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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先生和我父亲患重病都开始于2001年，不同的是小凯先生开始就确诊为肺癌，而父亲则在今年3月才发展为肝癌。和小凯先生相同的是，父亲在病中也受洗成为基督徒。父亲辞别人间正好先于小凯先生一个月。父亲的生命和人格浸润了客家文化、江南文化和淮北文化三种元素，是我精神成长的楷模。父亲离世未久，自己哀思未平，夜中时时默念”思睹音容云万里，愿聆教诲月三更”，情不能已，常常以泪洗面。余痛未息之际，7月7日上午，在网上看到小凯先生辞世的噩耗。 认识小凯先生首先是通过网络，开始是阅读《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极大地叹服于作者的穿透力和洞察力，后来读到《中国政治随想录》，更有兴趣深入研读作者所有的著述。2000年秋，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小凯先生，表达了对他的宪政研究的钦佩，并留了自己的寻呼机号码。恕我孤陋寡闻，当时并不知道小凯先生的学术地位。小凯先生到北京后，邀我详谈。一个下午，我和高全喜先生专门到北大拜访小凯先生。后来，我们策划成立《公法译丛》和《公法论从》，小凯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参与我们的编辑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小凯先生的宪政文集交付出版社已经一年多，至今还没有出版。 研读小凯先生的宪政论述，让我对于宪政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虽然小凯先生自谦说宪政研究只是业余爱好，然而在学习宪法学的过程中，真正对自己的学术生命形成巨大冲击的是龚祥瑞先生和杨小凯先生两位师长。许多人会很奇怪小凯先生作为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为何会去研究宪政问题，并在晚年信仰基督教。然而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说，小凯先生是有担当的人。小凯十六岁因《中国往何处去》的大字报而名声大噪、身陷囹圄。监狱的十年是小凯先生艰苦修炼的十年，近于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在中国二百年的大变局中去理解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研究经济学是求索富强之道，执着于宪政意在为破解民主三峡的险滩画龙点睛，晚年归信基督教则是个体精神生命探索的归宿。经济学、宪政和基督教如此完美地结合在小凯先生身上，折射了在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小凯先生几乎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一生与这个共和国有奇妙的因缘：出生在其即将创立之时，罹祸在文革内乱之中，辞世于共和国可能的大转折、大变局前夕。小凯先生当是睁眼看世界并走向世界的文革一代人的代表。求学于太平洋的东岸、任教于太平洋中的澳洲，小凯先生深切关注5000年一脉相承的古老文明的当下命运。他曾以先知般的睿智，探讨在 21世纪太平洋时代中华文化再度复兴，建设一个太平洋西岸的新的文明的可能性。但他冷静而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小凯先生说，当下的中国和1640年的英国十分相似，都处于一个立宪变革的时期。英国宪政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如果中国不把宪政确立为政治游戏规则，那么到现在为止的制度学习都可能会导致后发劣势。所以，在小凯先生看来，经济建设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确立宪法的元规则地位。化解近代自由与权威两难的出路是建立宪政的权威。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是小凯先生文章中引述的一句英国格言，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我在对于西游记的感悟中逐渐体会这句谚语蕴含的深邃的政治智慧。西游记中世俗政治崛起新的力量，即孙悟空造反，提出君主轮换制的改革方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玉皇大帝无法解决问题，最后只好由与世俗政权联盟的宗教权威如来佛出面镇压，而如来的中国式智慧没有划分敌我进而彻底消灭孙大圣，而是通过巧妙的做局，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再挑选唐僧营救，等组成取经班子，把世俗政治的反叛力量转化为宗教性的建设力量。儒道佛合流的政教合一格局使精神权威如来佛没有象普通法宪政主义那样区分统治和审判、道统和政统，从而成为道统的守护者和公正的裁决者，而是成为政治权威的捍卫者。在西游记的世界中，圣人云集的西天佛国和玉皇大帝的天庭都存在弥漫性的制度性腐败，佛教没有成为除魔的力量，却由于权力缺乏制衡而成为各种妖魔鬼怪邪恶力量的保护伞。按照韦伯的说法，政治就是与魔鬼结盟，但结盟的目的不是成魔而是除魔，是先除大魔、后除小魔的必要顿挫。在西游记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天庭神仙下凡成为祸害人间的魔鬼。立宪政治中与魔鬼的结盟则是化敌为友，宪政就是让两个魔鬼既友好相处又相互制约，把作恶减少到最低的设计。 中国问题以内部视角观之乃是历时二百年左右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以外部视角观之则是现代化危机与全球化过程所导致的在第二轴心时代建设新文化和新政体的巨大契机。当下中国，面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制度供给的不足和伦理道德滑坡等问题，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已经日趋彰显。而建设法治政府、审计风暴和问责风暴、党内民主等政权改革措施都在积累宪政转型的条件，中国走向宪政的时机已经日趋成熟。 加入WTO，财产权和人权法治话语载入宪法，使引入的外部规则，逐步改变着中国社会的规则系统。宪法正在逐渐提升作为元规则的地位。中国社会的立宪难题是元规则之间的冲突，人治原则与法治原则，乃产生无法调和的冲突。而作为规则的最高层次的元规则，目前还处在选择之中。中国新的社会生活规则，是否能够演化出新的秩序即法治秩序，关键在于观察经济规则、政治规则、道德规则、社会规则、法律规则的变化。 中国新的立宪选择是否能够成功，根本在于如何适应当下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并转化潜规则。立宪的根本任务是化潜为显，整合潜规则和显规则，建立中国新的社会生活模式。新的变革的真正力量来自社会分化形成的资源和规则的多元格局。民间社会的多中心，与公共领域的多中心，使旧体制的一元化金字塔体制，无法适应多元社会的治理需要，其单一中心无法解决信息处理能力的问题，纠纷解决能力的下降如上访制度的危机等，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单一中心的系统原则。而新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宪政框架的演进，取代旧的社会决策体制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在多数时候体现为渐进，在质变点则表现为突变。执政党的新民本主义试图进一步整合传统礼治的民本资源，和法治秩序的民权资源，而实现宪政转型。但专政与宪政无法调和的内在张力、代表制与代议制的差别，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将日益凸现。普遍而深刻的腐败问题、审计风暴中揭示的金融体制危机等，都反映了旧体制生命力的衰落，其基本构造原理已经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