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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而迅速蹿红，名扬海内外。 她的讲座得到大众热烈欢迎，书也极度走俏、畅销。显然，她在市场上赢了，因为市场以受众与发行图书的数量为硬道理。但数量是否能说明一切，说明这样的学识是有真学术含量，以及这是求真的学术吗？还是玩弄经典，娱乐大众甚至是“愚乐大众”呢？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吗？有人称她是“不学而术”，缺乏对经典的扎实研究与正确解读的基础。 　 于丹是当代批量化文化生产机制的产物。就像这个机制曾经创造了超女、郭德刚、张艺谋、易中天、王朔一样，它也创造了于丹这个可以供大众消费的文化符号。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称她为：“学术超女”，称她所讲的是“心灵鸡汤版《论语》”。 从于丹现象我们看到了当今民众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是真实存在的需求。关键在于，于丹对经典的解读、受众对于丹的“追星”、对文化生产机制的热衷，对于经典的“求真”与普及是祸还是福？如果所认可并推崇的不是经典，而是伪经典，这势必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越推广负面影响就越大，离经典就越远。 在今日教会讲台上，也需要将圣经这一经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讲，但不可以庸俗化地传讲，大甩卖地“推销”。圣经是“廉价的真理”吗？是大打折扣的真道吗？我们能否采取于丹的方式——品茶冥想而不做研读预备——去传讲普及神的话呢？若像于丹这样解释经典，论语就不是孔子写的，而是于丹写的了；圣经就不是上帝所默示的，而是释经者默想得出的了。 记者就于丹现象采访李泽厚时，李老说于丹所做的是类似布道的工作，她像一个布道者，具有布道者一样的功能：稳定社会、慰安人际、安贫乐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丹是“传道人”。但当记者问李老是否想过作一个“布道者”时，他就急于要表明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兴趣做这样的“布道者”。他还说，如果他的学术研究书籍一下子畅销250万册，那就彻底失败了。这话颇耐人寻味。 释经者需要有“求真”的动机，而不是“求利”的动机。今日有人释经或听讲也是以求利为动机的。他们要讲的和要听的，是经典当中他认为有用的，这实是对经典的一厢情愿的使用，甚至不惜牺牲经典的本意，而成全他们自己的意思，名义上却又说是在讲经论典。从释经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在使用释入法（我注六经）；而对经典的解释，惟有以释出法（六经注我）为进路，才能求得真理。如果教会中的布道者像于丹那样把经典放在一边，不去研究，不作治学求真的工夫，只是气定神闲地冥想，想受众需要什么，我就讲什么，惟独不去想圣经本身讲什么，这样的心得与“亮光”会与圣经真理谬之千里。 释经者的思维要首先接受圣经“纯正话语规模”的规范，否则会产生很多的异端、极端思想，对教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故此，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11月21日至22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主办单位）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办单位）于北京昌平联合举办关于家庭教会的专题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这是首次由中国官方举办关于家庭教会的研讨会。近几年，家庭教会在中国主流社会中的急剧发展，不仅造成社会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最近也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由于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官方的职能部门（例如宗教局，公安部，新华社）已经开始着手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官方以及民间的研究机构也出现了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潮。本次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 继上文转载了一些关于此次研讨会【1】的概况后，许多弟兄姊妹很关心这次会议对家庭教会前路的影响。确实，这次听证会其实并没有太多对家庭教会公开化在法律法规上的突破有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听证会对家庭教会在公共领域上的影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家庭教会对公共领域影响的增长趋势，从它们目前的规模和增长就可以看出【2】，特别是新型城市教会的兴起。所以即使此次听证会无太多实质上的进展内容，但举办此次听证会对公共领域，尤其是基督教内领域的影响，的确不可小看（估计官方也不会忽略这部分的影响）。当然，这次会议只是公开化的一个小小起点，我们应该更加审慎地估计家庭教会公开化的步速，不能过分乐观；但在另一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小小起点也是通过了不少酝酿，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4月号发表于建嵘教授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一文，到10月8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再到此次听证会，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大有走上正轨的趋势。若我们对此时代趋势漠不关心，不作警醒，恐怕浪潮到临，便随流失去（希2：1）。据此，本文浅谈一下我们在公开化中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的回应态度。 首先，我们应该提防的是世俗化的力量和现代思潮。曾有一个弟兄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要拆毁一个教会，不是压迫它的发展，而是要给它钱，使它富有。这从某个角度反映出，安定和富足已经成为时代贫血的价值观。若公开化能实现，教会在这点上必定面临那恶者的攻击。教会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早期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的世俗化程度就是浅浅一例，恐怕各位弟兄姊妹不是期盼做这个时代的沙漠教父吧。还有现代各种学术思潮的挑战，如近年火热的新儒学，历史上不断为害教会的自由神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我们对它们有充分的认识吗？多年来，福音派着重个人的宗教经历，传福音，教会增长，而忽略神学思想的发展，护教与对文化的批判与重建【4】，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些思潮？我们不能只根据它在理论上、在教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来论断这些学说，而必须根据它的整个系统来批判【5】。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站立得稳，如何在这一代的讲台上发出强有力的回应，如何避免牧养上只是传讲用宗教术语表达的人文主义【3】，如何有效建设本土化神学，成为教会和基督教学术界值得深思慎重的地方。而且，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回应必须主动！不要等到出现属灵破口才来补缺，要时刻借着祷告，手握圣灵的宝剑，穿上属灵的军装，站立得稳。 第二，教会制度和体制的完善是对教会公开化发展的要求。中国家庭教会现今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三自教会。这里不谈三自教会的体制问题，我们单看家庭教会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地下传教、团队式家庭教会、新兴地方教会为主要标志的三个发展阶段【2】，而近年来，由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型城市教会成为家庭教会发展的领衔标兵。我们在此分析新型城市教会的特点，教会注重神学基础的建设，有成文的教会信约或教义，教会的神学立场明显；在教会体制上，教会有成文的教会章程，形成牧师-长老-同工-会友的体制，而且对教会正式会友，有成文的教会纪律约束，表达教会价值观。我们不难看到，新型城市教会之所以成为现今教会公开化的领衔力量，和它的体制特别是不无关系的。所以，家庭教会公开化对许多习惯小群聚会的家庭教会在体制上的发展是一个挑战，因为体制的完善，有助教会承受上帝更大的赐福。 第三，教会要有承受复兴的预备。公开化给教会带来的正面影响无疑是信仰自由后教会的增长，但这上帝的赐福也要求我们能有承受的能力。就像当年以色列民在人口与属灵上并未做好承受迦南地时，上帝就要在旷野上磨练他们。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国家庭教会应为上个世纪所受的压迫感恩，同时，要在这个时期随时听从上帝的引领，刚强勇敢上去夺取耶利哥城。所以，教会需要在各个方面预备，从牧养到治理，从培训到事工，要有预备承受应许的心智。我在这里特别提出一点，就是教会应在宣教上预备，征服上帝应许的迦南地。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缺少传福音的热情，但对于教会差会的建立，教会植堂，牧养教会，甚至以后到跨文化宣教（少数民族甚至对外差派）的知识上，我们需要多多学习。求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人知道主的道路，万国知道主的救恩！ 上面是对于家庭教会公开化所面临挑战的几点粗浅思考。其实每一点所面临的问题都必须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讨论，而且在实际中面临问题时，要更多仰望主钉痕手的带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唯望主兴起更多有以利亚心智的仆人，发出时代的先知的呼声！ 【1】 今天在圣经学校听孙毅老师分享了一下这个会议，他说更觉得是一个听证会，官方代表听证家庭教会代表和学者分享，无太多研讨内容，所以我后面都把这次“研讨会”写为“听证会”了。…

LukeLam：浅谈对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前瞻 2008年11月21日至22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主办单位）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办单位）于北京昌平联合举办关于 家庭 教会 的专题研讨会，会议主题为“ 基督 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这是首次由中国官方举办关于家庭教会的研讨会。近几年，家庭教会在中国主流社会中的急剧发展，不仅造成社会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最近也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由于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官方的职能部门（例如宗教局，公安部，新华社）已经开始着手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官方以及民间的研究机构也出现了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潮。本次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 继上文转载了一些关于此次研讨会【1】的概况后，许多弟兄姊妹很关心这次会议对家庭教会前路的影响。确实，这次听证会其实并没有太多对家庭教会公开化在法律法规上的突破有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听证会对家庭教会在公共领域上的影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家庭教会对公共领域影响的增长趋势，从它们目前的规模和增长就可以看出【2】，特别是新型城市教会的兴起。所以即使此次听证会无太多实质上的进展内容，但举办此次听证会对公共领域，尤其是基督教内领域的影响，的确不可小看（估计官方也不会忽略这部分的影响）。当然，这次会议只是公开化的一个小小起点，我们应该更加审慎地估计家庭教会公开化的步速，不能过分乐观；但在另一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小小起点也是通过了不少酝酿，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4月号发表于建嵘教授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一文，到10月8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再到此次听证会，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大有走上正轨的趋势。若我们对此时代趋势漠不关心，不作警醒，恐怕浪潮到临，便随流失去（希2：1）。据此，本文浅谈一下我们在公开化中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的回应态度。…

原载麦种杂志第四期 □ 　　 　　在北京，圣诞节越来越热闹，到了平安夜，你可以感受到整个城市的躁动。 　　2004年12月22日晚上，路过人民大学双安商场附近，看到雪地里，浮动着圣诞气息的城市和无数的灵魂，忽然心中有一阵感动，这些躁动的人群将如何度过平安夜？有谁将平安夜的故事告诉他们？于是有一个想法，平安夜到这里发福音单张。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的早祷会上，我祈求神给我预备1000张合适的福音单张。给一个阿姨一打电话，她的书店里刚好剩下1000张制作精美的圣诞节福音单张。大雪天里，快递公司居然把一大箱的单张当天就递到了我们的手里！ 　　平安夜，我和弟弟准时出现在清华园，那一天，从清华大学到北外，我们在雪地里徒步，把精美的单张送给情侣们、中学生、抱小孩子卖黄色光盘的妇女、保安、打工仔、武警战士，每一个人，我们都对他们说一句“圣诞快乐”！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有感到挫败的时候，但是，当最后一张单张送出去时，是很有成就感的。 　　北京这座城市是有无数探头的，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头几天我们为此有许多的祷告。显然这是一次“为耶稣冒险”的行动。 　　这个特殊的平安夜过去已经两年了，至今刻骨铭心的是，在海龙大厦附近面对满街兴奋的圣诞男女时，心中的那一份冲动：“我们该如何把福音传给这一代的人呢？”他们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在今夜找不到教堂，今夜这个国家的传媒大部分不讲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

编者按：这是 2008年11月14日秦晖在“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西化的人比儒家还怕法家，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法家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反对自由主义，它是以“惟齐非齐”为逻辑起点，即从不平等走向平等；自由主义相反，他们表面上大讲平等，但是由于社会系统的正反馈效应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巨大不平等，实际上是从平等走向不平等。至于秦晖认为的法家革了周礼的命并将二者对立起来，这是他常常会有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法家是周礼的深化（参阅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208~209页）。 谢谢，原来我讲过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是晚清以来西儒关系之演变，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我只讲前一部分。我觉得现在我们讲传统也好，现代化也好，本身是一种话语，而这个话语是表达某种意思的。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讲，这里有所谓“能指”与“所指”的距离。这个话语能表达什么意思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人讲过一句话说西方所有人都声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儒家也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历史上讲儒家的人形形色色，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也要比儒与非儒更大。因此，我觉得索绪尔提出的两个原则很重要的。他说这个话语本身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也就是所谓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遵循“任意原则”，但是这样的话，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索绪尔认为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不同话语的“能指”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话语的意义主要是根据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原则”（有的人叫做对立原则）来确定的。简单地说，任何一种学说，思想，它都是由一堆 Goodwords，即好词来构成的，任何一种学说都说我要的是仁义道德，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说我主张杀人放火、欺男霸女、尔虞我诈。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你仅仅看这个Goodwords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看这个Goodwords是针对谁的？它的差异对象，对立的对象，用我的话来讲，就是每一个人讲一堆好词都是有一个假想敌，你到底针对谁来这么说。比如说，很多人都讲仁义道德，那这个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取决于你所指的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那些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对于包括自由主义在内，恐怕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知道，罗斯福新政讲的自由主义和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主义在差异原则上就有一定的不同。在美国，往往自由主义这个含义是针对自由放任的，跟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恐怕就有一定的差异原则上的区别。 那么，如果要讲儒学的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如果从差异原则来考察，其实它主要就是这两个传统：一个就是反法之儒的传统。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儒法斗争持续了两千年，已经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了。他讲的儒法实际上就是周制和秦制的冲突，或者说贵族制和官僚制的冲突、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冲突，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和大一统的集权化官僚帝国的冲突。毛泽东由于对儒家的仇恨特别深，因此把儒家的作用夸大了，实际上在董仲舒以后，所谓的儒法斗争就进入了潜意识。实际上在表层话语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冲突，正常的情况下。所谓“周制”和“秦制”的矛盾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就没有消灭，而且在一些历史关节点，它还不断的冒出来。比如明末清初就大冒过一次，我们知道顾、王、黄基本上都是用周制来反对秦制的。其他的一些历史关节点也都有过，所以中国一些专制帝王往往对反法之儒是很仇恨的，大家知道朱元璋上台以后就查禁过《孟子》，说孟子如果活到今天也应该灭九族了！等等。中国在和西学接触以后，最先和西学产生共鸣的就是这种东西。后来西学和儒学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中国人大规模从日本学习以后就变得很坏了。变成“学西学的人都反儒，弘扬儒学的人面对的头号敌人就是西学”这样一种局面。西儒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坏，这个转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这里我首先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晚清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西方？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我们好像自认为是很清楚的，可是最近我们中国人好像变得越来越不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原来一直说晚清中国人学西方有三个阶段：鸦片战争，我们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就学器物；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我们有了船坚炮利但还是打败了，于是我们说制度不行，然后就学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辛亥；然后建立了共和，觉得中国还是不行，又说这是国民性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然后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认识的前提就是：中国不仅在器物方面，它在制度、文化，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很不行的。 但是最近二十年——其实首先是从西方——传来一种“唱盛中国”的风气，这个风气当然也是西学东渐的。它倒不是说唱盛现在的中国，而是唱盛自古以来的中国。比如现在很多人讲中国经济似乎从来没有落后过，有人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比现在的美国都厉害。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全世界36%，现在美国 GDP占全世界只不过25%，那时候的中国比今天的美国都厉害。既然这么厉害，怎么后来又不行了呢？那些人说，是由于鸦片输入，就不行了，可是这个鸦片输入到底怎么使中国不行了呢？据说这是使中国贸易顺差变成逆差了，因为西方工业品是没有竞争力的，他们用鸦片支付逆差就把中国搞垮了。可是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荒唐，因为你用鸦片支付逆差，当然你可以说这对中国的危害很大，可是这就能使得西方的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这不过是支付手段的不同而已。而且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如果把鸦片贸易除外，在一般的贸易上，其实中国照样是大量顺差，而且这个顺差有增无减，甚至鸦片引起的顺差中国人也很快把它化解掉了——就是进口替代。中国禁烟失败了，但我们可以自产鸦片，很快到了甲午的时候就把鸦片挤出了市场，进入20世纪还成了鸦片的出口国了。这个“进口替代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甲午以前，中国即使把鸦片贸易包括在内，也恢复了顺差。这样看起来，好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没有衰落，直到甲午以后，由于中国开始工业化起步，投资品大量的输入中国，西方工业品才真正具有了所谓的竞争力。中国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逆差，这时候的确是西方的工业品大量进来，中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急剧的逆差开始出现了。可是，正好是在甲午之后中国有了正式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个数据在甲午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不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按照我们原来的观点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原来我们是一穷二白，增长率稍微高一点也仍然是一穷二白，改变不了你的落后面貌。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迈克逊的话：我们原来是天下第一，后来的增长率又比他们还高，那我们不就永远是天下第一了吗？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好像就是抗日战争以后落后十几年，以前经济上从来都是天下第一的！这个观点大家能相信吗？ 政治就不用说了。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专制。说皇帝是父爱型的管理，是非常慈悲的；说中国的科举制就是文官制；还有说中国的国家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从来都是自由的。这些话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看你跟谁比较而已，跟1949以后的体制比较的话，这些话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做跨文化比较，就是比其他国家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假如中国在经济上从来是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从来又是亲如一家、和谐政治，从来没有专制。在道德上从来就没有问题，据说是世界第一（“西方重物质，中国重道德”）。假定这些说法成立，中国在晚清时代为什么要学西方呢？那岂不是大傻帽了？你政治经济文化上样样都比人强，可是忽然间莫名其妙的觉得你的“道统”不行了——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于是最近干脆有人说近代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本来我们样样都比西方强，只是有一点不如人：打架不如人。我们给西方打败了，于是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学谁，于是据说中国人就中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去学那些“西方蛮族”。…

《背景与分析第171期 》 2008-11-25 16:37:49 史雪莲 2008 年 11 月…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731篇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名篇》读后感 日前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书，《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名篇》，是由王建华选辑，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于2000，9月出版。 选辑者从1789年第1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到1993年第42任总统克林顿中选出25位总统的就职演说，有的仅仅节译其中一部分。但是我们从这些总统的演说中，仍可以看到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在下面我们节录一些，与读者分享。 1，华盛顿于1789，4，30日的演说：“在此宣誓就职之际，如不热忱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就极其失当。因为上帝统治着宇宙，主宰着各国政府，他的神助能弥补人类的任何不足。愿上帝赐福保佑一个为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组成的政府，保佑他为这些基本目的而作出奉献，保佑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在我负责之下都能成功地发挥作用。……没有人能比美国人更坚定不移地承认和崇拜掌管人间事务的上帝。” 2，林肯1865，3，4日的演说：“全能的上帝有他自己的意旨。‘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太18：7）如果我们设想美国的奴隶制是按照天意必然来到的罪恶之一，并且在上帝规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而现在上帝要予以铲除……相信上帝永存的人总是把天意归于上帝的。我们深情地期望，虔诚地祷告，这场巨大的战争能够很快地过去，……” 3，罗斯福1933，3，4日的演说：“我和你们都要以这种精神，来面对我们共同的困难。感谢上帝，这些困难只是物质方面的。……在此举国奉献之际，我们谦卑地请求上帝赐福。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愿上帝在未来的日子里指引我。” 4，乔治·布什1989，1，20的演说：“我作为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进行祈祷——请大家低下头：‘天父，我们垂首感谢您的恩爱。您赐给我们和平，使我们得有今天，您赐给我们共同的信念，使和平得以持久。请您使我们坚强起来以完成您的工作，使我们甘愿聆听和遵从您的旨意，并在我们心中写下这样的话：‘运用权力帮助人民’。因为我们被授予权力，不是为了实现个人意图，不是为了炫耀于世，也不是为了追逐名声。权力只有一个正当用途，那就是为人民办事。主啊，帮助我们铭记这一点吧。阿们。”…

六，读经心得（默想和心声） 第732篇 警戒为富不仁者 新约圣经雅各书5：1－6节说：“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我们读了以上这段经文，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对为富不仁者的警戒。雅各对恶人义正词严的斥责体现了上帝的仆人是公义的，有大无畏的精神，对罪恶的事绝不容忍。雅各还指明，工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上帝的耳中。上帝必报应那些亏欠工人工钱、杀害义人的人。 当今社会也有一批为富不仁者，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呢？我们举两个已经揭露和判刑的案件来看,实在是触目惊心。 1，中石化原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贪污受贿1.9573亿元案：陈同海1948年出生，是曾任天津市书记陈伟达之子。陈同海东北石油学院毕业。陈同海曾任宁波市长，国家计委副主任。1998年到中石化任副总经理，2004年任总经理，董事长。他每月吃喝玩乐120万元，每天4万元。中石化是国内最大国有企业，是2006年全球500强的第23位。陈同海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当领导警告他不要挥霍时，他认为中石化每年上缴利润几百亿，他每天花费4万元不算多。这个贪污腐化受贿并且浪费老百姓血汗钱的人，于2009，7，15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与陈同海结成腐败同伙关系的有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还有他们俩的共同情妇李薇。通过陈同海和杜世成的关系，李薇拿下总投资32.8亿的项目，低价拿地交易一项，可望收入20亿元以上。2008，2，5日杜世成被判无期徒刑，2008年因胰腺癌不治身亡。李薇也已移送司法机关受审。 2，上海首富周正毅诈骗行贿案：周正毅与妻子毛玉萍攀附权贵、官商勾结、贿赂官员，取得大量贷款，达数十亿之巨。成立空壳公司，用现金炒股，炒期货，操纵股市，获取暴利；低价中标工程，转手牟利。在2003年由于强制拆迁，不给拆迁户应有补偿而败露欺诈行骗的罪恶。2003，5，26日判刑3年，2006，5月释放。2006年陈良宇落马后，2007，1月周正毅被再次批捕，11，30日判刑16年，罚金335万元。2008，1，21日二审维持原判。其妻子毛玉萍2006，1，16日在香港因串谋造市和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判刑3.5年。周正毅还是被香港通缉的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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