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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范亚峰:自由之友 真理志士——纪念许良英先生

载《太平洋月刊》2013年第4期,此为原稿。 范亚峰 经历了两年的幽居生活之后,我正准备透一口气,找机会拜访许良英先生,孰知2012年底传来许先生一病不起、进入危重监护室的消息,元月28日得知许先生在奋战一个月之后告别人寰,而自己2010年与许先生的一面竟成永诀。 1995年春天,我于人生的极端困顿、混乱与苦痛当中拜访许良英先生。此后的10多年间,许先生的人格成为我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时时思及的楷模。1995年之后,许先生在黄庄附近的家成为我人格成长的力量泉源之一。在耳闻目睹中国知识界许多的叛卖、乡愿和软骨之后,我对学术的意义深感困惑,对知识分子群体深感失望。而通过无数次的求教,在一次次暮色苍茫中走出许先生的家,于灯火阑珊中漫步在京城的春色秋雨里,我青年期生命中所积郁的苦痛逐渐飘散。 2003年秋,我到许先生家中,递上由我发起的、由秋风、王怡等朋友参与撰写和反复修改十多次的公开信《保障言论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关于湖北警方拘捕作家杜导斌的50人声明》,许先生看了文本表示赞赏,当即答应参与签名。此后,我时常到许先生家中,就维权运动中许多人事求教于许先生。我也常常带一些朋友去许良英先生家中问学求道,冉亮先生惊叹道:许先生真是修炼出来了。许良英先生不仅是民主运动的启蒙思想家,更是维权运动的先行者和精神导师。 依我自己的体会,许良英先生最为人所服膺的,乃是其几十年说真话、做真人、万死不辞而修炼成的人格结构,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台州式的硬气,及老浙大的求是精神构成许良英先生人格的核心要素。台州先贤方孝孺刚直不屈,孤忠赴难的“台州式的硬气”给予其巨大的影响,我记得许先生曾当面赞赏方孝孺“是个硬骨头”。老浙大竺可桢校长的两个经典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构成了许良英先生一生求索的核心线索,而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就是许良英先生求索的答案。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从中国文化与社会、政治转型的高度看待许先生及其一生的探索,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至终以民主启蒙者自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启蒙话语的代表性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先生所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从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角度冲击和瓦解极权意识形态的最重大的力量;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民主思想的介绍,则直接启发了八零年代的公共人物方励之先生,许先生的人格典范及民主思想则全方位地熏陶了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先生,及众多八九一代青年。我以为,许良英先生作为精神导师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已然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未来必被更多发掘、感怀和铭记。 然而,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作为深受许先生人格浸润和思想启迪的后来者,我更有责任讨论许先生一些重要的观点。…

杨鹏:神道设教与基督信仰

杨鹏:神道设教与基督信仰 杨鹏 《易经》有一句话,叫“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说文明教化的基础,一个是“神”,一个是“道”。 这里的“道”,相当于 “客观规律”或“自然法则”。“道”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变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道”而行方能趋利避害。认识“道”需要认真观察、独立思考、努力实践。“道”文化是理性的、实用的、功利的,是方法的文化。“道”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高的概念,代表中国精神的最高点。俗话说,要讲道理。 那“神”是什么呢?我们不能通过理性去认识神,只能通过信仰。在信仰中看到“神”,人心就会有特殊的变化,例如在“道”的自然秩序下,人是有生有死的,但在“神”的信仰中,人是可以永生的。所以,“神”是一种超越“道”的力量,而且“神”会回应人,通过信仰及一定的仪式,信仰者会感到“神”对他的回应和帮助。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的创造者,是宇宙自然规律的决定者,也是人类历史规律的决定者。 “圣人以神道设教”,如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大体相当于“圣人以科学与宗教建立文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应当建立在科学与宗教两大基础上。 我认为,西方文明中,“神”“道”比较平衡,阿拉伯文化则是“神”文化一支独大,“道”文化发育不够。中国文明的问题,不是理性智慧不够,不是人不聪明,而是信仰与执着不够,缺少使命感。中国有一个非常暧昧的“准宗教”,就是以“天子”为中心的儒家礼教。“天”这个概念从“天帝”而来,“天帝”这个概念从“上帝”而来,“天”就是最高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帝的孩子,是神子,官员士大夫就是辅佐神子教化万民的牧师,这就是所谓的“师君一体化” ,既是老师又是君,既是牧师又是管理者。这个系统实际上暗含着政教一体化。…

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杨鹏、赵晓对话录

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杨鹏、赵晓对话录 杨鹏 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编者按: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中国崛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在制度选择的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但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新青年·权衡》特邀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和赵晓先生就“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进行对话。 杨鹏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国内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赵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相信他们之间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话,对我们从文明和信仰层面上看待中国崛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文明转型的本质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 赵晓: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杜平:中国宗教复兴是好事还是坏事?

杜平:中国宗教复兴是好事还是坏事?   北京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日前发表上海华东师大两位教授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信教人口大约为3亿,不仅是官方所估人数的三倍,而且信教人口正日益年轻化,大部分人都在40岁以下。   与此同时,本报北京通讯员于泽远前天引述官方《瞭望》周刊的报道说,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农村地区,信教人口近年来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村村有寺庙”的现象。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极度不安,认为宗教势力正在与中共争夺民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抛到背后去”,因而变成破坏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以敬畏之心慎重以待   华东师大两位教授的调查属于普查性质,除了上述具体的数据之外,其他相关问题没有涉及,或者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关键:一是信教人口为什么会急剧增加;二是信徒们对社会现状的感受和态度究竟如何。中共执政5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信教人口。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必须全面认识这个崭新的课题。   宗教的复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从未真正地公开讨论过,所以没有任何定论。人们一般认为,宗教信仰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已经崩溃,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观也被摧残,结果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或者价值观真空。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笔者同时认为,宗教的复兴是中国社会自由度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创伤自我疗治和愈合的重要机能。但无论怎么看,无论是好是坏,现在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信教人口不是特别多,社会状况也没有这么复杂,所以管理者能够回避则回避,不急于正视,不急于寻找对应之策。   但现在的形势已经大变。中共党员人数现在是7000多万,而信教人口多达3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并且还在增加之中。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目的绝不是暗示两者是对立的,而是要强调宗教问题已经涉及到极其庞大的人群,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

文革、新教与平民意识

『关天茶舍』 文革、新教与平民意识 作者:化雨先生 提交日期:2006-12-14 10:06:00 ??如果说圣女贞德的出现是民众因素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进入、干预国家事务,是民主主义的萌芽;那么法国的宗教战争中出现的加尔文新教凸现了平等意识。     平等是人类的追求,是社会走向文明的体现,它证明了”天赋人权”,也是社会的自然属性的表达。不平等是物质匮乏时代的特征,但是对于不平等现实的认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其一,表面上看是对现状的判断,实质上则支持和扩大这种不平等,表现了掠夺者的心态;其二,承认不平等的存在,同时为克服不平等现象而努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意识始终是不绝如缕的追求,例如二千多年孔子说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第十六》)在这里孔子明确地指出物质匮乏并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决定性原因,决定性的原因是一些人的掠夺者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八佾第三》),这就是正人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的道德观。     对于前一种掠夺者的心态,孔子问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怒斥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既然行事卑劣,何以强词夺理?!…

刘军宁: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天道与自由:申述天道自由主义 刘军宁 转自九鼎网站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的思想传统,那一定是“道”;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那一定是“天道”。天道者,华夏传统之大端也。 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 所谓的中国问题,这里是指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从朝到野都有人拿某些本土传统来抗拒上述普世价值,以至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信念迟迟不能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信仰和政治文化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于其所依托的价值的正当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单足跛行,其路途之坎坷,可想而知!这两个层面的转型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又很大的差异,制度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多,价值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少,甚至被遗忘。 所以,价值系统的转型是上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转型的必要性,除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政治威权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外,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共识。争议的焦点,已经不是要不要转型,而是如何转型,即如何看待、理解、整合本土传统与普世价值。这样的转型不是把期望完全寄托于全面复兴中国传统的一支一脉,而是寻求中国的某些本土资源与人类普世价值在现时代的有机结合。本文认为,这一转型的出路,在于老子所阐发的中国本土的“天道” 思想与以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普世价值的结合,这就是天道自由主义。天道自由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拂去天道上的积尘,寻找自由权利和宪政民主与本土传统的结合点。 为什么需要本土资源?…

范亚峰:家庭教会的兴起和生存困境

家庭教会的兴起和生存困境 范亚峰 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家庭教会这一概念是天才的创见,它把家庭与教会两个功能系统连接起来,创造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组织形态,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转型时期适应了这一变化,并有效地把握了这一战略机遇,在中国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形成了完整的教会组织网络,使家庭教会顺利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组织。 家庭教会的迅速兴起,其根源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新文化建设的战略格局中,共产主义、儒家和基督教是有望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信仰的三种大型意识形态。但共产主义的衰落有目共睹,儒家虽然近年有所复兴,但其缺乏底层民众的坚实网络,又丧失了传统的国家教化体制的支持,且儒家的代表人物热衷于恢复儒家与国家的传统结盟关系,而不是着力于社会建设和道德重建,这使得儒家的复兴趋于浮泛,政府通过官方祭孔等方式扶持儒家,虽然在暂时有利于儒家的表面繁荣,但就长远而言,这对于儒家真精神的一阳来复和其生命力的损伤可能是根本性的。 家庭教会的兴起得益于民间社会的分化与整合过程,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中共的组织资源因乡村村级政权和城市单位制度的衰落而大量流失,中国公民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乡村已经初步生成替代性的宗教组织家庭教会,城市也在迅速扩展之中。乡村的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是家庭教会崛起的背景:温州教会本属于对台作战的前线,1949年后政府对其很少投资建设;河南、皖北福音比较复兴的地方也多经济贫困、文化落后。从全国范围来看,家庭教会复兴的地方多是极为偏僻落后的乡村。1978年至今,教会的多数信徒也以老年人、妇女为主,然而正如圣经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在全国的家庭教会中,温州教会和河南教会具有突出的地位。温州地处海边,教会拥有150年-170年左右的历史,生命根基稳固、神学教导纯正,从未出过大的异端教派;温州传道人与温州商人携手,同时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商人网络和教会网络;温州教会对于全国家庭教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改革宗神学通过温州教会传播到全国,成为年轻一代传道人的基本共识,而在神学培训、教会治理等方面,温州教会的尝试都领风气之先。而把握温州的经济繁荣与教会复兴之间的关系让人思考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命题的丰富含义。 河南教会则地处中原内陆,是华夏文明或者说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河南教会人数众多,但传道人文化素质相对不足,缺乏培训,教会领袖容易形成个人崇拜等倾向。近10多年主要的异端教派都出自河南教会。河南的一些农民因卖血而得艾滋病,以及河南教会的复兴和危机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以血换钱而致病,与气的转换而异端叠出似乎喻示着古老文明自我更新的艰苦过程。政府的打压和乡村教会的内部弱点是异端多出的主要原因。河南教会的宣教方式象蒲公英一样,因躲避逼迫而漂泊到外地,福音的种子也因此散播到各处。河南教会的一首赞美诗唱道:“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还有许多的人漂流在天涯。”河南基督徒的流亡与归回几乎是一个古老文明精神命运的缩影。 目前家庭教会处于几个战略转折之中,第一是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乡村教会的四个优点是生命传统、基本正确的神学、教会网络和经济自治。而城市教会在崛起过程中的新特征是第一注重神学,第二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不回避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 第二是从混乱的神学向更为清晰的宗派认信和本土化、处境化神学转变,标志是近几年改革宗神学逐渐从温州扩展到全国,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认信;第三是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在20多年教会迅速扩展中居功至伟的老传道人已逐渐让位于教育背景、文化素质等更为良好的青年人;第四是教会的治理体制也在逐渐转型,温州家庭教会拥有中国家庭教会中联邦共和制的教会治理框架,其教会组织对于处境化、本土化的教会体制的启发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

裔昭印 石建国: 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裔昭印 石建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2期,9000字 韩国是具有较多基督教徒的亚洲国家。据统计,近代韩国基督教徒占韩国人口总数的6%,约每14人中就有1名基督教徒。而在中国,大约每600人中才有1名基督教徒。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要早于韩国,那么为什么基督教的传播在韩国获得了较大成功,而在中国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 民族危机的加深 虽然中韩两国在近代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两国人民反对的目标却有所不同。信奉基督教的英法等西方列强是中华民族灾难的“肇事者”,直接促使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敌对目标,而当时韩民族的主要敌人却是非基督教的东方国家日本。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自主传教权,这为基督教的传道业蒙上了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受到英,法等国掠夺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侵略者信奉的宗教,反对教会的斗争风起云涌。1860年至1899年间,中国各地人民与基督教会发生了数以千计的冲突,有240多次公开袭击传教士的事件,具有重大影响的教案达30多起。此后,西方在华“基督教运动的副产品”——教会学校也遭到了抵制。由于“教会学校作为西方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攫取中国文化‘解释权’的机构化体现,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1924-1927年中国出现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规模宏大的反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非基督教运动”。由此可见,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西方传教士试图使中国基督教化,其目标与中国人民的诉求是不一致的,自然很难使中国民众认同其文化。对此,秦家懿和孔汉思就认为: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世纪以来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保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使得传教士蒙上“机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污名。上述事实也说明,在反抗和谋求摆脱西方控制与压迫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是把反基督教与反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强权政治相结合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强烈抵制,后来遭到巨大失败就有某种必然性。 与此相反,在民族危机压力下寻求精神安慰和解脱的韩国人却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精神寄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崛起的根源——大国崛起信仰版(完整版)

曼德 也许如何让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话题是唯一一个既让大陆当权者也让平民百姓深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何种政见、是否站在当政者的对立面,在大国崛起这个话题上,各方都愿意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意见。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谁不想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呢?当政者也愿意在这个话题上与一切真诚探讨崛起之道的人士切磋、交流,也许这就是《大国崛起》一片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幕后原因。 《大国崛起》在国内引发的巨大反响是让外国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镜的,因为该片在外国人看起来就是一部中学世界史教材配套音像资料,它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独到和新颖的地方,更没有政治上的寓意。但是外国人不理解,在当下中国这个铁屋子一样的环境中,这部“中学教材”却如一枚炸弹,炸开了自 1988 年《河殇》以来中央电视台、全国观众乃至思想界、政治界的沉闷僵死和固步自封。 《大国崛起》是在近年来大陆持续“妖魔化”西方的背景下首次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作品,是近乎附和“现代化就是西化”、“西方中心论”等命题的一部反主流作品,其中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发展较为真实、完全区别于大陆中学大学西方史教材的首次揭露,确实给蒙了眼睛的国人一次震撼。优美奇异的西方风光、多次扑面而来的教堂画面、精彩纷呈的西方文明成果,配上最高水平的现代电视语言,该片确实给闭塞多年的中国人一次振聋发聩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 《大国崛起》的最重大意义乃是标志着中国自《河殇》后首次以开放的、学习的眼光来审视西方文明也既蔚蓝色文明,乃是摆脱 1989 年以来民族主义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无端批判西方的落后思维,用一种几乎赞颂、羡慕的口吻解释西方现代化国家先进性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不用老套官方政治术语而用学术语言在官方平台上言说官方关注的政治话题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