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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贡特尔·图依布纳: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

来源: 《清华法制论衡》第十辑 摘要: 在南非,使人类损失惨重的艾滋病问题——它所夺去的生命比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内战的死伤者的总数还要多,自从Hazel Tau v. Glaxo and Boehringer案以来,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案将具有多维度的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更为狭窄的法律问题:跨国公司的价格政策是否违背了基本人权?艾滋病患者是否可以直接针对跨国公司主张他们的生命权?在私营企业中,是否存在一种“获得药物治疗权的人权”?更一般地讲,基本权利是否不仅约束各个主权国家,而且也直接约束那些跨国的私人?…

李玲: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制度?

最近的医改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其实是在提速。(2020年)12月8号国家推出了4+7的带量采购,这是什么意思?4个直辖市加上7个副省会城市,这是中国最具有购买力的11个城市,他们集中起来采购药品,这个就是所谓带量采购。效果也是非常的好,这次采购的20多种药,最高的降了95%,平均降幅超过60%,而且都是通过一次性检验的,也就是说是质量可靠的药。 药企特别特殊,全世界的药企都是巨无霸的垄断,因为药企最大的成本是研发。目前研发一个新药,国际上大概要2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十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企业没有体量的话,它是不可能经受得起这样一个研发成本和时间。而如果老百姓面对着这样一个全球垄断的药企,去买药根本就谈不下药价来。 所以这些年医改,我们从过去单个医院买药,到国家从省级层面招标采购,其实药价都下不来。在这些年医改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终于国家出手了,以国家的力量用量来要价,药企降了价以后,药品就能进入医保了,而且国家提供给药企1/3的全国市场,这样一来就是双赢,老百姓得实惠了,生产药品的企业也保持了它合适的利润。 我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仿制药。《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相信这个大家都看了,其实印度现在确确实实是全球生产仿制药最好的国家,而仿制药不是假药。仿制药不仅仅是廉价,当仿制药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它的疗效与原版药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大家可能一定有兴趣,想知道印度如何生产出这么多好的仿制药。印度工业跟我们比差远了,其实我想大家不知道的是,印度的仿制药是从咱中国学来的,上世纪70 年代的时候他来中国学习一下就学到真经了,他发现中国人为什么能看得起病啊?自己造药,我们那时仿造的像青霉素这种比较昂贵的药,最后搞成了白菜价,一分钱一支。 过去我们的传统低价药都是国家仿制的,所以印度回去以后,其实是以国家的力量在推动仿制药的生产。印度的法律不保护专利,但是它保护仿制专利,你把这个药仿制出来了,专利上法律就保护你。因为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是为了保护、鼓励创新,但是在药这个行业它有一个特殊性,一旦药研发出来,它是能救命的,如果因为经济原因吃不起,是不人道的。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允许强制仿制,简称叫强仿,但是条件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印度是满足的,所以这些跨国公司跟印度打官司也打不赢,所以 40 年以后确实印度今天是全世界造仿制药造的最好的,美国每年一半以上的药都是从印度进口的,美国是最大的原研药的发明生产地,但美国的老百姓也是吃不起原研药的,因为原研药太贵了,它也从印度进口仿制药。…

付随鑫:美国政治能够去极化吗?——基于美国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的分析

一、引言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常见现象,也是当今美国政治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极化的表现、原因、影响等方面已经有大量研究,尽管仍然存在不少学术争议和尚待解决的问题,但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例如,美国政治精英出现了明显的政治极化,可能达到了内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小部分选民表现出极化,特别是政治积极分子,但大多数选民仍然持相对温和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当代美国政治极化背后存在经济不平等、南部重组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也与政治全国化、媒体的发展等因素有关。 迄今关于政治极化的研究较少涉及其未来趋势,特别是极少探讨美国政治实现去极化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尽管极化是美国政治历史的常态,但确实存在两个短暂的去极化时期:一是内战结束后,二是大萧条和新政之后。这两个去极化时期都出现在高度极化之后,并伴随着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灾难而发生。美国政治能否再度实现去极化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它关乎美国政治体制是否具备足够的纠错和修复能力;从现实来看,它关系到美国政治能否继续保持稳定,美式民主是否有衰败的可能性,以及美国能否进行有效的国内治理和国际竞争。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少量研究成果涉及美国政治的去极化。戈登·赫策尔与克莉丝汀·劳林探讨了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两种可能发展趋势,其中一种是当前的政治极化已经快要达到顶点,因为多数美国人已经开始对两党的极端政策产生不满,这可能导致他们转向更温和的立场,进而导致极化的减弱。萨拉·查特菲尔德等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极化缓和的现象,认为新老议员交替以及两党在部分议题上的合作缓解了镀金时代的美国高度政治极化。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评估了1900年以来全球多个国家的政治极化和去极化现象,发现去极化大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有关,例如暴力冲突、政权变更、外国干预等。保罗·皮尔逊与埃里克·席克勒尔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最新发展导致当前的政治极化处于自我强化的过程中,短期内不会出现去极化的可能。有些学者对去极化的策略或技术进行了研究。例如,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三个可能有助于美国实现去极化的方案:在选举过程中推行排序复选制,培育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大党,在基层启动协商民主运动。他还认为美国走出极化的长远途径,是民主党人明确采取行动,占领美国政治的温和中心,并在此基础上赢得选举。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关于美国政治去极化的研究还相当有限。一是对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去极化历史案例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总结,而对它们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美国政治极化的可能结果以及去极化发生的可能条件。二是在理论上对美国政治制度是否有助于实现去极化的研究还不够透彻。例如,福山提出的三个有助于去极化的制度改革方案不仅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在理论上也与关于政治极化的既有学术成果不相符。三是尽管一些政治策略或技术有助于去极化,但鉴于政治极化根植于重大经济和社会矛盾之中,因此更有必要从后者的角度对去极化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本文试图更全面地探讨美国政治走向去极化的可能性与条件。首先从内战后和大萧条后美国政治短暂实现去极化的两个历史案例出发,探讨发生去极化的原因与条件;之后从理论上探讨美国政治制度中对极化的约束性和强化性成分;最后考察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探讨其未来发展趋势和去极化的可能性。 二、美国政治去极化的历史经验 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美国历史上有两个可与当前相比的高度极化时期,分别是19世纪50年代的内战前夕和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当前的极化程度虽不及内战前夕,但已经出现大量相似的表现,至少与镀金时代相当,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极化可能更为严重。在前两个极化高峰之后,都出现了短暂的去极化时期,且都伴随着严重的暴力冲突或经济危机。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政治去极化案例可以发现,美国的政治极化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很难被政治制度所抑制,去极化是非常难实现的,需要严苛的条件并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美国内战与政治去极化…

刘晗: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摘要: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传统的国内宪法领域。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各国司法审查的活动也开始相互借鉴和援引各自的法律资源和司法判决,各国高等法院法官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宪法全球化肇始于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传统议会主权的衰落以及对于行政权扩张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极大促进。宪法的全球化同时也在实践上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法民族主义的抵制,在理论上带来了问题:司法审查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高等法院逐渐脱离本国的民主过程和特殊的宪法文化,呈现出国际的反多数难题。 关键词: 宪法全球化;司法审查;成文宪法;反多数难题;宪法文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在推动各国法律秩序的变革。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贸易法等私法领域,也已经扩展到了传统的国内公法之中。在传统的理解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根本法、基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同时也是一国政治实践、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最高法律体现;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因而,传统的宪法话语一般以特定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宪法领域,开始消解民族国家内外之间的严格边界。一方面,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最终的宪法化进程,极大地挑战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制定宪法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宪法审查的实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国宪法法院或高等法院不断地参照国际同行对类似条文或权利的解释,法官们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 宪法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宪法的全球化起源于何种历史背景?哪些因素推动了宪法的全球化进程?宪法全球化的当今发展状况如何?宪法的全球化带来了何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宪法的全球化?本文试图从比较宪法、历史研究、法理反思和社会学分析的多重视角出发,勾勒宪法全球化的来龙去脉。 一、起源 (一)现代宪法的早期发展…

阎明复: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到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今日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说,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了后,他们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你父亲是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事隔四十多年我才从澜波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讲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的。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总理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同志,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你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还有一次父亲给家人讲述了自己的过去。那是在不平静的1967年夏天,“文革”已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在中办学习班已无自由,父亲感到形势严峻,可能危及自己,需要向家人打招呼。一个星期天,我爱人吴克良回家看望老人。父亲对她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二次大战中周恩来交给我为苏联搜集情报的任务,我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前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父亲最后说,我一旦被抓,你们赶快去找总理。不幸,父亲的预感很快成了现实,他被诬陷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要员,于1967年11月7日被捕,不到半年惨死在秦城监狱。在父亲的死亡报告上江青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道“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直到1978年专案组还继续混淆视听:在1978年1月5日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上胡耀邦同志的悼词稿中,专案组竟删去了“迫害致死”的公正结论。当时中央统战部对专案组这种掩盖“四人帮”罪行的做法还提出了抗议。好在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父亲得到“正名”。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周恩来同志交给我父亲情报任务时的形势。1941年春天,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退居重庆,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英国、法国、德国极力推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使日本能腾出力量来从东方进攻苏联,与希特勒一起对苏联形成合围之势。当时苏联也很紧张,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国界。斯大林的策略是先后同德国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企图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时间,加强国防。同时,苏联密切关注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加紧收集中国的情报。据我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适合这个工作。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后来说,阎宝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什么说我父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父亲相关的经历。我父亲青年时代是一位基督教徒,曾担任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发动民众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扩张做了大量工作,是张学良将军的密友。“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作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他先后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的理事,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除了这些工作以外,父亲仍积极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疏远他,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新生活运动总会改组,他被降职做副总干事。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1937年入党后,周恩来嘱咐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继续广交朋友,收集各方面的动态,父亲没有辜负周恩来的重托。 父亲在1965年,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份《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文革以前,父亲跟我讲过,我隐约记得,他说中组部请他谈了当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写了一份材料,他们很重视。但是这份材料我们始终没有见过。…

汪安南:从黄河流域生态演变看人与河的关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二十八讲 http://www.aisixiang.com/images/detail-20220915.jpg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的事情始终牵念于心,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两次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书记指出,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总书记还深刻指出,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高屋建瓴阐明了水安全问题是事关生态和文明兴衰的基础性问题。通过对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学习领悟,我认为研究黄河流域生态演变,需要沿着“人与河”“人与自然”“发展和安全”交互影响这条主线,透过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用系统、全面的观念去分析认识。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汇报。 一、黄河的基本情况和生态功能 在我国古籍中,黄河很早就被尊称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炎黄子孙视黄河为“母亲河”。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黄河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支撑着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流域内万千生灵的重要生存依托,更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黄河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中华民族 黄河是一条源远流长、滋养万物的生态之河。大约150万年前,黄河已开始孕育和发展,经过漫长地质时期的溯源侵蚀和夺袭,距今10万年左右,古黄河逐步连通湖盆、劈山成峡,形成东流入海的海洋水系。黄河由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涓涓细流起步,一路携川纳流,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9省区,于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黄河宛如一条巨龙,横跨我国地势三大阶梯,穿越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大地,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地形地貌,连接了类型多样的生态单元,养育了各具特色的生物群落,创造了充满活力的河流生态系统。 黄河是一条光辉灿烂、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河。华夏先祖在黄河流域辛勤耕耘,开辟了先进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大约3400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诞生了“四大发明”,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中华民族在应对黄河水旱灾害的逆境中一路走来,锻造了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萌生了“以水为师”的朴素生态智慧;统一修治黄河的需求使社会组织体系更加紧密,促进了国家形态的形成,由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权安平河患,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发端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和魂魄,历经历史变迁而赓续传承、绵延至今,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在中华民族的“初兴”之地布局落子,擘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必将有力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刘军宁 ||法国大革命:清0思维的滥觞

刘军宁 I 法国大革命:清 0 思维的滥觞 今年七月是法国大革命234周年。而保守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反对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误解在拥护与反对保守主义的人中间都很普遍。其实,从柏克的生平事迹,我们就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并不站在一切革命的对立面。在保守主义的分类学中,革命有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式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保守主义拥护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深刻。这种差别决定了柏克对不同革命的不同态度。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后者是乌托邦革命。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的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如稳定、远见、慎审、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的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

孙歌丨作为方法的根据地——竹内好的“根据地哲学”

孙歌:作为方法的根据地 【内容提要】 竹内好一生最为关注的人物,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毛泽东。他通过研究鲁迅的认识论讨论毛泽东思想,并认为中国的历史法则通过毛泽东获得了人格化的表达。竹内好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出“根据地哲学”这一范畴,并形象地阐释了他从《矛盾论》中解读出的关于矛盾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从而为根据地这一物理空间赋予了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特征,将其转化为伸缩自如的主体性机制。在这样的视野里,根据地成为“价值转换之场”,它不需要在物理空间固守,却永远不会失掉其终极性。在价值转换的视野里,中国革命的实践才能与和平结合,“和平革命”才能获得现实性。 【关键词】 竹内好,毛泽东,根据地,矛盾转化 1951年4月,竹内好发表了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毛泽东评传》①。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的毛泽东传记,可以说是《鲁迅》的姊妹篇。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因为这部著作贯穿了竹内好在《鲁迅》中体现的认识论, 1951年4月号《中央公论》刊载了这篇长篇论文,随后将之收入论文集《斯大林·毛泽东·尼赫鲁》(由猪木正道、竹内好、腊川芳郎的三篇长文构成)。②这个组合方式暗示了一个思想框架:毛泽东恰恰是连接了作为社会主义体制代表的斯大林与作为殖民地解放运动代表的尼赫鲁的中间项,或者说,他同时具有这两者的基本要素。在冷战逐渐白热化之际,在朝鲜战争爆发而日本成为美国帮凶的历史节点上,日本的知识界却显示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与相关资料并未大量进入日本,竹内好这部评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与萧三刚刚发表了两章的《毛泽东传》。与写作《鲁迅》的基本方式相同,竹内好依靠他对毛泽东著作的细读建构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的精神世界。 一、价值转换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