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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众基督徒圣诞节祭奠林昭 华神清 圣诞节前，上海信奉基督教部分弟兄姊妹相约到离上海一小时路程的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特区林昭墓地纪念献花。 林昭1932年12月16日生，1968年4月29日被张春桥下令枪决在上海提蓝桥监狱。她是中国杰出的民主人士。在1980年前，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对中国政治改革言论，还没有人超过林昭……林昭祖籍苏州，也是上海的儿女。林昭不能忘记，尽管当局不断隐瞒淡化历史真相，但神爱世人，林昭是一位基督教信仰者，她当与所有上帝的儿女一样，不会灭亡，反得永生。 在地球140个国家同欢圣诞之时，人们不会忘记林昭! 2007.12.24. 本帖最后由 曹志 于…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联系。 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於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1949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於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对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号须眉属我老」，下联是「五陵秋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为甚麽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手。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手，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於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鲜明又独特的表现。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捧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于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於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咿呀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於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於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於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於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麽几个「由於」，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派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甚麽？因为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於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於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於「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甚麽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於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麽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馀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於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甚麽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甚麽这样难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麽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於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发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甚麽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杨光：公民训政的一种图景 本世纪以来，公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这说明，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其一，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的侵权事件已经超出了权益受害者们的忍耐极限；其二，有越来越多的权益受害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相同或极其相似的方式 ── 即公民维权的方式 ── 进行抗争。而更重要的是，这也证明了现行政体的脆弱和局部失败。请容许我将一个史上最强悍的 “ 专政 ”…

】（中央社梵蒂冈二十一日美联电）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今天说，教廷愿与中国当局进行“平静而具建设性”的会谈，以解决中国天主教徒的问题。 教宗忆及他六月间对所有中国天主教徒发出的牧函，他在函中赞扬地下教会的信徒，但吁请他们与官方教会的教友修睦。 教宗在对教廷各圣部负责人发表传统的节日谈话时说：“我希望透过这封信函，同时表达我对中国全体教友在精神上的深刻感情，以及我对中国人民诚挚的敬意。” 教宗并说，在牧函中，“我表示教廷愿与中国当局进行平静而具建设性的对话，来为天主教友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教宗说，中国天主教徒以“欢欣和感谢”的心情接受这封牧函；并说，他希望这能“获致期望中的成果”。 教宗今年已加强努力，改善教廷和中国的关系

汪丁丁 中国精英没希望了 可惜，中国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 “ 相信市场 ” 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他们漠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精英们的败德行为遵循着 “…

政改指向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三分乃制度要求 2007 年 12 月 21 日 08:36…

吸取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中国教会要承担起文化使命 深圳 / 赵清泉 2007年 12月 19日 由温哥华基督徒短宣中心和信友堂合办的《信仰与文化讲座》第四场于本月7日举行，洪予健牧师主讲《火与血的试炼—义和团的教训何在》，为大家娓娓道来义和团事件的肇因、真相、结果，由此反省中国文化中应当去除的因素，并呼吁当代中国教会承担起文化使命，澄清历史，使福音真正传播出去。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基督徒”和“打虎派”应该关注昨晚的《新闻联播》 | 2007-12-20 10:35:00 昨天的《新闻联播》首次播报了中国高层领导开始学习宗教知识并且重视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内容仍然是“新华体”，说的很正面。但在“圣诞节”来临前高层领导集体学习宗教工作本身就不寻常，我不想说出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看法，因为中央政府的看法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拥护的。 我把宗教领域一些事实说出来就可以了，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新当选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又是一名基督新教徒，韩国已经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主导香港政改的很多人都是天主教徒。 以下介绍9位具有代表性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是：…

我们的民族心理与恐怖主义有多远 　　　　　 　　　　　　　　　　　 马庆云/文 　 有许多学者在自己耗费一生的研究后最终得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民族，这种在洪水猛兽等恶劣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民族，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生存耐性，所以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坚韧挺拔，这是任何外在力量所无法磨灭的。 　 学者的研究是鼓舞我们中华民族士气的，也同时顺应了许多人的胃口，仿佛所有对民族的赞美都是真正使这个民族民主富强起来的力量，而一丁点对自己民族的“微词”就是对自己所在种群的大不敬，是要拍板砖，上断头台，立即枪决的。这种民族文化，使我们很难在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上有所突破。一些有志之士往往感慨自身改革维新的阻碍之大，反对力量之狂猛，往往对一些“世道之事”惋惜扼腕。我们的民族，缺少接受批评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