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早年一篇论文所揭示的“社会不稳定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 通常，一个社会由三类群体组成——中产阶级、上层和底层。其中，中产阶级最不愿意有社会动乱。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于是，心态的包容性取代财产稳定性成为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当民众的心态日益偏激时，社会动乱特别容易被触发。 我们深知，在目前的舆论条件下，对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避讨论这类敏感议题。可是对群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这种回避态度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针对辽宁西丰县进京拘捕记者事件，许多作者已经发表了许多见解。这些见解衬托着一个更根本的见解——自由舆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自由的舆论当然要包含各种我们不喜欢的舆论，难道我们可能只允许我们喜欢的舆论“自由”吗？ 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例如那位县委书记，在一个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必须学会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价值观单一的社会网络。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一位普通记者的报道，无论如何应算是“温和的批判手段”。那些下令拘捕“温和”的干部，其实是在欢迎“骚乱”和“革命”，他们的头脑恰好是他们长期愚民政策的产物。 所以，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原作汪丁丁） http://blog.gmw.cn/u/31171/archives/2008/36188.html
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教育部一个宣传理论班子，在《求是》杂志发表了《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该文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说“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说“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因而应该接着搞意识形态阶级斗争。 很清楚，教育部的意见是让北京退出联合国，让台湾当局恢复联合国席位和中国代表权。证据很简单：“普世价值”的人权、法制、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等，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内容，是联合国各个部门运作的原则、即为普天下的全人类服务的宗旨，而该原则宗旨是某国签字承认并要付诸实施才成成为成员国的。既然教育部文章说自己所在国家政府不赞同联合国宪章，那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北京应该退出联合国、把席位让给承认那个联合国原则宗旨的台湾当局。 按照教育部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执政地位，把执政权让给国民党。证据也很简单：中国宪法规定，执政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即为普世价值服务的。既然您说您的党不赞同那个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普世价值、而是执意为某个阶级服务的，那就违犯宪法、至少那执政是不合法的。因此，按照教育部文章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是为某个阶级服务而不是依法为全体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退出执政地位，让权让位于承认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普世价值的国民党。 明摆着，那些反对普世价值的宣传官员说普世价值“自相矛盾”，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自打耳光的。为此，教育部文章狡辩说：“我们并不否认普世价值，但价值总是具体的、社会的。”嘿嘿，怎么个“具体”法呢？让我们看看事实：一方面，那些宣传官员搞“反西化”和批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却用手中权力享尽西方东西、资本主义和普世价值。 例子：他们说，“超女”节目是模仿西方的“低俗”节目，并用手中行政权予以封杀。可同时，他们自己却搞裸体裸得不能再裸的“三点式”车模房模表演、他们自己还当董事或董事长。赫赫，“超女”是包括中国观众在内的全球观众都喜爱的大众节目，且至少不搞“三点式”。可那些“反西”和“反普世价值”的宣传官员们却是几乎全裸的表演的董事和观众，哈哈哈！究竟谁“低俗”？宣传官员的那个“反西”“反普世价值”，若不是口是心非和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例子：那些官员“反西”“反资本主义”口号叫得比谁都响亮。可是，正是他们当中的有权者，利用工作之便大捞钱，然后，把子女和老婆送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购置房地产，再然后，一有动静，他们就溜到西方资本主义享受“普世价值”去了。且不说全部吧，仅美国的南加州、纽约长岛、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不少就是那些官员或其亲友购置的；在美国，这早已是公开的事情，甚至不少房地产销售商就把业务目标定在中国的官员。嘿嘿，靠那些官员的工资收入，哪来那么多钱能在价格最高之地购置成套数套的房地产呢？他们已经成为全球闻名的“裸官”，哈！您说说，宣传官员们搞的那个“反西”“反普世价值”做法，若不是口是心非和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例子：就教育部本身来说，一些官员一边发文反资本主义，一边搞“教育产业化”赚钱赚海了。为所谓“孔子学院”项目，国家年度拨款上亿，嘿嘿，结果呢，教育系统官员搞了股份公司、享受起期权股权了，几亿人民币的多数跑到了官员们的私人口袋。那些官员甚至公开扬言：没钱就别上北大清华。嘿嘿，您说说，那些教育宣传官员们搞的“反资本主义”和“反普世价值”做法，若不是典型的口是心非和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不必多说了，那些宣传官员之所以大批特批“普世价值”，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价值”的利益。说白了，改革开放给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经济、科研、教育、艺术、媒体、政治和社会活动等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社会越来越走向平等自由、民主法制和公正正义。这个发展妨碍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于是，他们就搞个批判“普世价值”的宣传活动，鼓吹继续搞文革式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维护他们的“特权价值”，是只许他们为所欲为和逍遥法外地享受资本主义，而不许广大民众享受宪法保障的公民权益、更不许民众社会依法办事对他们实行监督。 一句话：越是高喊“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普世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官员，就越是涉嫌贪污腐化的、八九不离十。不信？就请那些官员们公开财产及其来龙去脉，您看看就知道了：在他们面前，北京官员刘某的事情不过是小菜一碟。…
《世界宗教研究》 2007年第1期 网络全文首发： 圣山网 对于《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皋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高师宁著，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这本书，作者自己表示这是她“从事宗教礼会学研究近二十年来的一次新探索”(395页)，事实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说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一次探索，更是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圈宗教利社会学界的一个探索。 我认为本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强调信仰与生活。作者显然抓住了基督教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信仰的这个认识，因此这项研究在学理上几次显明我们的研究应当更多切实地关注那些鲜活的信仰现象，将信仰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context)中进行观察和理解，而小仅仅足在空想的层次上，在文本(text)的层次上进行思辩性的建构或解构。 作者几次强调指出，这项研究乃是着眼于基督徒“个体”的，这甚至从“个体信仰的确立”、“个体宗教性之方方面面”、“宗教信仰对十个体的影响”等章节题目就可以看出。小过，需要注意的足，尽管作者描述的足北京一些基督徒的具体个案，但显然她的关注更主要的却是抽象的个体，而小足某个具体的个体。 (二)走出书斋与进入田野。在方法论的问题上，作者强调宗教礼会学的三个研究性质，即自觉地坚持置身于其研究对象之外来看待与解释宗教现象；价值中立；经验性，即任何理论或假设都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反对臆断和直觉。具体到研究方法上，作者提到了宗教社会学的六个主要方法，即跨文化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泫、控制实验法、参与观察法和内容分析法，而她在自己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访谈、参与观察、发放问卷和分析问卷。作者提到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先后四次找了几个基督徒试填，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反复修改一个月之后才最终定稿。经过这些程序后产生出来的这份问卷应该是比较完善的。…
Re:刘同苏:中国官方首次举办家庭教会专题研讨会 登记问题不再是家庭教会的要害。要反对于建嵘等人鼓吹的分步登记论 ，以及其他把家庭教会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化瓦解的用心。 godblesschina(游客) | 个人主页 | 引用 |…
我所认识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剖析三自 作者不详 在没有讲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包括所属基督教堂点，下同）的情况之前，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1.所谓“统一战线”是一些不同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直至民族、国家，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组成的政治联盟，简单地说，统一战线就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 2.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今天，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法宝。 3.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为促进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服务。” 4.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 5.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爱国宗教信徒和宗教界人士的统一战线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列主义的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者的统一战线是政治上的联盟，在社会主义时期，这种政治联盟的基础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一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开展工作。…
六，读经心得（默想和心声） 第732篇 警戒为富不仁者 新约圣经雅各书5：1－6节说：“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我们读了以上这段经文，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对为富不仁者的警戒。雅各对恶人义正词严的斥责体现了上帝的仆人是公义的，有大无畏的精神，对罪恶的事绝不容忍。雅各还指明，工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上帝的耳中。上帝必报应那些亏欠工人工钱、杀害义人的人。 当今社会也有一批为富不仁者，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呢？我们举两个已经揭露和判刑的案件来看,实在是触目惊心。 1，中石化原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贪污受贿1.9573亿元案：陈同海1948年出生，是曾任天津市书记陈伟达之子。陈同海东北石油学院毕业。陈同海曾任宁波市长，国家计委副主任。1998年到中石化任副总经理，2004年任总经理，董事长。他每月吃喝玩乐120万元，每天4万元。中石化是国内最大国有企业，是2006年全球500强的第23位。陈同海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当领导警告他不要挥霍时，他认为中石化每年上缴利润几百亿，他每天花费4万元不算多。这个贪污腐化受贿并且浪费老百姓血汗钱的人，于2009，7，15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与陈同海结成腐败同伙关系的有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还有他们俩的共同情妇李薇。通过陈同海和杜世成的关系，李薇拿下总投资32.8亿的项目，低价拿地交易一项，可望收入20亿元以上。2008，2，5日杜世成被判无期徒刑，2008年因胰腺癌不治身亡。李薇也已移送司法机关受审。 2，上海首富周正毅诈骗行贿案：周正毅与妻子毛玉萍攀附权贵、官商勾结、贿赂官员，取得大量贷款，达数十亿之巨。成立空壳公司，用现金炒股，炒期货，操纵股市，获取暴利；低价中标工程，转手牟利。在2003年由于强制拆迁，不给拆迁户应有补偿而败露欺诈行骗的罪恶。2003，5，26日判刑3年，2006，5月释放。2006年陈良宇落马后，2007，1月周正毅被再次批捕，11，30日判刑16年，罚金335万元。2008，1，21日二审维持原判。其妻子毛玉萍2006，1，16日在香港因串谋造市和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判刑3.5年。周正毅还是被香港通缉的嫌犯。…
dt style=”border-width: 0px 0px 1px; padding: 0px 0px 10px;…
作者：丛日云 发布时间：2010-4-1 10:54:48 刚才张静老师谈到一个问题，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有利的因素。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要考虑到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终极关怀，基督教会本身不是政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信徒的增多会削弱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官方意识形态对他的控制会有所减弱。但我们还得看到另外一个方向的作用，有一些人，因为皈依了基督教，就会疏离政治，对政治的关心会减弱。我们可以看到，前些年有几位很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当时在互联网上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比在座各位的影响都大。他们对时事政治总会发表一些很有份量的言论。这些年都没有他们的声音了，因为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关心更重要的问题去了。（笑声）现实政治问题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次要的。可见，这个影响双向的。基督徒内部在信仰基督教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内部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左中右并存，是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都有的。它是分化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但在今天的中国，信奉基督教不意味着认同民主价值。 第二，中国的基督教会不存在独立的、统一的组织和密切的国际联系，从而使他的政治影响大为降低。从世界范围的经验观察，基督教要发挥政治作用，国际联系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基督教是基本上被切断了国际联系的。在国内，官方教会独立性有限，其领袖在信众中的威信也有限。家庭教会处于半地下的状态，非法的或半合法的状态。这样，使家庭教会出现地方化的发展。因为不合法，所以只能地方化发展，一种组织上破碎的状态。这样就导致它不可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非常非常的分散，相互没有交流和来往，不会产生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精英。这会对它将来参与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基督教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最基本的方面，存在着官方基督教和家庭教会的分裂和对立，而家庭教会又呈地方化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知道，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像波兰、南非、菲律宾、韩国、拉丁美洲那些教会领袖，他们起了多大作用？他是公认的宗教领袖，精神权威，社会道德力量的代表，教徒们都熟悉和认同他，他长期树立起来了威信。一些红衣大主教在民主化运动中支持民主，推动人权事业，有的在政府与在野势力间成为桥梁，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很难产生这样的人物。国际联系方面也是这样，像拉丁美洲的民主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以前是支持威权政治的，就是因为60年代梵蒂冈那个大公会议，相当于中国的三中全会，开始转向支持民主化、推动人权，所以促使拉美的教会也站到了民主一边，然后才有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民主化。 由于中国基督教的特殊情况，其政治影响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与其庞大的人数不相称。有人会问，那政府为什么会恐惧它，非常担忧呢？不是因为他真正有威胁，而是政府思维的一个习惯，对凡是与其疏离的不受其控制的有组织的力量，都有恐惧感。出于这种恐惧感，就会自找麻烦。反倒是政府过度的“关注”，会促使教会加速政治化，更多地关注和卷入政治。 总之，从长远来说，基督教的发展肯定是有助于民主的。但是它不一定在近期内有明显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在中国，宗教自由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社会的宗教自由的状况离不开整个社会，尤其是掌权者对宗教自由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对宗教自由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相对世俗的国家，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有很大的复兴，但是囿于对宗教自由的有限认识，也遭遇到很大的瓶颈。宗教自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对国人有多重要？宗教自由的不足，有什么后果？尤其在遭遇空前的精神危机、道德亏空、信仰匮乏的今天，探寻这些的答案变得尤为紧迫。 要理解宗教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宣言》第十八条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这就告诉我们，宗教自由并不仅仅是关于教义、教会、教派的自由，而首先是与人的思想、信仰有关的自由。宗教事关信仰与良知。自由是信仰与良知的前提，因为后两者是不能被强加的。宗教的自由，植根于人的信仰、良知与灵魂之中。在根本上，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宗教自由的背后是信仰的自由与良知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亦称“良心的自由”）。更简单地说，宗教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这就是说，宗教自由也要求一个人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权力。所以，宗教自由也意味着人的心灵不应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 自由与宪政的观念源自宗教 进而言之，自由的观念本身就来自宗教，来自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人与动物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是具有超验背景的存在。否定人与超验的关系，等于把人视作动物。而且，自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超验价值。没有依托具体宗教的超验信仰，就不能证明人人应该享有自由。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足以证成自由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科学的手段最多也就可以帮助人们调查自由的状况。尽管许多科学家都认同自由，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宣称，根据他的科学研究，人应该是自由的。相反的例子倒是俯拾皆是。可见，自由观念的源头是宗教。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
范亚峰 一、茫茫人海中被神拣选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1：79） 我出生在 1969 年，但 1959 年前后三年的人为饥荒造成了我的爷爷、奶奶、大爷家的大婶以及他们四个孩子，一家共七口人都死于饥荒。这样一场由于谎言而导致的人祸，对我幼年的心灵构成很大的震撼，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忘怀，这也正是我个人痛恨谎言和崇尚诚实的一个基础。在我十五岁之前，我非常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在读小学时，我是学雷锋小组的组长，是少先队的副大队长。从十五岁开始，我从怀疑走向更深刻的怀疑，其中最根本动 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