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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捧糊涂读史,从“奉天承运”,到“人民代表”

——读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 我在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家里,见过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圣旨真品。一卷明黄色的丝织物,平滑精美厚实,上面写着极漂亮的楷书。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当然都是传达天意了。 “奉天承运” 这个意思,在圣旨出宫的仪式中得到戏剧性的体现。明朝的制度规定,颁布诏书时,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就好像圣旨从天而降,下边则有人跪接。明朝的历史学家余继登在《典故纪闻》卷十四里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成化四年(1468年)秋天,负责办这件事的人不认真,降旨的时候绳子断了,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于是有御史参劾,要求将此人治罪,皇上竟饶了他。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 我猜想,既然有这种仪式,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但模样并没有改。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换成了扶手,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 “ 奉天承运”,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体现或代表了历史规律的意思。当然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讲“天人合一”,除了”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位、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硬译一句。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师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据说…

你的,我的,我们的1291次列车——基督徒的个人信仰与社会正义

见证1291次 成准强 弟兄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为保持原色,没有做过多编辑) 很多事情是偶然的,是我不曾预料到的。 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我内心还是充满亏欠的。我没有将这本应挽救回来的生命挽救回来。因此,我可以说是因为亏欠在做这件事情。今天也是抱着这亏欠的心来和大家说这件事。 我于2008年9月24日乘坐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我的车票是六车厢106号,上车后和原103号票主掉换了座位。列车开出后,我听到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因此我并没有在意。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因为说的是地方话,所以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站起来后,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列车运行一个小时左右,该男子又站起,做出要跳窗的姿态(注:该车为非空调车),一边大声喊叫。这时我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从该男子旁边两位男子了解到,他们是贵州遵义仁怀人。该男子两天前(指从9月24日推前)到广州后,晚上突然跑上高速公路,无法看管,于是他们按照他家人的要求,决定把他送回家。他姓曹,谈话的时候,曹先生只是旁若无人地坐着,并没有异常反应。 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先生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乘警过来后,大体查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通知了列车长。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也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听到列车长决定要把曹先生绑起来。他们马上拿来了那种六厘米左右宽的那种封箱胶布,把曹绑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尽管反对了,但是很微弱的。只是说: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亏欠的开始,我没有从开始就去和他们据理力争。面对这样的情况,列车长他们至少应该有一个观察判断,然后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简单的捆绑。…

上帝的诅咒?所谓的报应?这一次,他有罪!

  体坛网记者江寒报道 12月5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地方法院宣布,以绑架等罪名判处辛普森33年徒刑,61岁的前橄榄球巨星将在监狱服刑至少9年后才能获得假释。2006年,辛普森出版自传《如果我做了(IF I DID IT)》,2008年,他也许可以请人出版自传续集《I DID IT》。 辛普森被判33年重刑。   辛普森被控于去年9月13日在拉斯维加斯一家旅馆绑架和抢劫两名体育纪念品销售者。据报道,当时辛普森与其他5名朋友,试图抢夺据称原本属于辛普森本人的照片、徽章和橄榄球等物品。他们中的两人携带武器,其中一人说是辛普森让他带上枪。根据克拉克县地区法院的判决,辛普森因绑架罪获刑15年,因持有致命武器罪获刑6年,因袭击伤害罪获刑12年。…

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

来源: 《清史论丛》2005年号 摘要: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大量的资料展现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记载了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   200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一书。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是研究清代中西关系、西学东渐、清廷宗教政策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自明清档案由皇室密藏公诸于世起,学术界便把它与殷墟甲骨和敦煌藏经并誉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文献发现。明清档案的价值,随着利用工作的不断扩展,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文献1千多万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   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他们的东来是在欧洲早期殖民国家极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而中国的强大实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因此,他们又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在华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关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工作,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就已开始。1930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文献丛编》,其中第15辑、16辑为《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1932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1933年至1948年,又先后出版了《清代外交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陆续出版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书中,都包括有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为研究者利用这些档案提供了方便。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是第一次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以专题形式编辑出版的大型档案史料汇编,凝聚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中心的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共1230件。其中多数的档案史料是首次公布。档案形成的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档案的文种有:皇帝的亲笔朱谕和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官员的奏折和题本、官衙之间的咨呈文书、官衙内部存抄备查的薄册、传教士进献的礼品清单、传教士的奏折和甘结等。全书共4册,分上下两编。上编3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主要内容为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情况。下编1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活动档案》,全部档案来源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主要内容为雍正、乾隆时期西方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

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

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 摘录自:《基督徒的最后试探》,康来昌著,雅歌出版 #160; 为方便计,本文所说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等层面,和流行的「文化使命」也在其中。因此,这里「社会」与「教会」相对,而相当圣经中的「世界」。 #160;   今天说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是违反潮流的。长老会、新约教会团体积极参与鼓舞社会活动,固然有目共睹,保守教会使劲维护保守政治势力,更是参政不后人。参与参与,关怀关怀,这类字眼时髦响亮。说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是犯大忌、冒大讳,自居过街老鼠找挨打。 #160;   不过,冒犯是一回事,对错是另一回事。我承认功力学识平庸,也不敢自命「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只是同意王明道等老一辈的看法,就是「基督徒(教会)对社会只有传福音的责任」。至于改良更正社会,除非能见证主,否则价值不大,更不用说建立「桃花源」、「美丽新世界」、「地上天国」。 #160;…

何怀宏:文化中国前瞻:“三十年”与“三千年”的交汇

文化中国前瞻:“三十年”与“三千年”的交汇 何怀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或者说“硬实力”方面)。而未来三十年,乃至更长远中国的路将怎样走(尤其在精神文化或者说“软实力”方面)?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不能不关注的。由于文化必须在既有的条件下传承和创造,未来也是过去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还是不能不糅合对过去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分析来展开我们的前瞻。   在我看来,当前参与塑造中国现实乃至未来的主要有三种主要力量或者说 “传统”,是它们构成了一些基本的限制条件同时又提供着正反两方面的文化思想资源。“三种传统”的概念,我在2000年4月写给北大新青年网站开办的“寄语”中就提出了,这主要是一个描述和分析的范畴,而“通”则是甘阳的发明,“通三统”的主张是甘阳2005年5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来的。而我对当前是否能“通”他所说的“三统”是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我以为在讲“通”之前,需要首先仔细地分辨三者,需要先认清它们,注意其间的分别性和断裂性。   我理解的“三种传统”如下:一是三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它主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层面起作用;二是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它主要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层面起作用;三是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它自然主要是在经济和物质领域起作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道:这最后一种文化往往被人们作为一种“商业文化”轻视乃至鄙视,但是我们却不可低估它的巨大力量和带来的骄人的经济成就。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又的确主要是经济的。三十年就取得如此的成就,一方面说明,如果方向正确,人们中间能够产生多大的潜力。中国在一百多年里磕磕碰碰,终于这三十年里抓住了世界提供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成就是有限的,甚至是有些片面和失衡的,而这种失衡不仅将使我们的目标失去重心,最终也将拖累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相对于迅速发展的经济来说,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对滞后和失落,或者说,相对于“硬实力”来说,我们的“软实力”相对来说缺乏对内足够的凝集力和对外充分的吸引力。   那么,如何发展这种“软实力”?除了需要继续遵循普遍的底线规则和确立适当的公民政治社会的理论和习惯,可能最重要的是发展一种核心的精神文化。而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传承的文明古国,今天的中国应当不必“尽弃家藏”、另起炉灶,而是优先考虑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吸取灵感和精神力量,这不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传承,而且,在近百年的激烈否定传统之后,又在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之后,我们首先有必要恢复对历史的记忆并将其发扬光大。   也就是说,在文化传承和创造的意义上,我们应当优先考虑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