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程春明被谋杀之后，相关的评论已有很多，但多有可商榷之处。最大的误会恐怕是将其视为“弑师”。即使在三联周刊最近的权威评述中，其题目也用了“弑师”二字。我认为该案与弑师毫无关系。还有就是很多评论渲染程春明的“法国”作派。我认为此案也与法国式的“浪漫”无关。与其说是“浪漫”，还不说是中国式的“风流”。也有人说 法大 怎么会培养出知法犯法的人。更有人将此案与法大声誉联系起来。无论是法大人的担忧还是外人借此对法大的批评，都是偏离了该案的主题。听说公安局的结论是“情杀”。果真如此，则我认为公安局的结论更加接近事实。 这是一场“情杀”， 只不过事主全是法大的师生，但与“弑师”无关；这是一场“情杀”，只不过被害人曾经旅居法国，但与法国式的“浪漫”无关；这是一场“情杀”，只是被害人“无罪”，尽管“风流”，却被人追偿了“风流债”。 这是一场“情杀”，是两个男人之间围绕“爱”的含义而为一个女人展开的竞争，以谋杀告终。 10月28日晚上，我到家的时候，听妻子说程春明出了意外，我问是不是车祸？她说不是，于是我想，大概是阿春被几个男生打了吧。妻子说不会吧。我说打 电话 的人怎么说，妻子说有…

信仰自由作为宪法所保护民众权利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人人应当得的。但四九年后至如今还没有完全得到。截至目前为止，我不是任何教徒，但我尊重别人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看过我博客的人，应该看到过我以前曾写过和尚写检讨，如何种跃进南瓜，如何放卫星，如何批判右派，宗教完全成为政权的儡傀。其实哪只是佛教界，事实上天主教也曾大张旗鼓地搞向党交心运动。宗教向世俗政权交心，向党交心，会交出一个怎样的宗教信仰，因为我没有信仰，不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但我可以感觉得出其间的屈辱。 我一直在研究告密，我认为交心，其实就是自我告密。把一个人所谓血淋淋地呈现出来，把自己剥光，裸体交给党，同时把心剜出来交给他们，让他们看看你到底是红是黑。交心就像梁山的投名状，逼你杀人或者你必须杀人才能取信于人。当然你杀了人，要想清白，重新做人，几乎就没有机会了。同样的，你向党交心，交了你或有或无的丑恶的一面，官方就抓住你的把柄，随时进行人身和思想绑架，随时念着紧箍咒，让你求生不能，欲死不得。也就是说，交心、互相揭发，就是把人性恶的一部分放大，让自我谩骂、自我丑化，成为一种常态，同时也让互相丑诋成一种管制策略。在这样没有尊严的情形下，你还谈何什么信仰自由？恐怕你就是不信仰什么的自由都没有，因为你只有选择信仰共产主义。其实官方需要你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共产主义者。 宗教界的人向党交心，这本身就是件滑稽的事，但大家都觉得再正常不过，就像现在的宗教界人士，还学习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文件，开那些文山会海，搞得乌烟瘴气，像释永信这样把少林寺搞成“棍棒企业”的“政治和尚”加“商业和尚”的双料组合，在当今的宗教界可谓夥矣。 纵观中国历史，历来的宗教界人士，没有哪个朝代比现在宗教界的一些人更污烂，花和尚，处级道姑，厅级神学院，与其说这些人有信仰，不如说这些人连做人的基本底线都没有，有奶便是娘。 我们国家似乎有不少信教的人，但不少所谓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还无耻，这也是整个社会对有些宗教人士根本没有丝毫尊敬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与其去信仰什么，还不如不去信仰什么。可以说，宗教不像宗教，与几十年来官方对宗教的改造与破坏有深刻的关联。 《向党交心》这篇文章是《广场》杂志（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编） 1958 年 10…

说起政教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中的教导，“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在这一段中，保罗其实举例了神心意中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作为学识渊博并对当时社会政治有深刻了解的保罗，显然不可能不知道在人类历史中，许多政权包括当时的政权，很大程度都没有行使出上帝所赋予权柄的正当功用，即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当权者自身的罪性和权柄能给人带来的利益诱惑，许多政权却是做出相反的行为。那么对于这种不公义的政权，基督徒要不要顺服呢？ 对此，保罗在这一章节中并没有作正面的阐述，但在另一处却对此作了侧面的问答。在《腓利门书》中记载他打发成为基督徒的阿尼西母回到同是基督徒的主人腓利门那里去，他要求腓利门当把主内的阿尼西母看作弟兄。经文中除了记载保罗教导腓利门当如何在主内处理与阿尼西母之间的关系外，对于当时社会的奴隶制保罗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更没有直接倡导奴隶解放运动。显然他不是不知道奴隶制度的不合理和罪恶的一面。另外，他在哥林多前书 7 章 20 节中教导，“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显然这里的身分指的是外部社会制度赋予人的地位。在下面的几节经文中他谈到成为基督徒的奴隶，虽然在外表上依然是原来的身分，但在主里却拥有心灵和人格上的自由，“因为作奴仆蒙召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显然这里的释放并不是指外部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因为在此段结尾他再次强调说，“你们各人在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分。” 从圣经记载使徒以及耶稣本人处理与当时黑暗社会的关系，显然都没有倡导与不公义政权的直接对抗，相反却是以顺服、忍耐、怜悯、爱等品性来感化对方，并燃起福音的火炬来照亮和熔化罪恶表象后面人心的黑暗和刚硬。因为当时福音刚刚开始传播，整个社会环境处在没有被真理光照的蒙昧状态，对于这样的恶人和罪人，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神公义审判的前行是十字架上的怜悯和大爱。当然这种顺服也不是绝对无条件的，当地上的政权如果干涉圣徒对上帝的敬拜，以及冒犯上帝在信徒心中设立的圣洁律法时，那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初期教会的殉道者大部分是基于此类情况。但这种“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内向性的，是基督徒作为天国子民在上帝面前的一种身份持守，并没有作外向性的处理，比如发动同样因着权柄压迫而受罪的非信徒对不公义政权的对抗。因为对于没有受福音光照的不公义政权和其被压迫者，这种对抗极有可能发展为革命或暴动，但暴动和革命并不可能解决导致罪恶的根源 —— 人性与生俱来的罪。…

蓦然回首——华北人民政府法律观的文本分析 刘显刚 载于《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 摘要： 华北人民政府系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前夕成立的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过渡政权，本文立足于相关法令文本，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华北当局的法律观，即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论述、对待国民党当局“六法全书”的态度、关于华北政府治下“人民的法律”的表达等。透过文本分析，文章最终将华北当局的法律观归为一种“政策 – 权力工具论”，这一“工具性”立场贯穿于华北当局的整体的主义宣导和政策姿态之中，它一面从列宁主义风格的“政法思维”中汲取极端的实证主义养分，一面也受到当时缠斗正酣的国共战局的影响。 Gone With…

作者： 刘亚洲 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 今天，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 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 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 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很多人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 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 西方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

作者：晓峰 旧约的《以斯帖记》是一本相当奇特的书。整本书记载的是一位弱小的女子以斯帖，如何在重要关头挺身而出，挽救了整个犹大民族不被灭绝。整本书没有一次提到神或耶和华，也没有什麽明显的神学思想或道德教导，以致有很多人困惑，究竟它凭什麽可以列在66卷正典之内？ ??? 故事简述 简单地叙述一下《以斯帖记》的故事∶波斯王亚哈随鲁年间，犹太人散居在广大的国土上。犹大美女以斯帖被徵入宫，被封为王后。她的养父末底改，也在朝廷作一小官。 一次，末底改听到守门的太监密谋杀害国王，通知了以斯帖转告国王，救了国王一命。但国王事後并没有赏赐末底改，反而高升了另一位大臣哈曼。哈曼趾高气昂，要求朝廷上所有大小官员都要向他跪拜。但末底改不肯跪，也不肯拜。 哈曼怒气填胸，决定不仅要除掉末底改，更要灭绝犹太人。他向国王进言。国王也准了，定了当年某日要杀尽所有犹太人。 此令一出，国中所有犹太人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之中，多人禁食，披麻蒙灰，向天哭诉。末底改自己不能入宫，就托人向以斯帖传话，希望她向国王求恩。以斯帖以多日未蒙召见为由，表示她心存恐惧。但末底改再向她传话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斯》4∶14） 以斯帖於是要国中所有犹太人为她禁食三日三夜。然後，她就冒死去见国王┅┅…

如何看待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 刘 澎 基督教家庭教会是今日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客观存在，遗憾的是，许多人对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们的学术会议很多，直面家庭教会问题的却很少，刚才于建嵘教授谈了农村的家庭教会，高师宁教授谈了城市的家庭教会，两位学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对家庭教会问题做了各自的分析，涉及到了许多重大问题，从宗教实证研究的角度上说，非常有意义。不久前，我刚刚完成了一项全国性的大型宗教调查，借此机会我也谈谈对家庭教会问题的一点认识与体会，作为对刚才两位发言的回应。 一、 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成因？—— 内因是决定因素 家庭教会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每一个研究家庭教会的人首先要问的问题。对此，长期以来，关于家庭教会成因有一套比较固定的典型说法——西方宗教敌对势力渗透说，经济文化科学教育落后说，基层政权组织管理薄弱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结合时代发展、社会、人口变迁与地域特点等可增减变化的其他因素，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与具体情况，作为补充原因配合使用。 无论有多少原因，这套说法的关键是“西方渗透”。大量海外资金、书籍资料、宣教士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得以迅速发展。过去30年里，几乎所有关于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因的调查报告、官方文件中都充斥着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家庭教会的成因虽然“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主要是海外宗教势力扶持渗透的结果，各种分析、讨论、文件、报告，从不忘记对这一原因的强调，其对问题的思路基本如此。…

从”内参”到”第一大报” 如果国外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国家大多数公民来说都是秘密，那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国家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曾经，《参考消息》是一份仅限”一定级别”的人阅读的秘密。 　　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报道，是专为各级领导采写和编译的国际国内新闻。这些报道属于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普通人看不到。 　　它叫“内参”，中国一种独特的新闻产品。 　　《参考消息》——这份由新华社主办、目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就曾经是一份内参。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这座大院的记者编辑们，肩负着两项特殊使命——党的“耳目”和“喉舌”，这是新华社成立第一天就被赋予的使命。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参考消息》于同一天创刊。当时，红中社被赋予的任务和功能，是党的“耳目喉舌”。“喉舌”指的是，对外播发宣传共产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耳目”则指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参考消息》的名字，也是在那时出现的。 　　当时的《参考消息》主要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以及少量外文电讯，每期油印四五十份，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层判断形势、做出决策提供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仍然沿袭过去的办法，继续编印出版《参考消息》，只是阅读范围稍有扩大，也不过两三千份。稍有扩大的原因是，领导层扩编，又要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对民主党派高层领导人不能不提供一定的外部信息，以取得政策上的共识。…

作者： 刘义昆 　　近年来，湖北大冶市一些路段“黑的”泛滥，但市民投诉无门。近日，署名“文明冶人”的市民在该市一些路段张贴“寻官启事”，希望以此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有热心网友将“文明冶人”的这一创意发到了黄石当地的东楚论坛上，引起网友热议。 （11月18日《长江商报》） 　　又见“寻官启事”。就在一个多月前，因一根水泥电线杆被大货车撞成两截、悬在空中10天无人管，海南文昌市锦山镇的居民就曾贴出“寻官启事”，呼吁解决。大冶市的 “寻官启事”估计是受到了文昌市“寻官启事”的启发。遗憾的是，文昌市的“寻官启事”被媒体报道后，虽有网友关注、论者抨击，但却未见下文，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让人好奇。因此，大冶市的 “寻官启事”能否还能管用，无疑让人担忧。 　　“寻官启事”的背后，是政府部门低下的行政效率。水泥电线杆存在安全隐患，原本只需要市民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却推脱拖延了10天之久，可见相关部门之拖延；大冶市 “黑的”泛滥已有几年，应该早有市民举报，到现在却仍未解决，可见当地政府部门之无能或懒政。…