象，并对其中的思想质料做文化理论分析——引经典，密针线，集中力量，瞄准目标，开掘出一条儒家革命精神的源流，力图一举驳倒顾彬的“谬论”。 遗憾的是，一向崇尚个体言说、崇尚个人信仰表白的刘小枫，在面对所谓“儒教革命精神源流”与现代中国革命之关系这么一个需要相对客观且公允、审慎研究的综合性命题，在结合宗教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考据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时，仍然未能避免、反倒过分陷入了他一贯的个体信仰表白的独断语式甚至独断态度里。记得韦伯在他那篇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里曾严正宣称——“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⑶ 而从一开始，刘小枫就混淆了事实性描述与价值表白之间的界限，他的考证与推论的有效性随之大打折扣。…

宗教自由是敌人还是朋友？ ——解读胡锦涛 2007 宗教讲话（上） 杨圣山 一 2007 年 12…

羽戈：儒教士与游击队员 转自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513368/ 2008-1-18 9:54:13 · 来源：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